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8月22日电 记者 张伟 1992年6月10日，两位身穿白衬衣的年轻人来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接待室，拿出3000元钱，却不肯留捐款人姓名。那天，在工作人员张培明一再坚持下，他们才留下“一位老共产党员”7个字。

　　张培明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还带着一丝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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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他介绍，两个年轻人离开时，坚决拒绝他跟出门外。张培明认为其中有蹊跷，于是请他的同事甘东宇悄悄跟踪，记下了两人的车牌号码。他还记得，之后，这两个年轻人又来到这里，捐了2000元。

　　“青基会”宣传总干事王汝鹏说，如果当时没有多个心眼儿，可能这件事就永远都不会被公众知道了。他们通过多方求证，最后得到一个消息：那辆车，是小平同志的生活用车。

　　王汝鹏回忆说，邓小平捐款的事公开之后，“青基会”接受的捐款数额和笔数剧增。

　　他告诉记者，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派人送来了捐款，而民间的捐款数额和笔数也显著增多。他们专门组织了15个人，一天到晚负责向电脑中录入捐款人信息，还人手不够，又向附近的部队求助，请人来帮忙。

　　在王汝鹏的记忆里，这样的情况之前有过一次，那是1992年4月，小平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之后，引起国人对希望工程的极大关注。王汝鹏感慨地说，那一段时间，是希望工程接受捐款最多的时候，最高领导人的关注的确给全国人民“带了很好的头”。

　　1994年6月，《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邓榕来到中国青基会，向希望工程捐款1.5万元，用以资助山东沂蒙山区50名失学儿童。

　　小平一家对于希望工程的支持，时任“青基会”宣传部副主任的王旭东有着更多的感触。说起邓小平的孙女羊羊在他手下做志愿者的事情，往事犹如历历在目。

　　事情起于1997年的一次演出，羊羊的母亲邓榕找到他，表达了让羊羊做志愿者的希望。经请示，羊羊被分配在宣传部做了一个“小兵”。

　　他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的羊羊：高个儿，笑眯眯的眼睛，短头发，第一次来就走错了门。王旭东说，羊羊当时正准备上高中，很单纯，也很直率，曾经因他爱耍贫嘴，在黑板上画漫画抨击他。

　　王旭东和王汝鹏都说：小平一家，包括羊羊，对这样的事情都很低调，不喜欢到处宣扬。

　　王旭东记得，羊羊刚来不久，就带来了奶奶卓琳捐的1万元。第二天，即8月23日，工作人员告诉王旭东，有个高个儿小女孩儿来捐了8000元，落款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后来知道那个年轻的“老共产党员”就是羊羊。这些钱后来成为启动“三辰影库”的第一笔基金。

　　羊羊同情孤儿，曾经到大同的孤儿学校和孩子们呆了一个星期。此后，羊羊还曾经帮他们的义演“推销”门票。演出那天，羊羊和她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很多人都来了。王旭东说，想起来，他现在仍然很感动。

　　从羊羊嘴里，还“泄露”出许多有趣的故事。卓琳同志当时总是换着不同的名字捐款。小平的一大家人喜欢在一起聚会，羊羊笑着说，奶奶卓琳总是指着不同的人问，你捐了没有？你捐了多少？俨然一个希望工程老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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