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大卖官案主角马德其人(2)

　　马德其人

　　粗人马德

　　原绥化纪委书记周玉岩从1978年到绥化地区工作到1996年离职，包括现在在市机关工委任职，已在行署街工作了二十多年。对于政治生活渐行渐远的他来说，马德是他在绥化共事的第七、八任当地一把手。在他印象中，马德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他跻身权力的高峰时，针对他的怨言和传言也达到了高潮，“反映马德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马德在办公室里坐着，来电话不接，来人敲门不开;马德下到县里工作，有时候打麻将、赌钱、找女人;第三就是马德卖官。”

　　绥化没有支柱产业，市级财政只有1.9亿元，还有两个国家级贫困县。

　　马德的办公室在行署街上的市委大院里的主楼，市委大院里的人称之为“书记楼”，这栋五层高的楼气派不足威严有余，它90年代建起来后就大体形成了市委大院的四合院格局，三楼居中的窗户后面先有绥化地委书记赵洪彦在这里办公，然后是马德。这里也就成为往来的百姓颇有点神秘地观望的所在。赵洪彦进来办公不久，大院里的球场被划上了道，做了停车场，过去人们经常打打招呼的领导就大部分坐在车里在大院里进进出出了。

　　在赵洪彦时代，马德在市委大院前有过一次公开亮相，这一次亮相颇具戏剧性。市委的一个工作人员回忆，事情发生在马德正式接任市委书记之前的1999年夏，“马德那时是行署专员，他的办公地点在那边的行署。结果那天原来的四十一厂(木材加工厂)的退休职工来了很多人上访，他们拿着凳子，满满地坐在行署大门前。马德看进不去了，就坐着他的专车改道到这里，我估计他是来找当时的地委书记赵洪彦。”

　　绥化的一位市领导解释事情的背景说:“前些年绥化上访的比较多，这形成一个特点是市里的领导们出门办公的很少。当时上访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工资问题、农业合作基金会问题和选择哪个菜市场的问题。”

　　上访的人在马德前往后来的市委大院前也已经有一部分人围在这里，因此，当马德的司机把车窗摇下来说“马专员要进院”时，工作人员怕开门放行上访者也趁机进院，就拒绝了。马德只得推开车门走下来，然后人们听到“嘭”地一声响，马德狠狠地摔上车门，在有些发呆的人们注视中走进大院。当事人说，现在回忆起来还能感到心里那猛地一哆嗦，然后是马德的背影:一个1.7米多身高、发胖的中年人。

　　同在领导班子共事的人描述马德的举止是“粗俗”，对下属来说，就是“粗暴”。抛掉为官的背景，马德在多数场合下倾向于“率性而为”。因此，当周玉岩听到“马德在办公室里坐着，来电话不接，来人敲门不开”的反映时并不太吃惊，有一个民间描述说，曾有一个局长在下午上班时来找马德，敲了一次门没敲开，就问马德的秘书，得到证实马德在屋，就又过去敲，结果惹恼了马德，他站在走廊里开始破口大骂。

　　在马德出任牡丹江市副市长过程中主管他的市领导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官方描述:“马德在班子里一般工作都能完成，但是在从严要求自己方面不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外出不请假。有一次我们开市长办公会到处找不到他，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秘书长也不知道。后来他回来后到我屋里去检讨，说他到下面去检查工作了。”

　　马德率性而为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发生在绥化撤地设市的关口。1999年12月，国务院批准撤销绥化地区，设立地级绥化市。2000年6月14日，绥化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检委有一个撤地设市揭牌仪式。当事人说:“在纪念大会后还有一系列活动，之前有关市领导都向马德作了汇报。结果在这一系列活动需要马德出现时，马德就消失了，说是他到下面的安达市去了，可谁都找不到他，他的手机、秘书的手机和司机的手机全部关机。领导都急得团团转，还不敢去报案，记者们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那儿干等着。结果马德两天以后才出现，所有的活动也因此推迟了两天，搞得工作人员都怨气冲天又敢怒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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