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北岛

　　我刚收到寄自布拉格的明信片：“辛格(Singer)说：生命是坟墓上的舞蹈。让我们相见。你的美国叔叔迈克(Michael)。”明信片是张带有怀旧情调的黑白照片：一杯咖啡旁放着一朵野菊花。上面印着英文“地球书店兼咖啡馆”。典型的迈克风格。大概他此刻就坐在布拉格这家英文书店，呷着咖啡，在黑白的忧郁情调中等待他绚丽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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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迈克是1985年在荷兰鹿特丹诗歌节上认识的。

　　那是我头一回出国，语言和文化上的时差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但迈克忧郁的眼睛让我记住了他的话，他要请我第二年春天到伦敦朗诵。我果然如期来到伦敦，在市中心最热闹的考文特花园的一个小剧场朗诵。和我同台的是一位罗马尼亚的女诗人，可在最后一分钟才得知她的政府不肯放行。迈克站在聚光灯下，挑选着词句，委婉地批评了齐奥塞斯库政府，他不想给这位女诗人带来麻烦。散会了，迈克把我带到酒吧，介绍给他的同行们。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凑够请我来的经费，他就像卡夫卡小说里的主人公，去敲开一扇扇官僚机构的门。

　　迈克长我3岁。他70年代初从美国搬到伦敦，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染上了一口伦敦腔。为什么离开美国?他在一次访问中这样回答记者：为了寻找诗歌上的精神家园，像前辈诗人庞德、艾略特那样。可大英帝国并未向这位孤军奋战的美国骑士致敬。

　　他请我到他家做客。他们的生活，按英国人的标准算得十分清贫了，但仍保持着一种读书人的尊严：书在家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他在区图书馆有一份半日的差事，勉强养活四口之家。他的夫人汉娜是波兰人，精明能干。小儿子刚出生，大儿子嘎比四五岁，有着同龄的孩子没有的谨慎。我想这个小迈克多少反映了他父亲的窘迫：用刻板的小职员的生活来捍卫他的诗歌世界。谈起诗歌，他的眼睛湿润了，言辞也变得犀利起来，这无疑才是当年来伦敦闯天下的迈克。

　　与英国有缘，赞助这次活动的英中文化协会请我到杜伦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1987年春天，我和妻子带两岁的女儿来到英格兰东北部的幽静的大学城。这里低头看书，抬头看著名的大教堂。我有时去伦敦办事，顺便看看迈克。出于中国人的礼貌，我也请迈克有空到杜伦来玩。没想到迈克竟全家出动，应声而至，让我们有点惊慌失措。我们比他们更穷，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床招待客人。好在穷人间并不嫌弃，没床就打地铺。离开伦敦，离开那个临时图书管理员的位置，迈克变成一个可爱的梦想家，他有很多关于诗歌的计划，向我这个惟一的听众娓娓道来。在邵飞两次做饭的间歇，也被他拖进梦想的行列。他坚持要邵飞为他的第一本诗集配画，一家爱尔兰的出版社正在恭候巨著的诞生。那昏天黑地的诗歌的梦想穿插着孩子们的哭喊。第三天早上迈克一家走了，我连书也不看了，只看大教堂。

　　离开英国，我们又去了美国，回到中国，接着是多年的漂泊，我中断了和迈克联系。1990年春天我到英国朗诵，在伦敦试着给迈克打了个电话。迈克愣了一下，惊呼起来：“我的孩子，你在哪儿?我一直在找你!”对一个在街头电话亭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来说，这话的分量太重了，我不禁流了泪。我们约好在一家餐馆见面。迈克又是全家出动。坐下，他紧紧盯着我，眼镜后面聪明而忧郁的眼睛布满血丝。他明显发福了，看来年龄和家庭压力正在逼他就范。不，另一个迈克在说话。他愤世嫉俗，大骂英国诗歌界的堕落和势利，让我吃了一惊。

　　我问起邵飞为他配画的那本诗集，更让他生气：出版社毁约了。看来这个世界成心要毁掉一个诗人。我们这对难兄难弟在倾泻了对世界的所有怨恨后，突然沉默了，喝着杯中的残酒。我看着他的儿子，提议去买两本书给他们作礼物。进了附近的一家书店，迈克的表情变得明朗起来，像被内心的灯照亮。他为他的两个儿子各挑了一本书，让我签名。他叮嘱嘎比要好好保存，仿佛这不是本书，而是他的精神遗嘱。嘎比抬头看看父亲，看看我，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一别又是几年，我偶尔收到迈克的明信片，都是简短的，跳跃式的，像诗歌笔记。他的字迹小得几乎消失。我请他用打字机，他最后屈辱地接受了。他把愤怒和绝望诗意化——诗越写越好，每个词都获得了重量。

　　九三年我在荷兰，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兴奋地说，应该热爱生活。接着告诉我他不在图书馆里混了，而成了布拉格国际书展的主任，公司设在伦敦，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也就是说，他下海了。我真心为他高兴，这也许能让他在吞噬灵魂的官僚体制外透透气，至少他可以用“公家”电话跟我聊聊天。我搬到美国，早上总是被来自伦敦的免费电话吵醒。他的话题跳来跳去。除了诗歌，他开始抱怨工作，抱怨老板和同事，然后转而抱怨他的老婆。汉娜几乎成了魔鬼，要控制他的生活，控制他的写作。我闻出家变的味道。

　　九五年春天，迈克坚持要我参加他主办的布拉格国际作家节，但又无法负担路费。我有生头一次自费去朗诵。能看得出来，迈克真心地喜欢布拉格。几乎每天晚上他带我去迪斯科舞厅，但我嫌太吵。在心惊肉跳的节奏中，迈克告诉我，他在伦敦暗恋上一个捷克姑娘。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又告诉我，国际书展的主办权已被捷克人夺去，他们公司只好改行搞服装展览。我安慰他，至少他能整天和漂亮姑娘在一起。

　　同年夏天，我从巴黎坐火车通过海底隧道去伦敦，正赶上迈克的生日。他请我参加他的生日宴会。我带着一条法国名牌领带和一瓶波尔多红酒，和住在伦敦的诗人胡冬一起赴宴。迈克已经和老婆分居，等着办离婚手续。他在伦敦北郊的富人区租了一个相当舒适的公寓，后窗临湖，晚霞铺在水面。家中并没有别的客人，孤独的迈克。我们打开一瓶红酒，为他的生日干杯。酒后他的话多起来，抱怨汉娜通过离婚抢走了嘎比，还要进一步敲诈他。在我们去饭馆前，他给嘎比打了个电话。他告诉儿子，北岛在这儿。我又想起我这个精神遗嘱执行人的角色。

　　迈克失业了，他决定搬到布拉格去。这从美国出发的旅行，经过伦敦，最后终于抵达欧洲的中心，历时25年。他的旅行速度远远赶不上跨国资本对梦想的覆盖速度。布拉格已经越来越商业化，他又晚了一步。再说，嘎比怎么办?

　　前年年底，我和迈克在迈阿密海滨的遮阳伞下喝啤酒。这是我们头一次在美国见面。他的老父亲就住在附近。我突然问：“你不想搬回美国吗?”“不，这不再是我的家。我没有家，像你一样。”他笑了。

　　黄家驹：除了天才，还能说什么

　　- 文 刘卓辉

　　一转眼十三年了。应该是1991年的一个晚上，在我们一帮文艺青年经常聚集的咖啡厅，我最后一次碰见家驹。我们没有事先约定见面。那时，我们一帮人有空都会去那，遇到谁就跟谁坐到一块谈天说地。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先到，家驹一个人后到。他一坐下就说起Beyond乐队准备去非洲的事。

　　之后我们有两年没见面。我在北京做大地唱片，工作很忙。Beyond进军日本市场，家驹长期住在那里。在北京的时候，通过他们的经理人、我的好朋友陈健添，寄来家驹作曲的原始小样，只有他哼着的旋律和吉它伴奏。我写了跟他合作的最后几首歌《长城》、《农民》和《情人》。最后一次见到他，就是两年后他出殡的那天。

　　我第一次知道Beyond是在1983年3月6日。那是在香港艺术中心举行，由《吉它杂志》(主编是黑鸟乐队的郭达年)主办的乐队比赛。这个日子我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我当晚看到一个美女观众，后来竟然在街上重逢而发展为一个暗恋故事，让我日后为张学友写了多首情歌去怀念她。那次比赛，Beyond以一首progressive rock(前卫摇滚)风格的作品《Brain Attack》(脑袋侵略)得了冠军。

　　1985年，我的朋友陈健添正在经营一家独立制作的唱片公司，当时租住在我家。有一天，我问他知不知道有个乐队叫Beyond的，他说不知道。我告诉他Beyond不错，过几天有演唱会(就是那个在坚道明爱举行的“Beyond再见理想”演唱会)，可以去看看。我也在1986年参加了一个填词比赛得了冠军，就是1988年夏韶声演唱的《说不出的未来》(原曲是李寿全作曲/演唱、李大春作词的《未来的未来》)。就是这个缘故，陈健添找我帮Beyond的下一张专辑写了《现代舞台》(1986)，开始了跟家驹的合作。而第二次合作的《大地》(1987)，让大家初尝成功的果实。

　　1988年夏天，刚刚冒出头的Beyond到北京举行了两场演唱会。我因为到过两次北京，有幸作为导游被他们邀请同行。当年，一个唱粤语歌的乐队，能到北京首都体育馆开演唱会，从各方面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我的推荐下，家驹准备唱崔健的《一无所有》，我也临时写了《大地》、《旧日的足迹》的国语版。听家驹说，他们走台时，崔健去看了。不过以家驹当时的普通话水平，相信大家很难聊到一块。那趟旅程，我和家驹同住一室，让我发现男人原来也可以有很多美容用品的。

　　很多记者问我，怎么跟家驹合作的。其实在为他填词的六七年里，我从未直接和他联系过关于写歌的事，一般都是通过经纪人、唱片公司和制作人。我每次把歌词用传真机发出后，都不会收到任何人的回音。我常想，如果家驹不会写词，不是英年早逝，我们合作到现在，我应该可以赚很多很多版税。

　　那夜在咖啡厅，他说要去非洲。我问去非洲哪里，他说去非洲首都。我当时一笑。他为什么去了肯尼亚，回来就能写出《光辉岁月》、《Amani》？除了天才，还能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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