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日前有个报道很有意思，说马德案之后，绥化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马德在台上时，让谁上，谁上；马德被查办后，让谁下，谁下。”而随着查办马德掀起的廉政风暴，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官员已成为“高风险职业”。绥化市第一次以常委投票方式产生的某县县委书记，到任半年就离职“改行”。个中原因，据知情人透露是他觉得“风险太大”“太可怕”。
这个总结让我不禁喝彩！
“升官发财”，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即使升官不发财，至少也是和高特权高威风高优越感等高人一等的生活质量有关，就像穷人只知道金钱的好处而没有机会发出金钱是万恶之源的感慨一样。只是，我没想过现在居然还和“高风险”也挂上了钩。虽然，我早就习惯了“不相信”三个字，无论看报纸还是看电视，无论出来风光的是大官、小官，还是企业家、明星，我都有种“别看今天威风，不定什么时候就进去了”的不信任感觉。不是我成心诅咒人家，实在是我们活在茫然中，不知道该信什么信谁好，因为似乎谁也没有让别人信服的充足资本。
问题是，官员是怎么成为高风险职业的呢？风险高在哪儿？可怕在哪儿？
很简单，只要把官员、高风险、高风险职业分别研究一下，就不难理解了。
提到高风险，人们容易想到的总是股市；而高风险职业，公认的也首推矿工。现在，把股市和矿工相加，然后让结果等于官员，答案自己就泄露了秘密：首先，得高投入；然后是高产出；接着，是漆黑操作，辛苦赚钱；然后是瓦斯爆炸……简直太形象了！
以前不管多少官员前仆后继倒下了，依然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人补上来，因此，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这始终是一个回报远远高于风险的行业。我前天下班打的回家，司机是广东人，跟我感慨，他有一些老乡在海关工作，“他们的日子没有以前好过了，总有当兵的在身边，没什么机会收红包了”“当官也没什么意思了”。现在，终于有官员也站出来认为风险太高不值得做下去，而官员问责制也出台了。当下至黎民百姓上至政府官员都开始意识到，当官的暴利时代已是强弩之末，而判刑坐牢却风起云涌的时候，表明腐败终于快到头了，反腐败也终于看到一点曙光了，怎么能不喝彩呢？
当官员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时是一件好事，至少目前是这样。因为首先，它是“职业”了，以前我们一直以为它是权力和国家机器呢，现在给打回原形了——既然是职业了，我们也就不用跟他们西装领带地客气，就可以跟他们理论理论职业素养、职业操守、职业道德、职业贡献了。其次，他们的职业风险也将马上名正言顺地降下来，因为官员的风险大多来自经济贿赂，而不是政治斗争——即使政治上有小帮派的权力斗争，也往往是被人从经济上下手的。因此，只要自己干净，再加上机制上的问责多一点、周密一点，犯错误的机会就没那么多了，风险也就自动降低了，即使跟错了人站错了队，顶多也就是一个升不上去或升得慢点，属于一般行业风险。
另外，我们不用担心捞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人愿意干了，“学而优则仕”从来就流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里，中国也从来不缺“铁肩担道义”之人。本来官员就不应该和捞好处联系在一起，而是和优秀的品质联系在一起，比如，廉洁正义、奉献牺牲、勤奋上进；不应该和高风险联系在一起，而应该和高洁的情操、高超的智慧和能力联系在一起，比如，远大理想和目标，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时代参与感、成就感。时代进步了，“升官”的内涵也应该与时俱进，不应该再和“发财”匹配了，应该和责任义务相结合。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社会才会完整进入文明，国家才能迅速进步发展。否则，就不配为官，就应该让他们一路风险到狱里去。作者系《凤凰周刊》资深编辑
当官成为高风险职业 官员问责冲击太平“官念”
马德案之后刮起廉政风暴 官员成为“风险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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