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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神探李昌钰:我不是现代“福尔摩斯”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02日15:09 中国《新闻周刊》

  有人说我是现代福尔摩斯,是一个让全世界凶手睡不着觉的人,其实我做的事情,只是为无辜的人洗雪冤屈,晚上睡觉能做一个好梦而已

  2004年8月30日下午2点半,当一位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走进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会议室,满面微笑地向等候的各位记者打招呼时,大家都有一丝诧异:眼前这位温文儒雅的男子,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而非全世界公认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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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鉴识科学界的顶尖权威李昌钰博士。

  美国东部时间8月28日上午11时(北京时间28日晚间11时)李昌钰在美国纽约喜来登饭店举行记者会,公布台湾“3·19枪击案”的最后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表明,3·19枪击案并非政治谋杀。

  第二天,8月29日,李昌钰应中国公安部的邀请,抵达北京。李向北京知会了他刚刚完成的枪击案调查结果,随后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与北京同行学术交流。

  在美国,李昌钰的工作,就像乔丹的球衣、泰森的拳套一样吸引孩子

  在美国,李博士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40年来,李昌钰在美国各州和全球17个国家、地区参与调查6000多起重大刑案,以精湛独到的刑事侦查与鉴识技术,屡破奇案。

  在美国,许多儿童被问及长大后的理想时,他们的回答都是“我要做Dr.Lee(李博士)。”李的工作,就像乔丹的球衣、泰森的拳套一样吸引孩子。

  李昌钰经手的案件包括辛普森案件、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战犯、克林顿总统前任白宫律师自杀案、肯尼迪被暗杀案的重审、9·11世贸大楼事件后的法医勘查、华盛顿地区狙击案件和2004年3月陈水扁和吕秀莲中枪之案。

  新闻周刊:您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是您小时候就有这个梦想,还是阴差阳错的选择?

  李昌钰:机遇很重要,我在这个方面也有兴趣。我因为有机会到美国去深造,深造完后,正好鉴识科学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学科,所以最近几年做了很多研究。我是破了很多大案件,很多人以为我生下来就想做这个,其实并不是。

  新闻周刊:您对“神探”的封号怎么看?

  李昌钰: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你说我能够下包票案子能破吗?不能的。外面传说我是“神探”,那是因为只听到我破了的案,没有听到我没破的案。

  新闻周刊: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神探?

  李昌钰:中国人都有这个特长,就是做事都很认真,这是第一点优点。这些老美没有我们认真的精神(笑)。

  第二个要有逻辑的思维,思考一定要很周密,任何小的细节都不要放过,不要一开始就带着主观意见,尤其破案的时候,刑警绝对不能有主观意见。

  第三,要有很好的记忆力。

  第四,要有广博的知识,因为我们牵涉的学科太多了,像今天我们讨论DNA,但除了DNA还要懂化学、物理、生物——什么都要懂,有点像博物学家,什么都要知道一点,然后知道怎么应用到实际中。

  第五,要有团队精神。任何案件都不是一个人能破的,怎么跟大家合作很重要。

  第六,是知道怎样运用信息。比如报纸用的字体,我们只要看一个字就知道它来自哪个报纸,因为常常有恐吓案件,是剪报纸上的字贴起的,我们要找笔迹,所以印刷啊什么都要知道一点。

  新闻周刊:这么说您旁边应该有很多华生了?

  李昌钰(笑):每个人都说是我的华生。(李拍了拍坐在他身边的康州警署首席法鉴牙医Gus Karazulas的肩膀,笑着说,)他也自称是我的华生。(头发花白的Gus,已经跟随李博士27年了。这次他推掉了很多事情陪李昌钰来中国,在演讲的时候,不停地被李拿来举例开玩笑。记者问他为什么跟随了李这么多年,他回答说:我为他工作了27年,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是一个好的忠实的朋友,他待我就像家人一样。无论我们去哪里,见他的中国朋友,他都会介绍说,这是我的兄弟。)

  “我就告诉你子弹形状,射击人的位置,至于是哪个人(开枪),那是政治的事情”

  李昌钰1938年生于江苏省如皋县,幼年随母亲举家迁到台湾。由于父亲在海上遇难,全家13个孩子需要其母一人抚养,家境甚为贫寒。

  1957年,18岁的李昌钰考入台湾“中央警官学校”。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这所学校不要学费,并提供津贴。警官学校毕业,他以第二名的骄人成绩成为台北市的一名巡官。后李昌钰与来自马来西亚的宋妙娟相爱成婚,便随妻子到马来西亚生活,曾担任当地华文报纸的记者、编辑。

  1965年李昌钰身揣50美元到美国留学,这是他一生重大的转折点。

  新闻周刊:能谈一谈台湾枪击案的调查细节吗?

  李昌钰:昨天我上飞机前已经发表了(报告),你可以看报纸。这是很简单的问题,我一生不牵涉政治问题。所以在美国民主党喜欢我,共和党也喜欢我。我可以到以色列,也可以到阿拉伯,像以前台湾跟大陆还没有太多关系的时候,我就常常到台湾常常到大陆(李说他第一次到大陆是1983年,当时北京的街上还有牛车呢),也没有被拒绝,因为我们只是做科学。

  (李举起桌上的一瓶水)我在美国讲这是水,到中国还是讲这是水,我到俄罗斯也如此,没有变。那个子弹是什么子弹我就告诉你是什么子弹,是自制的还是外面买的,枪支是什么样子,子弹什么形状,射击人的位置,这些都是我做的事情。至于是哪个人(开枪),那是另外的事情,是政治的事情。所以做法庭科学跟政治要分开来。

  新闻周刊:您怎么看您的职业对政治的影响?

  李昌钰:白水门案件、克林顿总统的桃色案件、肯尼迪总统被杀案件都是我处理的,很多人说我的鉴定结果会影响世界的历史。我认为,你只要鉴定公正就没有任何问题,是总统的精虫我总不能说是副总统的精虫啊(笑),所以发现是总统的精虫那也没有办法,翻案也翻不掉。我也不会说他是总统我就怕了不敢讲。

  新闻周刊:那您本人是支持民主党还是支持共和党?

  李昌钰:民主党认我是民主党,共和党认我是共和党。我两边都是。我工作的时候不讲政治。谁好我就投谁的票。我投过布什的票,因为克林顿做的不好。

  “技术能走多远,得看你这个运用技术的人有多少想象的空间”

  李昌钰以“微物证据”侦破的轰动全美的康州第一起没有尸体的“碎木机杀妻案”;仅用两块白色手帕就使前总统肯尼迪的外甥威廉·肯尼迪摆脱了牢狱之灾。特别是在有着“世纪大审判”之称的“辛普森杀害前妻及男友”的案件中,李昌钰排除外界干扰和舆论压力,以尊重科学鉴定结果的态度指出控方提供的证据薄弱,不足以证实辛普森有罪,促使陪审团对其作出了无罪的宣判。

  新闻周刊:现在这个行业跟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在判案当中,技术究竟能走多远?

  李昌钰:技术能走多远,得看你这个运用技术的人有多少想象的空间,当然要证据,你有想象的空间以后就可以做化验了。

  新闻周刊:你觉得参与侦查的那么多案子里面最难的是哪一件?

  李昌钰:每一件案子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头绪,如果头绪已经理出来了就不太困难了。当然一些大一点的案件牵扯到名人,牵扯到百万富翁,但是我们通常不管他是名人还是没有名的人,有钱还是没有钱的人,一律公正处理。本刊记者/冯亦斐 □陈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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