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大卖官案主角马德其人(3)

　　做秀与权力

　　去掉为官的背景，马德是一个“粗人”，放在官僚体系里，马德的不拘小节工作粗放在某种程度上却反而成为马德为官的投资之道。

　　最被人看中的是马德在1998年松花江发洪水时的表现，一位绥化现任市领导由此评价说:“马德身上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他身上是荒于正事，但马德在一些具体工作上还是能吃些苦的，你可以看成这是他往上走的投资。”

　　“当时肇东沿岸68公里江堤非常危急，马德是前线防洪总指挥。第三次洪峰来时，马德在牡丹江开省委工作会议，因为松花江、嫩江两江洪水汛情危急，会没开完就散了。马德赶到江堤上，到那儿时已经是下午，情况非常紧急，大伙儿都在用装土的丝带子加固堤防，当时是专员身份的马德也跟着连扛带码。马德个头不高，但是身体素质很好，这样强度大的体力工作使在场的很多副职都受不了了，我们大家经常要直腰休息一下，只有马德腰都不抬一下。”

　　马德这样绝不是做秀。马德的同僚说，“马德不会做秀，他缺乏这方面的头脑”。但他正是靠这样的表现坐稳了位置。

　　马德还有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画面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当事人回忆说，2002年3月末，他出事前的几天，绥化海伦市和相邻的绥棱县的半山区发生大火，“马德是市委书记，我是副专员，他去海伦我去绥棱，我向他报告。我们一起研究该怎么部署”。两个人各自忙着各自的火情，只是通通电话，这时，马德在海伦市救火的情景被电视台的记者录下来播出了，“他拿着灭火器，和消防战士一起冲在前面”。

　　放在权力的背景下去考虑马德的种种身先士卒的表现，恰恰是马德的这种选择使他获得了足够可供使用的权力认可。

　　马德在绥化被认为是主要的政绩来自农民合作基金会。一位原绥化行署副专员说:“马德从1997年7月1日到1998年7月整一年的时间去中央党校学习，当时我分管常务，马德回来后，农业基金会的问题就变得严峻了，他正好赶上了出现问题的阶段。”这位副专员所描述的农业基金会的背景是，当时中央为集中资金于国有企业改革，也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的垄断地位，于1997年11月决定全面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由于政策突然趋紧，农村合作基金会自身积累的矛盾也突然表面化。

　　“当时上访的很多，我们开会都进展不下去，上访的人有时就冲进了会场。这时候马德在决策上比较果断，成立了领导小组，动用了公检法参与，从决策到最后解决问题，最后清理了债务有一亿多。”有说法是，绥化处理农业基金会的方式在当年的全国长沙会议上，被当作典型经验在会上交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马德由行署专员升任为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就在这样的运行中做上了市委书记，在市委书记位置上，同样的工作方式自然使他惟我独尊、蛮横霸道。

　　仕途与转机

　　评价马德在绥化的功绩，一位在市政府任职的领导说，“他在做行署专员的4年中，做了一些常规性的工作，是靠一种惯性的力量往上走，马德和大家一起走，但是如果你说马德是否提出了一些目标，一些使这个地方有历史性变化或质的变化的东西，那就没有。”

　　马德的一个副手说他一直觉得马德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为，“马德不是很成熟，也不是很全面的领导干部，没有很多地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的思想不深刻，也没有很好的经验和工作方式”。但是马德依然升任到了绥化市委书记的位置。

　　回顾马德的仕途，复旦大学的背景是他走上仕途的转机。

　　马德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同班同学说:“1970年上海的四所高校首批从黑龙江招生，那一年一共招了两百多人，分配下来就是一个县(包括农场)最少一个名额，结果复旦大学分到了89人，其他人分别在同济大学、华东师大和铁道学院学习。”

　　马德从克东县推荐上来，“那时候不看学习成绩也不考试，看的是出身，马德被分到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大学四年的学习里，马德表现平平，评判的标准那时候是看写文章，“班里有两个老高三的比较厉害，没听说过他写什么东西被发表了”。

　　1974年大学毕业，马德被分到现在省经委的前身公交办，随后的两年进入省委政策研究室，他的大学同学回忆说:“马德在那儿里呆了两年，第一年是借，第二年是调，马德在的地方也就是省委的秘书班子，固定给省委写材料。”

　　这段经历使马德为官有了为人称道的一点:“马德的文字功夫，包括他写的字还是很到位的。他写的批示一类的东西写得很精炼，恰如其分。”不过有趣的一点是，马德的文字能力强而表达能力很弱，这大大影响了马德的形象。

　　“他不善于辞令，说话也没什么修饰不过也没什么造作，也不张扬。但是他好闲扯，和谁都弄两句，瞎扯淡，人们认为有时有失他的身份。”问题是，作为当地的“父母官”，马德的话语经常代表了市委的层面。

　　“马德词汇非常贫乏，念白字错字，病句特别多。”“有时候下面的人给他写个稿子，他开始还照着稿子念，几句话后他就把自己认为主要的几点挑来念一下。其实很多会议很多领导也在讲老三段，但是领导大都会郑重其事地对待，到了马德这儿，他经常就一句话，‘你们就干去吧’，结果本来很严肃的会议弄得很轻率。”

　　这些特点都在马德升到一定位置之后展现出来，最初马德无拘无束的性格与角色的结合，使马德成为一个有魄力、敢干的人。远距离观察的人看到的是结果，一位哈尔滨市的官员说:“在80年代的时候，海林县就是黑龙江省最富的四个县之一。而马德在海林任职的时间是从1982年2月到1988年11月，从副县长做到县委书记。马德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干过，对政策能吃透，因此他作为第一批下到主干线锻炼的干部，在海林干得不错。

　　从近距离观察，牡丹江的一位官员说:“我当时在宁安当市长，我们就曾请海林的人来做报告。一方面我们两个县相邻，平时互相也走动，重要的原因是，那时候刚开始改革，马德挺敢干的，当时海林在招商引资、办乡镇企业方面走在全省的前头，可以说是马德发动起来的。”

　　1988年底马德调牡丹江市任副市长，分管工业的马德位置很重要，“工业当时在牡丹江很受重视，项目比较多，生产形势也不错，但是那段时间看不出马德有什么重要成绩。而且马德不拘小节，喝大酒又逼人喝酒，对一些领导者也不太谦虚，很多人对他有意见”。马德那段时间不受认可不只表现在1991年2月换届选举未被选上，后来到省电子工业局任副局长，甚至表现在他一年半后他再回到牡丹江做副市长。

　　当时主管马德的牡丹江市领导对记者说:“1992年10月初，我和另外一个官员被省里找去，决定让我们到牡丹江，等公布了我们调动的消息，我才知道还有一个省电子工业局的副局长也去牡丹江。后来马德就找我说，他想抓工业，我就征求了一些老同志的意见，结果他们不太同意，说他在企业的威信不算高，后来我就没让他抓工业，马德负责计划综合这一块，在牡丹江的班子里排位也不靠前。”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4年后的1996年11月，马德出任绥化行署专员。

　　马德的升任的出人意料表现在，当时的牡丹江市领导回忆说:“省委调他的意图没跟我们谈过，不过在1996年上半年，省里组织过一次对各地市领导班子的集中考核，这种集中考核时间都很长，在牡丹江的考核有40天左右。下半年马德调绥化当专员的决定就做出来了。”

　　衡量马德的这次提升，这位领导说:“他的学历和经历在与他同时的领导干部比较起来，还可以。”

　　马德在牡丹江的上级说马德在牡丹江最大的政绩就是协调了当地一个重点亏损企业与粮食部门、金融部门的关系。但这位领导感慨的是，马德改变了这个企业的生存危机，也因此成为出事的导火索。媒体报道说，1995年11月，牡丹江制药厂原厂长苗胜国为答谢马德帮其企业贷款等关照，送给马德5000美元，同时也给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分行副行长丁志国送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回扣。2002年初，丁志国被双规后牵出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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