民国围城风景变 小女一怒敢休夫

　　记者 王志辉/城市快报

　　从来未有事，那日到津门。民国初年的天津，从来只听说丈夫“休”妻子的，还没听说妻子“休”丈夫的。可在1928年的天津，偏偏有这样一位女子敢第一个“吃螃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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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丈夫“休”了，只是因为舞会上丈夫当着自己的面跪下给他的一名舞伴穿鞋……

　　民国建立以后，社会风尚明显加快了变革的速度。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枢纽城市，民国以后的天津在女性社会时尚方面的变革十分剧烈和典型。一时间，津城里敢于对不满意婚姻说“不”、对传统观念说“不”的女性越来越多……

　　为舞伴穿鞋妻子休了他

　　辛亥革命成功了，天津妇女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也展开了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尤其在恋爱、婚姻、家庭观念这方面的变化十分明显。倡导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小家庭，是此时期的新潮，自由恋爱、宽容离婚、妇女再嫁都成了社会时尚。

　　那个时候，离婚再嫁的情况日益普遍。民国以后，妇女对于离婚不再畏惧如虎，敢于对不满意的婚姻说“不”，把老公“休”掉也是常事。1931年《大公报》载：“近来法庭诉讼，男女之请离婚者，实繁有徒。”

　　1928年6月22日、23日，《大公报》原文刊登了一对离婚夫妇的消息：女方因为不满丈夫的行为，勇敢地站出来，通过法院，把丈夫“休”了。事情的起因只是丈夫剑如在一次舞会上，当着自己妻子孙慧若的面，跪下给他的一名舞伴穿鞋，孙慧若看到后对丈夫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他对自己不忠，见异思迁，提出与他离婚。

　　孙慧若在信中向男方提出要求，希望他善待归男方抚养的女儿，希望女儿能“受到高等些的教育，使她能够自立，将来不必嫁给任何一个男子”。信中她还发了感慨，认为男方是“为了结婚而离婚的”。男方剑如的回信则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护，妻子不满他在舞会上与其他女性交往并替对方穿上鞋子，实际上那只是“欧美的社交场合”中常有的事，并非见异思迁，还把离婚的原因归咎于老人“抱孙子心切”。两封信登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们见仁见智，纷纷发表评论，这些评论充分表现了当时婚姻观念的变化。

　　通信引发婚姻大讨论

　　虽然只是一件简单的离婚案，但由于男女双方在报纸上互登通信，阐述自己的观点，引发了天津各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离婚大讨论”。

　　孙慧若的女友认为，剑如是个伪君子，他当着妻子的面跪着给另一个女人穿鞋，又借父母抱孙子心切来掩盖见异思迁，法院判离，还把女儿判给无耻小人，好好的离婚自由竟成了伪君子的保护伞。她们认为，这件事的错全在男方，不应该不顾妻子的感受就去接近别的女人，而且当妻子提出离婚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一丝反悔的意思。

　　一些保持传统观念的人认为，剑如竟给女人下跪穿鞋，不成体统，但慧若孤芳自赏，又不生子，不要也罢；女人学问高就不听话了。虽然两个人都有问题，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为家族接传“香火”的女人，就应该“休”。

　　接受新思想比较多的归国留学生认为，剑如自称受过新知识的洗礼，其实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抛开给舞伴穿鞋的问题，单单一个“娶妻只为生子”的思想观念，慧若和这种人离婚就是值得。而大学教授指出，离婚自由是社会的进步，但离婚总是消极的办法，剑如和慧若的婚姻只是出了小的差错，用离婚这种消极的办法来解决有些不妥，双方应该慎重其事，各自自省才对。这场沸沸扬扬的讨论体现出离婚自由的确已成为婚俗的一部分，且得到了法律保障和广泛的民众认同。

　　讨论牵出独身现象

　　另外，有学者说，在慧若给剑如的信中提到：希望女儿能“受到高等些的教育，使她能够自立，将来不必嫁给任何一个男子。”也同时说明了当时青年妇女独身现象的出现。20世纪2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城市中出现了独身的现象。独身思想作为一种思潮在社会上颇具影响，一些女性也列身其中。

　　当时的报刊对此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独身者之人数，殆与文明程度成正比，文明程度越高，抱独身主义者越多。”“且独身者大都在智(知)识阶段”；有妇女则提出：“为恢复女权计，为要求一完全自由之人格计；为改造有男无女半身不遂之社会计，非拒绝婚姻而营独身生活不为功也。”有人认为独身是一种偏激行为，不是社会进步的现象；还有人具体分析了女性独身的原因，提出女性的生活环境的种种不如意因素使她们不能找到意中人，迫使她们不得不被迫采取“独身”，所以对于女性独身者，先不要批评她们，而是要“把全副精神，开一条光明的新道路，使社会中的女子先解决她们现在一切的苦衷为最急需”。

　　尽管讨论对独身评价不一，但从中不难看出，那时的社会对妇女选择生活方式的宽容度明显增大了。

　　三呼吁 四反对

　　妇女要顶半边天

　　经过了“离婚大讨论”之后，妇女解放已成为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津城人们又把对女性问题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呼吁、四反对”上。

　　首先提出的就是呼吁女子教育权 女子教育应是妇女的基本权利：“女子受过教育的很少，所以任凭男子如何的压迫。”由于近来“女子受过教育的渐渐多了，从前男尊女卑的态度有些不能忍受”，于是便有了种种的反抗。

　　呼吁废除娼妓 妇女界普遍反对娼妓制度，认为它不仅蹂躏妇女，还是男子堕落和家庭不和的催化剂。天津妇女界和舆论界对此做出了强烈的抨击：“娼妓是社会的病态现象，是人类不可磨灭的耻辱……”废除娼妓的呼吁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呼吁打破片面的贞操观 贞操是中国人较为传统的观念，但这种传统规范只是对女子而言，“从来的女子总是以贞操、以守贞操为自己的最高尚的女德。可是论到男子，无论在什么时期，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贞操观”。对此，妇女界感到愤愤不平，“赶快起来，一起打破这片面的贞操观”。

　　与这些呼吁相比，妇女们提出的四个反对，就更加具体，都是针对传统的不公平和对妇女的伤害而提出的。

　　她们首先提出反对缠足 当时的天津市政府还公布了严厉的“禁止缠足办法”，限令缠足妇女一律放足，特别对30岁以下妇女定出罚则，不遵劝告放足者，将罚款或罚充苦工。

　　反对束胸 高耸的胸部使女性拥有了迷人的曲线，但束胸的习俗曾经风行津城。有人从多方面对这种陋习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从审美角度看，束胸不仅是落伍的观念，摧残天然之美而制造人工之丑，而且影响妇女正常的发育以及血液循环和呼吸，还影响哺育后代。因此，“束胸恶习，必须革除，殆无疑义”。

　　反对旧式婚礼等旧礼俗对妇性的折磨 天津旧式婚礼中的“妈妈例儿”(即老规矩)非常多，后来由于新式婚礼不断被人们所接受，“妈妈例儿”也就越来越少。

　　津城摩登女 时髦十五爱

　　20世纪20年代，随着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以及对旧习俗的批判，妇女的生存环境有了改善，天津妇女的生活时尚向着越来越开放的方向发展。女性的独立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所推崇的人格方向，带动了女性生活新时尚的不断涌现。新时尚是通过许多具体的社会生活新风气体现出来的，津城出现了近代的第一批“摩登女郎”。

　　与封建时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贤妻良母”的传统理想女性形象相比，新的时尚女性越来越西洋化。

　　时髦女子十五爱

　　1927年9月，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用“时髦女子十五爱”来概括女性时尚：“一爱洋钱；二爱住洋楼；三爱坐汽车；四爱看电影；五爱小白脸；六爱写情书；七爱吃西餐；八爱逛游园；九爱看性史；十爱跳舞；十一爱穿玻璃纱；十二爱剪发；十三爱照相；十四爱穿高底鞋；十五爱买粉纸。”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来，当时的时髦女性基本是西洋风气，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当时逐渐发达的传播媒体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报刊、画报上女性形象西洋风气十足。而电影对社会时尚的影响更大。20世纪20年代电影在中国城市中开始具有影响，30年代有声电影问世后更是繁荣，电影中大量的西方社会生活女性形象成为天津妇女效法的对象。

　　新潮发式赶潮流

　　据史料记载，近代以后，受生活节奏加快和西方妇女发式的影响，女性的发式彻底抛弃了传统。在天津，女子剪发也曾风行一时。民国建立以后，男子剪发被强令实行，对女子则没有提出发式的要求。后来女子发式出现了一些过分讲究的样式，受到批评。在这期间，天津妇女界还推出了“剪发运动”。天津妇女剪发的越来越多，剪发被视为新女性的象征。当时的天津政府也顺应潮流，发布剪发的法令，还组织“剪发队”上街劝导，推行妇女剪发。

　　服饰翻新求新款

　　据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何志华介绍，天津女性的个性在民国后首先在服装上显露出来。20年代的女子装饰令人耳目一新。女学生为主的知识界掀起了一股“文明新装”风，她们身穿蓝或月白色的新式旗袍，倡导不戴头钗、耳环、手镯、戒指。同时，身着倒大袖袍(秋瑾袍)衫、黑长裙、白线袜、黑偏带布鞋，一条长辫或齐耳短发，显示着新青年的风采。

　　还有反映天津其他各界妇女服饰的《竹枝词》载：“鞋爱高跟走几遭，全凭衣服见时髦。”(天津《妇女月刊》)这一时期新式时髦服装层出不穷，成为了天津女性追逐的时尚。有人惊呼，现在男女的衣服，差不多几天就要变更一次，不要说十几年前的衣服，就是上半年做的，下半年就不时兴了。在当时天津的报纸杂志上，这方面的内容比比皆是，衣服、鞋、帽的时髦样式不断翻新，“新杏”、“鲜荷”、“绿波”、“白李”———仅是这些名字就很吸引人，其款式更是多彩多姿。此外，报纸杂志还及时地介绍女帽、女鞋的最新潮流，欧美当年流行的女鞋式样也会很快介绍到天津。

　　女子解放 潮流使然

　　据天津社科院罗澍伟教授介绍，中国的妇女解放思想从清晚期出现，直到民国以后才真正在社会上具有影响。社会各界(主要是知识界)呼吁男女平等，对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进行猛烈的抨击，显示了妇女思想解放的成就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天津在清晚期以来女子教育取得不凡成果，天津的近代女子教育是国内领先的水准。近代天津首倡女学的是严修，至1911年，在天津有官办女子小学11所，还有数量众多的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等。另外，由于天津自开埠以来，西方的各种事物不断地对天津社会产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天津的民众对女性呼吁平等的要求就比较宽容和理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环境相对宽松，妇女解放观在社会上的传播也较为迅速和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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