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刊记者刘新平

　　陈松档案：

　　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化学系，同年，分配到公安部工作，现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法医物证鉴定处副处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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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负责国家八五攻关项目“DNA扩增技术在法医学上的应用研究”，国家九五重点推广项目“DNA指纹技术的 推广应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法医DNA芯片技术的研究”等重大科研项目，获得了一批优秀科研成果，并积极投身 打击违法犯罪的斗争，为大批重大疑难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线索和科学依据。

　　1999年，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2001年，享受公安部部级津贴，同年，被评为2000～2001 年度中央国家机关杰出青年。

　　刑侦队长的犹疑

　　2000年初春，东北某地一个村庄里，一位少女被歹徒强奸后残忍杀害。两个月后，少女的尸体在一片树林里被人 发现。

　　当地公安局立刻组成了以刑侦队长为组长的侦破小组。通过排查，侦破小组确定了一份30名嫌疑人的名单，然后将 这30人的血样与从被害少女体内提取的罪犯所留精斑一起送到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下午4点，鉴定中心副主任医师陈松接过了检材。

　　一夜忙碌，第二天早晨，检测结果出来，30个嫌疑人被统统排除。

　　侦破小组扩大了排查范围，将村里15到50岁的男性都列为嫌疑对象，并以地方病普查的名义，取得了嫌疑对象的 血样。

　　近百个血样再次送到物证鉴定中心。

　　陈松在实验室里熬了整整两天两夜。DNA提取、扩增、遗传分析，最后得出了所有嫌疑人的数字DNA及其图谱， 并且与罪犯所留精斑作了仔细的比对。当他走出实验室，马上告诉一直等在外面的刑侦队长，说真正的罪犯就是其中一个叫“ 李岳”的嫌疑人。

　　“李岳？”刑侦队长瞪大了眼睛，“不可能是他呀！”

　　“为什么不可能？”陈松问。

　　“这人今年23岁，没有任何犯罪前科。高中毕业，温文尔雅的，在村里口碑一直都很好。村干部说从来都没见他跟 别人红过脸。陈老师，你肯定他是罪犯吗？”

　　“我对所有人的血样都做了DNA检测，结果是，只有这个李岳的血样DNA碱基序列与罪犯所留精斑的相应碱基序 列完全重合——你现在尽管回去抓人；我相信我的检测结果是准确的。”陈松说。

　　刑侦队长回到局里，办理了相关的手续，但赶到村里时却扑了个空，因为李岳几天前到深圳打工去了。前往深圳抓人 ，一来一往的差旅费显然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局里的办案经费本来就很紧张，而如果结论有误，最后的事实证明李岳是清白 的，那这笔费用不就白花了吗？——想到这里，刑侦队长犹疑起来，又给北京的陈松打电话，说自己心里实在是没底。陈松听 了就笑：“你这个老刑侦怎么也犯起迷糊来了？你怎么就没有想到他很有可能是畏罪外逃呢？事情明摆着，他为什么会在你们 取完血样后就急匆匆地外出打工呢？我想他肯定是意识到了什么。所以，我的建议是，你不应该再犹豫了。”

　　刑侦队长听陈松说得有理，于是下决心赶往深圳。几经周折，终于在一家木器加工厂发现了李岳的踪影。刑侦队长视 线里的李岳着装整洁，脸上阳光灿烂的，而且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言谈举止也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这样的人怎么会是 罪犯呢？刑侦队长再次犹豫了，于是在正式抓捕前，又给陈松打电话：“对不起陈老师，我还是想问你一下，你的检测结果肯 定不会有问题吧！”电话里，陈松作了肯定的回答。

　　那天中午，刑侦队长带着两名刑警走到李岳面前。出乎刑侦队长意料的是，李岳原本阳光灿烂的脸，瞬间变得苍白如 纸，并且喃喃地说了一句：“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审讯室里，李岳坦白了一切。

　　刑侦队长很快将结果电话通知了陈松，“陈老师，谢谢！”刑侦队长说。

　　特别证人DNA……

　　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简称，是存在于生物细胞中的遗传物质。由于个体间的DNA差异及遗传规律，DNA鉴定 在侦查破案和司法审判领域中具有极高的识别率。所以，有人将DNA称为“特别证人”。

　　DNA技术的首次应用是在1985年4月：一个加纳妇女加入英国国籍后，想让她最小的儿子移民英国，但移民局 官员认为有可能是冒名顶替。最后，DNA问题专家吉弗瑞斯教授为其作了亲子鉴定，证明了这个加纳小男孩与其母亲的血缘 关系。不久后，也是在英国，人类历史上开始第一次使用DNA破案——在一个小镇里，一位年轻的姑娘被人奸杀后抛尸郊外 。通过对作案现场和作案手法的分析，警察觉得这一案子与1983年的一桩奸杀案相似，怀疑乃一人所为。小镇附近有一家 精神病院，一个精神病人向警察自首说，1983年的案子是他做的，但又说后一个案子肯定与他无关。警察有些头疼，就想 起报纸上关于吉弗瑞斯教授利用DNA作亲子鉴定的报道，于是请教授帮忙。吉弗瑞斯利用在两个受害者体内取到的罪犯精液 ，提取出了DNA，检测结果认定了两个案子确系一人所为，而精神病人的DNA与罪犯毫无相似之处。警察于是痛下决心， 以义务献血的名义对小镇所有成年男子的DNA进行检测。先后做了4000多例检测，却毫无结果。就在警察快要绝望的时 候，有人来报案，说镇里的一个面包师酒后告诉别人，他没有真正献血，而是让别人冒名替他献的。对面包师作的DNA检测 结果证明，他就是那个真正的罪犯……

　　在DNA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美国无疑是最舍得花本钱的。1992年，美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专门成立了“法医科 学中的DNA技术”委员会。1993年，国会通过的反犯罪法案中，拨款给司法部五年4000万美元以改进法医DNA技 术。而辛普森案件，是“第一个全美广为传布DNA证据用于法庭的案件”。科学家借用这一轰动美国的案件，使美国民众知 道DNA鉴定是怎么一回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场科学普及的“运动”，专家的关于DNA分析的陈述，被认为是一 场最为精彩的科学教育报告，几亿人听取了这个陈述。

　　美国总统历来绯闻不断。新近的关于克林顿与一个女士的私生子的问题就是以DNA解决的，因为后来的DNA检测 ，明确排除了克林顿的嫌疑，美国的媒体因此调侃说，“克林顿是DNA技术第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我国的DNA技术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刑事犯罪的侦破活动中。而年轻的陈松， 则是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专家之一。

　　一滴血与五根B型毛发

　　当1985年英国的吉弗瑞斯教授利用DNA作出亲子鉴定并且帮助警察首次成功地抓获罪犯时，陈松还是上海复旦 大学生物化学系的大一学生。那时，生命科学正是一个热门的学科，破译生命起源的奥秘，成了每一个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人 最大的奋斗目标。

　　当然，那也是陈松的目标。

　　那时的教科书上，几乎没有任何关于DNA用于刑事和法医实验的论述，所以，陈松完全不知道在遥远的英国，有一 个名叫吉弗瑞斯的教授，不知道DNA既可用来作亲子鉴定，又能用于具体的破案。然而，陈松没有想到的是，1989年大 学毕业后，自己竟然被分到了公安部第二研究所的DNA课题组，从此与公安、与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的事业联在一起。

　　没有分到某个科研单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让陈松多少感到有些失落，但他最终没有逃避命运对自己的选择。这或许 应该感谢DNA课题组的一位老专家。记得在刚刚进入课题组的时候，那位老专家跟他说过这样一番话：“在刑侦领域，以前 传统的血型鉴定只能排除不能认定。如果罪犯的血型是A，嫌疑人是B，则一下子可以排除。但如果嫌疑人的血型也是A，却 不能认定，警方也仅仅只能将其作为嫌疑人，因为无数人的血型是A。但DNA在确认罪犯上却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DN A在未来的法医物证和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听了这番话，陈松立刻想到了神通广大、足智多 谋、往往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破案线索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是，福尔摩斯费尽心力，通 过勘察现场和缜密地分析、推理得出来的结果，在DNA而言，却只需一个简单的检测和试验——DNA，多么神奇的物质啊 ！陈松赞叹着，他甚至为自己能分到DNA课题组而感到庆幸了。

　　陈松从此开始了他利用DNA的检案生涯。迄今为止，他已经成功地检案1000多起，许多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 案件都是通过他的DNA检测一锤定音的，如郑州银行抢劫案、山西定襄县特大杀人案等。而有些案子则从此留在了他青春生 命的记忆里。

　　1998年4月21日，在渤海湾石油码头大修的一艘某国拖船的水域下面，发现了该船大副罗曼的尸体。天津警方 接到报案后，立刻介入调查。在有重大嫌疑的该船水手长的房间里，他们除提取到死者罗曼的血样，还提取了一滴血型为A型 的血迹。根据推理，这滴血迹显然是罪犯留下的，但水手长提供的船员证显示，其血型是B，因此，他的嫌疑可以排除。

　　5月9日，除水手长外所有船员的血样被送到陈松所在的鉴定处。整整两个通宵，经过ABO和THO1位点扩增片 段长度多态性检验，这些船员全部被排除。难道凶手会从船上飞走？这个结论不成立；因为全船人员除了水手长的血型，都已 经送检，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水手长提供的船员证是假的。

　　据此推理，警方采集了水手长的血样送检。陈松很快给出了结论：水手长DNA基因型与现场提取的那滴血完全吻合 。至此，一桩跨国谋杀案水落石出。

　　也就是在同一年，浙江省余杭市连续发现高度腐败的裸体女尸。余杭市公安局先后两次将相关的案件检材送到鉴定中 心，陈松以测定线粒体DNA高变区序列的方法，排除了所有嫌疑人，为警方破案划定了新的方向。不久，刑侦人员发现了一 位名叫李明的犯罪嫌疑人，但李明拒不承认。陈松经过细致检测，认定先后从现场提取的五根B型毛发，与李明的DNA序列 一致。在科学的结论面前，李明承认了强奸、杀人、抛尸的犯罪事实。

　　让DNA说话……

　　陈松迄今所检测过的1000多件案子，多为凶杀、强奸、碎尸等重大刑事案，而且每个案子的检测在时间上都有急 迫的要求。所以，每次接到检材，陈松都会一头扎进实验室，不管不顾地开始检测工作，直到结果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他几 乎很少过问具体的案情，于是他的工作也就很难带上些感情色彩。事实上，他接手的案件本身大多充满血腥和罪恶，最后的结 果也都是冷冰冰、硬邦邦的一组数字和图谱，想要陈松生发些温情出来，自然很难。

　　不过也有例外。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专项“打拐”斗争，作为技术专家组成员，陈松参与了“建立失踪儿童 及其父母DNA数据库”的工作，并负责公安部“打拐DNA数据库”的建立。期间，他一共检验了1.4万多个样品，最终 为233名被拐卖儿童找到了亲生父母。

　　也许很多年之后，陈松还会想起那对来自江西的夫妇。他们的儿子在3岁的时候被拐卖，整整五年时间里，他们没有 一天停止过对孩子的寻找。在湖北某地，他们发现了一个被拐卖的男孩，酷似他们的儿子，但当地公安部门通过检测，否定了 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那对夫妇不服，认为其中有问题，就坚持到北京重做检测。但陈松的检测结果与当地公安部门完全一致 。拿到检测报告，那对夫妇抱头痛哭，观者无不动容。

　　但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当陈松将那对夫妇的DNA录入数据库时，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图谱与福建公安厅数据库里一 个失踪男孩的相同。揉揉发涩的眼睛，陈松马上进行比对和复检，结果让他大喜过望。他立刻将好消息通知了那对夫妇。两个 星期后，那对夫妇带着久别重逢的儿子专程来到北京，向陈松和陈松的同事表示感谢。看着父母和孩子真情流露的笑脸，陈松 的心里涌动起一股温情的暖流，眼睛不知不觉间湿润了。

　　“DNA当然不会开口说话；让它们说话，那是我的工作和职责。看着一个个罪犯因为我的检测结果而俯首伏法，看 着一个个孩子重新投入他们父母的怀抱，我真的觉得，我的工作是神圣和崇高的。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想我会毫不 犹豫地再次选择我正在从事的工作。”陈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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