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李昌钰：抓住最细微线索揭露悬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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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页:神探李昌钰：一生旁门左道 第2页:鉴证3.19：子弹就是子弹 不是政治 第3页:他就是真相

　　“也许我最常得到的东西不仅仅是残缺的尸体、辛普森的手套、肯尼迪·史密斯的裤子、莱温斯基的裙子，而是我一生的经历和一些在生命中领悟的道理”

　　本报记者 蒋志高

　　李昌钰深蓝色的名片上，印有自己的指纹。

　　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关于他的介绍第一句是：“这位传奇调查员以发现最细微的线索著称。”

　　“我昨天晚上刚刚到北京，今天早上跟公安部赵副部长开了个小会议，下午就来到这里。” 8月30日下午2时，正在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参观的李昌钰对《时代人物周报》说。

　　美国东部时间8月28日上午11时，他在纽约举行记者会，公布了台湾3.19枪击案最后的调查报告。“昨天刚刚把报告送出去，今天听说就刊登出来了。”一进门，李昌钰就拿起旁边的《人民日报》饶有兴趣地翻了起来。

　　Dr. Henry Lee，李昌钰博士，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籍首席刑侦鉴定专家、美国警界历史上职位最高的亚裔，美国媒体称他为Dr. Lee（李博士）。他的警号是3867，同事简称为——007。

　　这位“神探”的忙碌显而易见：“我今天晚上就去南京，有个公安会议我要演讲。然后飞到济南，主持一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接着从那边飞上海，跟上海市公安局长讨论一下、演讲，然后就回美国。”

　　“他这次过来推掉了四个演讲。”李昌钰的朋友、美中商业资讯中心副总裁季树仁说。在美国，李昌钰演讲的价格是每小时5000美元。

　　“证明你比他们行”

　　“我一生从事的工作都是旁门左道。”李昌钰哈哈一笑。

　　“我现在做的是物证学，广义的物证学包括很多，法医只是其中的一个项目，还有研究牙齿的、研究昆虫的。比如，我们怎么鉴别从现场发现的蛆，是哪里的苍蝇，北京的苍蝇或者南京的苍蝇。”

　　李昌钰1965年到美国，用了10年时间使自己成为一名鉴识专家。“60年代在美国，人权不是非常有保障，破案完全是用刑讯，到70年代美国很多法案限制警察使用刑讯的方法，鉴证和鉴识科学得到了大的改变。最近几年来，任何重要案件都会牵涉到鉴识。最近的《今日美国》用整版的封面报道说，假如一个案件到了法庭，没有鉴识科学，一般陪审团认为这个案件is not a good case（证据不够充分）。”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做鉴识科学的都是白人，一个中国人来做，他当然会排

　　挤你的。但是我比他们行，最重要的是你要prove yourself（证明自己），假如你不能做，只会讲，也是没有用，只会做不会讲也没有用。一旦你做好了，每个人都来找你。我一天会有几百个委托要求，根本做不完的。”李昌钰说。

　　刚开始做鉴证的时候，找李昌钰的都是辩护律师。“后来警方发现我的能力比他们的要强，马上就都来找我。做鉴识科学有个好处，我们不必做广告。”李昌钰摊开双手，做了一个欢迎的姿势，“克林顿总统出了事，一定乖乖地跑到康涅迪格来找我。”

　　在华大方瑞三楼实验室的一个水稻基因图面前，李昌钰驻足问道：“除了品种，你们能不能看出是它是哪里长的？”

　　听说不能后，李昌钰点了点头：“我们正在研究番茄，我们能知道这是哪一种番茄，而不必知道它的基因序列。在一个死人的胃液里面找到番茄，我可以知道他在哪里吃的。”

　　对于华大方瑞的一位研究人员想做一个中国人面部特征DNA的研究，李昌钰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很好的题目。我在台湾大学毕业以后到美国，从大学一年级重新念起。大学我念了两年，硕士我念了一年半，博士只有一年。在研究项目中，每个人都想解决人类的问题，但是我的导师做了这么多年，得了诺贝尔奖金，也没有解决。李昌钰认为，研究的领域足够窄，才能做到精深。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看到记者围过来，啪啪啪给他拍照，李昌钰笑了：“我做这一行，天天要和照片打交道。”

　　在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中，他的家曾经被400多家媒体的记者包围。

　　“早上我儿子起床了，说爸爸你看看窗外什么情形。我一看，这么多记者在我院子里，卫星系统设备把整个路上，院子里面都挤满了。我说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说裙子已经送到这儿了，我说没有啊。因为重大案件最后都会请我处理，所以他们认为检察官斯塔尔一定会把衣服送到我这里。”李昌钰回忆。

　　“在美国Court TV（法庭电视台）有一个特别节目，叫Dr. Henry C. Lee Trails File（李博士破案录），现在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李昌钰很自得。

　　“这是我最新的书Cracking More Cases（《析案》），我已经有Cracking Cases、More Cracking Cases。”李昌钰从他随身携带的黑包里拿出一本书，高兴地展示。这是他已经出版的30多本书中最新的一本。

　　尽管频繁地在媒体上曝光，李昌钰认为自己头脑很清醒。

　　“在美国用科学证据也不一定破得了案，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你说我能够下包票说每个案子都能破吗？不能的。外边传说我是神探，因为只听说我破了的案子，没有听说我没破掉的案子。”他笑了起来。

　　“他们常常说我大概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因为我的判断、我的鉴定会影响到社会、国家、一个人的名誉、一个公司将来的动向。但是我常常跟人讲，不是，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鉴定工作并不是说要影响别人，只是能把真相、事实给找出来。”

　　有件事让这位“普通人”至今记忆犹新，关于世上流传下来的耶稣的裹尸布，有很多争议，于是有人想到，让李昌钰来一辨真伪。“他们送给我一根小小的纤维。我说‘I am good ，but not that good’（我很棒，但还没棒到那个程度）。”

　　“做了夫妻之间做的事”

　　在李昌钰之前，由于语言和种族的因素，没有一位华裔刑侦鉴识专家独立完成过法庭辩论。李昌钰用他随机应变的才能以及他的语言能力，使自己的智慧不仅停留在案发现场，更延伸到辩控双方交锋的辩证现场。为肯尼迪家族涉嫌强奸案的法庭辩论，他证实了自己不仅是刑侦鉴识专家，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法庭陈述者、演讲人。

　　“我出生在一个特别大的家庭，我有13个兄弟姐妹，但只有一个爸爸、妈妈。我是家里的老小，照片上哪个是我？”在一个给中学生进行刑事犯罪知识的普及演讲上，李昌钰问。

　　“最右边那个，最帅的那个，对吗？”

　　“对。”

　　台下的中学生欢声雷动。

　　在和华大方瑞的研究人员座谈期间，这位前警政厅厅长不时拿自己的随行人员开玩笑：“中国人做事都很认真，不会5点钟下班就逃走了，你看这两个老美都在打瞌睡了，我们精神还很好。”他指了指坐在他右边的两位美国法医。

　　李昌钰最精彩的演讲是在2001年的退职典礼上发表的。

　　“2001年退休，我们最大的一个厅大概能坐150个人，太多重要人物出席，最后来了1500个人，我102岁的老母亲坐轮椅亲自参加。”李昌钰告诉《时代人物周报》。

　　在演讲中，他感谢了他的母亲：“首先我想感谢我的妈妈，是她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什么杀人凶犯，恐怖现场，我都不怕，我就怕我102岁的老妈生气。”

　　他也感谢了他的妻子，马来西亚人宋妙娟（玛格丽特），以及他的女儿和儿子。“雪莉和斯坦利可以证明，我不是真正的工作狂，我确实和玛格丽特在一起做了夫妻之间做的事情。”

　　但对他来说，真正的退休还很遥远，“我手头还有800多个案件要做。”目前，他的工作日程已经排到了2007年。

　　“我的家就在海滩旁边，风景很好，邻居一直跟我太太讲，无论如何要请李博士在海滩上躺一分钟，这样大家就知道他还住在这里。但我从来不喜欢躺在那里，我不可能闲下来。我办公室里有好几个电话，我可以同时跟三个人通话。我常常跟七、八个专案小组开会，每组一个会议室，我走来走去地跟他们讨论。因为时间不够用，我从小就学会怎么合理利用时间，能够在同一个时间里做几样不同的事情。但是最主要的不要发生错误，所以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快就马马虎虎决定，思考一定要同样的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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