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06月：医患之痛

　　第三者介入有望打破医院和患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5月11日，一个年龄3岁又2个月的名叫尹麟的男孩在湖南衡阳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死亡。此后死者家属对主治医生袁晓平殴打达四个小时之久，令其颅底骨折，几近瘫痪。

　　这样的医患之间暴力相向的事件屡屡发生，几乎成为中国的一大特色。

　　在很多人眼里，包括在由国家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里，都包含有把患者一方视作弱势群体的倾向。

　　但，从国外的情况和中国医疗体制看，中国医生所处的位置同样尴尬，也是弱势群体。

　　医患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医疗管理部门的制度设置不合理造成的。这种制度，掺杂了过多的部门利益之争。

　　一位教授对台湾王永庆投资的长庚医院做出这样的预言：它开业之时，就是国有医院关门之日。

　　有民间资本和外国资金背景的医疗机构的增加，让国有医院终于感受到了第三者介入的威胁。而先进的医院管理公司模式，也为医院管理带来了新鲜空气。中国医院彻底改革的时代，已经到来。医患之痛，或许是转型中的短痛

　　去医院？不，决不！

　　一种“治愈希望非常大”的病，不但让于桥永远失去了丈夫，而且，儿子也因为与医生的冲突进了监狱。于桥说，她一辈子再也不会进医院了

　　本刊记者/黄小伟 实习记者/汤耀国

　　2002年5月23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于桥坐在椅子上，身子微微向前倾，生怕对方听不到她的声音。这个脸色惨白的母亲说，每一次重复事情过程，她都会好几天睡不着觉。虽然事情发生在10个月前，但她是无法忘记的，因为儿子还在监狱里，等待二审判决。而且作为原告，她还得为一个民事诉讼费神。

　　她说她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一起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医患纠纷，弄得于桥心力交瘁：2001年7月25日，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的丈夫高辉建因为手术无效死亡。而同一天，由于和协和医院医生发生冲突，儿子高尚被公安机关拘留后被逮捕并判一年有期徒刑。于桥发现本来和睦的三口之家只剩下一个人了。

　　9年前，于桥的丈夫高辉建发现自己患有脑垂体瘤，但没有任何痛苦也未进行过治疗。2001年初，于桥陪同高辉建到协和医院咨询病情。她说：“当时神经外科的大夫对我们说，此类病例治愈的希望非常大，大部分脑垂体瘤都像豆腐脑一样，可以直接从口鼻做手术吸出来，为了晚年的幸福还是趁早取出脑瘤。”出于对今后健康的考虑，于桥接受了大夫的建议。

　　2001年4月11日，高建辉住进协和医院。

　　“当时医生告诉说，如果手术成功一个礼拜就能出院。我们还准备‘五一’期间一家去青岛旅游。”于桥说。他们当时估计的医疗费也就在1到2万元左右。

　　但是事情超出了于桥的意料。她回忆道：

　　“2001年4月19日，高辉建第一次从口鼻做手术，术后在病人的鼻腔内加了引流袋，但引出的多是深红的鲜血。在此过程中引流袋从未固定，三天后便脱落下来。

　　“在第6天至第12天，病人出现血压高的症状，最高时达到200左右。我们家属特别着急，几乎每天都恳求大夫想办法，但大夫一直说已用降压药，再观察。

　　“5月2日通知家属要做开颅手术，当时我们都惊呆了，给大夫下跪，求他们尽力治疗。夜里11点病人从手术室推出来时已经没有呼吸了，马上送入加强病房，但情况越来越糟。

　　“6月24日至29日，连续5天，病人再次出现血压高、脸发红、躁动、痛苦状。我们无数次问大夫如何采取措施缓解症状，得到的答复都是再观察。

　　“6月29日晚7时，病人突然出现呼吸障碍，嘴唇及全身黑紫，抢救了两个小时，在病房里又临时插上了一根外引流管，用上了呼吸机。之后就一直靠药物和呼吸机把病人的生命维持到了7月25日。”

　　在协和医院三个半月的治疗，医疗费是23万余元。

　　于桥说她很后悔：“如果不是当初医生轻描淡写，我丈夫是不会接受手术的。”

　　于桥承认，虽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有异议，但是没有和医生发生过任何冲突。冲突发生在他们把高辉建送到太平间后。

　　2001年7月25日，于桥、高尚、高辉玉(高尚的姑姑)等人返回病房寻找高辉建治疗过程中拍的各种片子，发现片子不见了。于是后面的情节出现了两个版本。于桥的描述是：在主治医生陪同下焦急地找片子的过程中，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王任直大夫出来后以一种极不耐烦、极没有修养的语气轰赶他们出去，并用手推于桥。高尚在一旁实在受不了，就与王任直争执起来，王大夫也毫不示弱。于桥和家人抱住了高尚，一些医生和护士也拉着王大夫。高尚在奋力挣脱中把护士台上一个小镜框碰到地上，玻璃碎后溅起的碎片划伤了王大夫的手臂内侧。

　　而王任直在法庭上的证词又是一个版本：于桥一家在寻找片子时指责清洁工人偷了片子，王任直大夫出来制止，发生争执。在争吵过程中，高尚拿起护士台上的一个小镜框砸向王任直大夫，王下意识用手一挡，造成手臂受伤。

　　受伤后，王任直大夫让人拨打了110，并请了积水潭医院的大夫为其治疗伤口，同时高尚被公安部门拘留。

　　高辉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出疑问：“为什么王任直伤后不急忙包扎伤口，而是要舍近求远请积水潭医院的医生过来？”

　　7月27日，协和医院出面联合天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北京知名医院院长、医生等开了一次要求严惩凶手的会议。北京各媒体把这次冲突定性为医患暴力。

　　“王任直并不是我丈夫的主治大夫，如果当时他的态度好一点，我们根本就冲突不起来。”于桥说明，“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和主治大夫发生过矛盾。”

　　8月1日，高尚被东城区派出所正式逮捕。7天后，派出所组织了在协和医院露天广场上对高尚的二次公捕。有媒体对此公捕方式提出质疑。2002年4月10日，经检查院公诉，高尚被一审判决一年有期徒刑。高尚不服，提起上诉，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于桥的代理律师、北京法度律师事务所黄晓律师认为，高尚受到了不公平的司法待遇。他认为受害人王任直对此也应负有一定责任。黄晓引经据典：“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被告人高尚不具备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受害人的伤情鉴定也存在诸多疑点。本案作为一起并不复杂的案件，由于受害人王任直及其所在的协和医院的特殊身份、地位，以及新闻媒体的大肆炒作，严重影响了审判机关的公正及效率。”

　　“如果是高尚故意用玻璃框砸的话，又怎么会伤到王任直手臂内侧呢？”于桥问道。

　　高尚被捕不久，于桥通过一个朋友看到了一家杂志对王任直大夫的采访。在这篇题为《当病人恨上了医生》的采访报道中，用直接引语形式记录了王任直大夫的话：“高某(即高辉建)是山西省政府的一位官员，事后院方才知道他是带罪住院。他可能被起诉的罪名是走私罪。他在山西的财产已经被当地检察院冻结。在他住院期间，山西省检察院曾派专人来调查他的病情。”同时此文被高辉建老家的《太原晚报》转载。后经过该杂志调查，山西省检查院从没派人前来调查。于桥决定起诉王任直大夫和刊登此文的杂志社。

　　“我们受到的打击太多了，媒体在采访过程中从来没有问问我们事实是什么样的！”高辉建的妹妹高辉玉说。

　　“医院是强者，我们是弱者，我并不想去挑战强者，是被逼得没办法。”于桥反复地强调这句话。

　　“我这辈子再也不去医院了。”高辉玉说。

　　而对高辉建的死是不是医疗事故，于桥说将保留继续诉讼的权利。黄晓律师讲了自己去年在协和医院的一次经历：他去协和医院复印高辉建的病历时，协和医院却把他复印的病历封存，并按照每张2元收取复印费。“这太荒唐了。”黄晓说。

　　红包·回扣

　　在黄晓提供的材料中，于桥是这样描述自己送红包的过程的：“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按照医院手术的众所周知的规矩，向主治大夫×××送了红包1万元，××大夫5000元。当时他们都很自然地收下了，并安慰我手术问题不大，不必担心。后来，治疗情况越来越糟，××大夫在4月底将我给他的5000元替我们交到住院收费处作医疗费，算是退给了我们。6月30日，×××大夫在病人已经很危险时，将1万元用报纸包好放在了我坐的椅子上，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知道，给医生送红包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规矩，当时送也是自愿的。他们退回红包时我就已经有某种不祥的预感，如果治疗顺利，他们是不会退还的。”

　　中国《新闻周刊》从一位知情人手中得到青岛市一家医院的“红包”不完全清单：

　　子宫肿瘤切除主刀600元，麻醉师200元

　　嘴部小手术主刀400元

　　比较严重的心脏手术5000至6000元

　　白内障手术3000元

　　胃癌切除手术5000元

　　一位做过医药代表、现为一家民营医院的管理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医药代表完全靠回扣才卖得了药。医生也是哪个药厂给的回扣高，就开哪个厂的药。”

　　这位原医药代表介绍，开药医生回扣率大概是10%。就是说患者购买的100元药品中，就有10元左右落入医生腰包。而且药房要拿5%，药房主任再拿5%。“我当初卖出一种药，售价是150元，经过一层层的回扣，患者为此药付出的是320元。”

　　患者医生

　　弱势两相依

　　在公众眼里是强势群体的医生，在现行体制下，也难免和患者一样，同为弱势群体

　　在律师的身份下，陈志华又多了一个头衔：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纠纷专业委员会主任。

　　有感于医患纠纷、医疗讼诉案件日益增多，北京律师协会在今年2月成立了这样一个专业委员会。

　　作为律师，陈志华曾经遭遇大量医患纠纷案例。“不少打医患官司的人打完官司后已经成为某个医学领域方面的专家了。”陈志华用这样的话表明自己的判断：在医患纠纷中，患者是弱者，要付出非常高的成本。

　　弱势患者

　　让陈志华记忆深刻的是他代理的后来被称为“7米账单”的案件。

　　1999年12月4日上午8时，郑州陈荣友的不满10岁的儿子陈一鸣因肚子疼到郑州市儿童医院就诊，门诊诊断为阑尾炎、腹膜炎，当即住院治疗。但是手术后，陈一鸣发生休克。1999年12月29日14时，陈一鸣因缺氧休克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为挽救儿子的生命，陈荣友夫妇花费医疗费十几万元，打印出来的医疗费账单有7米多长。医院收费中出现许多问题：例如当年12月29日14点10分，陈荣友的儿子陈一鸣被医院正式宣布临床死亡，可在医院的费用清单上，30日的收费赫然在目。甚至只能对传染病病人收取的“终末消毒费”， 也出现在一个阑尾炎患儿身上。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原告陈荣友胜诉，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11万余元。

　　官司虽然胜诉，但陈志华认为，整个诉讼过程中，患者一方处于明显的弱势：患者缺少知情权，医院的所有程序对患者是不透明的；患者对医学知识知之甚少，而且和医疗机构打官司，患者无论在财力还是精力上都不是对手。

　　法律和法规也同样把患者作为弱势群体看待：无论是已经实行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新规定，还是即将实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理》。

　　但是事情并不容乐观。北京法度律师事务所的黄晓博士认为，新条例让人失望。无论从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还是过错原则来看，新条例还是体现了一种行业保护的意识。

　　陈志华认为，举证责任倒置其实很早以前就在法院判决中实施了，问题是对于医院的举证法院如何来判断，因为法官不可能具备相当的医学知识。而对于医疗事故鉴定的申请，新条例更不利于患者的自主申请。

　　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所长常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新的医疗鉴定模式还有待出台更细的实施细则。很多方面的模糊解释，对保护弱者不利。

　　保护医生

　　还有一种事实，也是血淋淋的。

　　湖南动力集团公司职员彭世宽因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曾在湖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医，由该院68岁的血液病专家王万林担任主治医生。治疗结束后，彭世宽因感到疗效不够理想，对王万林一直怀恨在心，并寻机报复。2001年7月10日，彭世宽持刀尾随下班后回家的王万林老人至僻静处，将其杀害。2001年9月，彭世宽被终审判决后执行死刑。

　　2001年4月17日，成都华西医大附一院主治医生王恺，被病人从后面连砍13刀。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2001年11月14日发生的一起特大爆炸案，造成5人当场死亡，35人受伤。起因是医患矛盾。

　　据北京医师协会统计，3年间，北京71家二级以上的大中型医院中，共发生医护人员被殴事件502起、影响医院正常诊疗秩序的事件1567起。

　　2001年11月28日，京城的数万名医师接到一份让他们有些无奈的馈赠：医生人身意外伤害险。从2002年起，凡是在北京医师协会注册的医生，在医患纠纷中发生伤残等人身意外伤害，将获得保险公司500至5000元的赔偿。

　　据业界人士介绍，医疗服务是一种面对无数未知领域的高风险服务，有其不确定性。据统计，即使在发达国家，临床医疗确诊率也仅有70%左右。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医生敢保证不误诊、不漏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医生也是中国现有医疗体制的弱者。

　　黄晓认为医患暴力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医院的管理体制有问题，长期的暗箱操作；二是医生职业道德差，缺乏人文关怀。他引用一位社会学家的话说：“我们的大医院并不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缺乏的是人文精神。不信你到医院去看，有的医院手术室、检验室内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手术室、检验室外却没有一把为病人准备的像样的椅子；三是病人和家属的不冷静。”

　　深圳模式

　　一位在日本学习过的医生，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表达了自己对医生被患者所伤的看法。他认为医患纠纷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全民医疗保险体制目前极为不健全。作为花费了高额医疗费用的患者，如未获得满意的疗效，难免会有想法。在日本，每个月只需缴1100日元(约合70多元人民币)的医疗保险金，看病时就只需支付15%的费用。

　　以他的看法，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的监管制度不健全也是原因之一。客观而言，患者、患者家属以及消费者协会由于对医疗知之甚少，容易出现感情用事的情况，很难做到有效监管。一旦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保险体制，医疗费用的问题已经无须患者担心了。因为，保险公司所承担的份额比患者多得多，他们会比患者还急，这样就会形成保险公司对医疗费用的制约。

　　他通过互联网给出解决医患暴力的方案：在国外，医院和自己共同缴纳的医疗责任保险，如果由于医疗差错，法院判决需要赔偿的话，也由保险公司支付；如果要打官司，也由保险公司支付律师费。出现了纠纷，病人及其家属不会再找医院、找大夫，他们只需要跟法院、跟保险公司打交道。

　　中国《新闻周刊》获悉，目前深圳正在尝试这个思路。

　　深圳市卫生局正酝酿出台《深圳市医疗执业风险保险管理办法》，对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实行执业风险保险。该办法实施后，全市所有医疗机构对医疗纠纷的处理不准以息事宁人的方式无原则地赔钱私了，投保单位的医疗纠纷、医疗差错和医疗事故赔偿问题，将由保险公司按相应规则有序理赔。

　　暂定思路为，与保险公司签订医疗执业风险保险后，医院和医务人员按比例承担保费，医务人员逐月缴纳的那部分保费将构成医务人员个人风险基金，一旦发生医疗事故，由保险公司赔付80%，当事医生本人赔付20%。投保基金效法社保跟医生个人走，若30年行医无事故，离职时估计个人可获得20万至30万元的返还。

　　一切似乎都在寻找突围。

　　医改之道

　　把大医院赶进市场

　　作为卫生部及司法部专家顾问，北京大学法学院孙东东教授以专家身份参与了近年来中国医疗改革的每一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出了一个改革新概念：从所有权上进行改革，把大医院赶进市场

　　新闻周刊： 4月1日开始实施的医疗举证责任倒置，对医患双方来说意味着什么？

　　孙东东：实际上在最高法院解释出台之前，山西等省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判例。但必须注意的是：高法的解释只是说医疗事故“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而非“必须”；其次，这只不过是举证方式的变化，显示了程序的公正性，并不意味着患者一定会赢。举证责任倒置实际上对医院更有利，医方可以运用专业知识更轻易地证明自己没有责任，以前他们还没有这个机会呢。所以说患者弱势地位这一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4月1日后的医疗官司猛增，没用！不信你看，多数患者都是白诉，白掏了一大笔诉讼费，只便宜了法院和律师。

　　新闻周刊：9月份开始实施的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由医学会来做，这是不是一种进步呢？

　　孙东东：前进了半步。新条例把医疗事故鉴定的决定权、组织权和实施权分开来了，由医学会来代替卫生部组织专家实施。但我怀疑其中立性，同行鉴定难免失真。很明显，医学会也是由医学界人士组成的，各级会长是各级卫生部门领导兼任的，能成为真正的“第三方”吗？希望他们能做好，但我持怀疑态度。我当时提出，将鉴定交由独立于医疗事故之外的司法部门来做，让司法鉴定介入。这些方面的改革本来可以一步到位，但被部门利益限制了。

　　放大保小

　　新闻周刊：相比于大公立医院，一些私立医院也有医患矛盾，但这些矛盾却很少暴露，这是为什么？

　　孙东东：私立医院就可以由老板说了算，有一个“私了机制”；公立医院是一个福利性质的事业单位，它的体制决定了它只有经营权和管理权，没有财产处分权。钱是国家的，医院难以确定赔偿的合适数额。

　　新闻周刊：也就是说还是一个体制上的原因。要解决类似的弊端，根本之道在哪里？

　　孙东东：如果医生真正成了医院的主人，你看他尽职不尽职！因此根本的改革在于产权制度的改革。我建议从建立医疗产业集团做起，搞股份制，医院做股东。现在医院实际上披着两张皮，一是政府的经费拨款，一是高额的医疗收费。北京47个三甲医院每年流水账大都是好几亿。政府干脆把它们放到市场上去，它们有能力生活得很好。另一方面，要把不该给这些大医院的拨款收回来，补贴给基层小医院，提供基本的民众保健服务，否则普遍服务就没人做了，基层百姓的健康就没有保证。要“保小放大”，而不是“抓大放小”。前几年辽宁出现过乡镇卫生院被收购的事，我们去调研回来后，把上面的情况和道理向卫生部一说，结果就停止了这种行为。

　　新闻周刊：医疗改革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何方？

　　孙东东：卫生行政机关的部门利益。医疗改革，把医院搞活了，医生愿意，因为他们待遇提高了；相当一部分医院也愿意，但卫生行政机关的官员不愿意，他们怕失去权威。

　　新闻周刊：民营和外资医院正在加速，公立医院如果不改革，结果将怎样？

　　孙东东：北大医院肿瘤科一位老教授在一次大会上预测：长庚医院(台商王永庆筹建)开张之日，就是北大医院关门之时。光是人才一方面，外资给出两万的月薪，积水潭医院、北大医院的人才都得跑一半。这逼着我们非改革不可。2000年底，我给卫生部门出主意说：我们只有三年考验期。第一年，我们的医院要转轨；第二年，允许外资对我们现有的医院投资；第三年，等我们改制完成，人家进来，我们也不怕了。但现在过去一年半了，什么都没动。

　　第三者介入

　　民营医院以全新理念进入医疗市场，使公立医院感到威胁。民营医院对患者受宠若惊送锦旗不以为然：“开医院就像开饭馆，你见过有人因吃得开心回头给饭馆送锦旗的吗？”

　　刘志中的名片上清楚地写着他的头衔：市场营销总监。

　　他供职的不是企业，而是一家医院：北京健宫医院。事实上，在这家医院，相当于公立医院副院长级别的管理者都被称为总监。他们负责不同的业务，但只对一个人负责——医院董事长，而不是公立医院的院党委。

　　刘所在的北京健宫医院隶属于凤凰医院集团。在这个集团旗下，有5所民营赢利性医院。

　　现在中国这种挂着民营头衔的医院只有400多家，在全国33.4万个医疗卫生机构总数中，这不过九牛一毛。

　　但这已足够让一向安逸的公立医院警觉了：他们在灵活的机制下已经开始分食市场。而且，还有200多家的合资合作医院也在争夺患者乃至医护人员。

　　中国医疗格局已不是坚冰一块，第三者开始介入了。

　　像开饭馆一样办医院

　　有的时候，病人的感谢让刘志中非常地不自在，因为病人感谢的理由只是“这里的医生不训人”。

　　“我们不把到我们医院来的人称为患者，而是看作顾客。”刘志中说。

　　患者是顾客，医院像宾馆。持此意见的不仅仅是健宫医院一家。

　　进入中美合资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的产房，看不到医疗器械，它们平时都被放在壁橱里，免得病人看了害怕。房间里有专供陪护的丈夫使用的沙发床。这里的医护人员可以全天守护在产妇和婴儿身旁，解答孕妇的各种疑问。就连卫生间的装备都别具匠心：一个卫生间里有三个不同大小的便池，分别供大人、幼儿和婴儿使用。洗手台也是一大一小，拉开靠在墙上的平台就可以给婴儿换尿布。

　　打个电话给北京香港国际医务诊所，则会享受到一种全程式医疗服务。告诉医院服务人员你什么时候到，然后医生会在那个时候专门等候你。来到诊所，前台的医务人员会把你带进诊室介绍给医生。从诊室出来，医务人员会把你引到药房取药，直到最后把一切手续都办好，把收据交到你的手中。

　　除了环境的舒适之外，这些没有公字头的医院(诊所)尤其看重“隐私权”、“知情权”。这里的病人有很好的保密档案；普通治疗的时候，每一步的操作，医生都要跟病人解释，在病人同意后才进行。“当然绝大多数病人会听医生的建议，但他们在知道之后才会放心。”北京香港国际医务诊所市场总监焦丽娟说。

　　在一般公立大医院里让你受宠若惊的服务，换到这些医院(诊所)是天经地义的。刘志中经常拒绝一些病愈后的患者送来的锦旗，他说：“开医院就像开饭馆，你见过有人在饭馆吃得开心，回头给饭馆送一面锦旗的吗？”

　　以小搏大 剑走偏锋

　　北京香港国际医务诊所在1993年成立时，是中国第一家取得执照的合资诊所，焦丽娟形容它是以“偏锋”的形式出现的：“一开始就把它放到一个市场环境中运作，强调服务，让患者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当时是很少有这样的医疗机构的。”

　　当然，不是所有患者都有能力得到这样的机会。焦丽娟介绍说，诊所最初的主要任务是为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外企人员及其家属、来华外宾、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服务。内宾也有，大约十分之一。但近年来，内宾(主要是私营企业主、白领阶层)数量迅速上升，占到三分之一左右。和睦家、北京国际医疗中心大致都是这么一个情况：主打高端市场，以外宾为主，内地先富群体数量迅速增加。外宾已经习惯了他们本国的医疗方式，而一些原属协和、友谊这样的大医院的内地高端“客源”也在逐渐分流到合资医疗机构。

　　焦丽娟解释“客源”增加的理由是：像这种白领以上人士往往有个生活小圈子，病人带病人是一条很重要的途径。此外，诊所的收费较成立初时几乎没怎么增加，而人们的收入近10年来却迅猛上升，能付得起较高医疗费的人自然也越来越多。

　　民营的健宫医院也有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位享受公费医疗的铁道部退休干部，本来可以在定点医院免费接受治疗，但他硬是自费花5.8万元人民币到健宫医院治疗心肌梗塞，上个月欢欢喜喜地出院了。刘志中谈起来很是得意，在他看来这是对公立医院的一次胜利。

　　与动辄上千张床位的公立大医院相比，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只能是小弟弟级。不设床位的诊所或诊疗中心占了一半以上；投资额在200万美元以下的约占50%，床位在200张以上的仅占20%。在服务内容上，比较集中于眼科、口腔科、皮肤科、骨伤科、妇产科、血液透析、影像诊断等项目，综合医院较少。

　　但是，他们对身体庞大的公立医院的威胁却越来越明显。

　　合作是逼抢的前奏

　　健宫医院的成立和发展本身就具有“战胜公立医院”的意义。

　　原属北京建工集团的建工医院在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于2000年进行招标改制，作价8000万元。

　　凤凰医院集团挟3次成功先例，买下其66%的股份，改名健宫，成为集团下第4个直属医院。后来又陆续投入5000万元进行软硬件购买，但今年就已收支平衡。用营销总监刘志中的话来说，“一方面‘生意’好了，另一方面是减员增效的结果。”建工医院原有上千名员工，现在的健宫医院只有560名，而病床数却有增无减。

　　刘志中透露：不出意外的话，今年6月份凤凰医院集团就将盘下整个健宫医院。

　　而像北京香港国际医务诊所这样没有病床的诊所，也敢接需要住院的病人。一有需要，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床位将虚席以待。这个小诊所还只挑这样的大医院合作，他们认为只有这些医院的条件还算可以和他们的诊所配得上。

　　此外的合作还有会诊医生。当某一专科的医生缺乏时，合资医院(诊所)将高薪从大医院请来最优秀的医生会诊，给病人提供数倍于大医院的会诊时间。

　　就在和体制内医院合作的同时，体制外的医院(诊所)也在挖其墙角。焦丽娟坦承，香港国际医务诊所的护士几乎都是从大医院挖过来，再加以培训上岗的。卫生部曾要求合营医院或诊所中，医生和医务人员须大多数为中国公民。那么从何而来？挖墙角便成了最便利的途径。

　　价格双刃剑

　　据估计，到2005年，中国医疗产业的市场总额将达到6400亿元。和睦家医院以助产一个孩子收6000美元的速度抢占这个大市场。一般病人住院一天也需500至700美元，而在像北京妇产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里，生孩子一般住院3到5天，费用平均为3500元左右。

　　面对如此昂贵的收费，用合资医院自己的话说就是，“最强调医生的价值”。

　　据了解，目前“洋医院”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不只是医院地皮的昂贵、医生的高薪、设备的高价等等。支撑起“洋医院”高价的是外宾的医疗保险。“洋医院”大多与国际保险公司建立了直接结算业务。而国内就诊者却只有将大把现钞一股脑塞给医院。因为规定早已明明白白：“在外商投资医疗机构的就诊费用不纳入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的报销范围。”

　　面对迅速增加的内宾，这条保险限制无疑让“洋医院”心急。在外资保险还没有对国人开放的时候，急于扩大内宾的“洋医院”们出招了：去年9月，北京国际救援中心推出了专门针对国人的健康在握计划，每人每年交3150元或每个家庭每年交7800元人民币就可享受常规门诊服务和药品、紧急救护服务以及24小时热线服务。实际上他们已经将保险的理念引入医疗行业。此外，他们还与新华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合作，使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可以拥有周到安全的医疗保障；北京国际医疗中心也推出了会员制，即每人每年交200美金，可享受常规的诊疗，药费还可优惠40%～50%。

　　入世中国开放医疗服务的承诺与政策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谈判达成“中国服务贸易承诺减让表”，我国卫生服务部门承诺开放医疗和牙医服务两个部门。具体承诺如下：

　　●在跨境交付方面，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均没有限制。

　　●在境外消费方面，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也都没有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与中方合作伙伴一起设立中外合营合作医院和诊所，允许外资比例不超过70%，即外方可控股，但不可独资。且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有数量限制。还要求合营医院或诊所中，医生和医务人员的大多数为中国公民。

　　●在自然人流动方面，允许具有本国颁发的专业证书的外国医生在获得卫生部许可以后，在中国提供短期的医疗服务。短期医疗服务的时间为6个月，并可以延长至1年。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