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4月28日：SARS降临

　　我们还要付出多大代价?

　　迄今为止，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尚没有对“非典”发展趋向做出公开的预测。但种种迹象显示，在经历了连续数日每天上百例的病例增长后，仍不能说北京已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本刊独家获得的资料显示，一旦“非典”病人超过6000人，将是这个城市现有医疗系统能承受的一个警戒线。

　　另一方面，病毒正以我们不愿看到的速度向全国其他地区扩张，4月1日的报告说，只有9个省市自治区有“非典”，但到4月26日，全国“非典”地图的空白点只剩下7个。

　　我们最终能战胜“非典”吗？这不是一个悬念。问题是，它会以多大的强度持续多长时间，或者说，在取得胜利之前，我们将为之付出多大的代价。

　　而这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能否闯过几个大关。

　　两个月的时间内，“非典”的病因学、临床特征和流行病学特征的研究都取得了进展，开发疫苗的最初工作也已经开始。全球对“非典”的研究速度惊人而空前。

　　不幸的是，两个月中“非典”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涨了数倍。在与病毒交手的第一回合，科学家暂时并没有明显占到上风。

　　难道这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本刊记者/方玄昌 □袁奇

　　从3月17日开始，由世界卫生组织发起，来自9个国家的11个实验研究中心开始了一个针对SARS进行诊断与研究的合作项目。之后，中国的两个实验室也参加进来。他们以空前的速度获得对“非典”的流行病学发现。

　　这些实验室组成的研究网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来实现对SARS研究结果的实时共享。项目成员通过每天对于研究结果的评估，及时确定实验结果的有效程度，并不断地改进研究策略。在世界卫生组织设立的安全网站上，研究网成员可以共享对于病毒研究的各种信息。

　　研究网汇集了世界顶尖实验室的精英。到4月底，研究进展到了这种程度：只须一小时，便可确诊“非典”病人，用于检测病例的试剂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发放；可能具有治疗价值或预防价值的抗病毒药已开始进行实验室试验；接下来，开发疫苗的最初工作也已经开始。

　　但人类还是不够快。我们还没有能够防止SARS在全球流行。

　　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两个月中，全球感染“非典”的人数增长了好几倍，突破了4000例；而控制和防治“非典”的研究，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科技同“非典”的首度较量，“非典”暂时领先，SARS病毒以更为惊人的速度传播。现在问题已经聚焦：到研制出有效的治疗或者预防手段那一天之前，我们还将付出多大的代价？

　　病毒易变，疫苗无期

　　“WHO(世界卫生组织)4月16日得出的最终结论：SARS的病原体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和研究网各成员称之为‘SARS病毒’。” WHO西太平洋地区办公室(马尼拉)发言人 Peter Cordingley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样，开发一种能有效预防这种新冠状病毒的疫苗已有现实可能性。”

　　同样，新的抗病毒药物，无论是开发中的，还是获准使用的现有药物，都有可能被最后确定是否能提供有效的预防或治疗。

　　然而事情远没有上述的“可能”那么简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管格贝尔丁指出，新冠状病毒与艾滋病病毒一样，属核糖核酸(RNA)病毒，特性是繁殖时容易演化。

　　“某些地区有一部分人可能已经受到更为恶性的病毒类型的侵扰，这有可能是SARS病毒变异的结果。”Peter Cordingley说，“当然，就此说病毒会不断且迅速地产生变体，并对人类构成更大威胁，还为时尚早。”

　　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病毒已变种，但暂时也不能完全排除病毒会不停变异的可能。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研制疫苗的工作将异常困难，因为需要不停制造新的疫苗去对付。而即使病毒不产生变异，研制疫苗可能也需要较长的时间。

　　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学院院长傅斯博士指出：“你先培植疫苗，然后杀了它，这样就能制成疫苗。不过，要把疫苗装在瓶子里，准备分配出去，还需要时间。”

　　就是傅斯博士轻描淡写的一句“先培植疫苗，再杀了它，就能制成疫苗”，实施起来也异常繁复。“确认病原体之后，下一步，各实验室将进一步揭示SARS病毒的基因信息，并将世界不同区域所获得的病毒基因信息进行比较，以掌握其基本特征。” Peter Cordingley说。然后，对病毒的致病机理的研究、针对该病毒的药物的开发和疫苗的研制同步进行。

　　“疫苗分为‘灭活疫苗’和‘基因疫苗’两种，”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秦鄂德说，“灭活疫苗会更快生产出来，但也要经过病毒培养、纯化、灭活、动物模型测试，然后过渡到一、二级临床实验等一系列过程，最后才能投入生产。完成这些过程，大约需要1～3年时间。而基因疫苗的研制，则需要更长时间。

　　两种疫苗相比，灭活疫苗安全性更好一些，但让身体产生免疫力的效果相对较差。

　　格贝尔丁认为，要是以为一年内就可制成供人类使用的疫苗，未免过于天真。而Peter Cordingley则说，我们目前对病毒了解得还很不够，因此还不足以预测疫苗何时才能研制成功。

　　SARS的全球流行可能才刚刚开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认为，SARS的流行还只有几个月，时间还太短，根本无法预测其流行的最终范围和幅度。Peter Cordingley也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现在SARS的流行可能才刚刚开始。

　　证据表明，空气传播在一些环境中会起作用，亚洲的一些地方已观察到了这种情况。可以肯定，空气传播将使控制流行的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如果新的冠状病毒被证实是SARS的原因，那么污染物或其他传播方式也可能参与传播，因为冠状病毒可以在环境中被污染物品上生存至少数小时(美国专家最新认定病毒能存活24小时)。

　　曾经有人寄希望于病毒随着传播的次数，因毒性减退而使疫情的扩散自然减缓。但这是靠不住的。“病毒在传播过程中，毒性未必会减退，它的毒性也有可能会增强。一旦病毒的遗传物质发生变异，疫情将更难控制。”秦鄂德说。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说，尽管我们对付其他病毒性呼吸道感染已有悠久历史，但我们至今尚无任何已被证明成功的基于人群的预防策略。即使我们有了一种有效的疫苗(如流感的情况)，但每年的感染率和由其所致的死亡率仍然很高。如果SARS传播也像流感那样演变，那么在没有疫苗、预防用药或治疗的情况下，控制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已经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了预测。巴西传染病学家爱德华根据电脑计算来预测疾病扩散的可能方式，结果让他吓了一大跳：要是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到了下半年初，全球可能有8亿人受感染。

　　我们当然宁愿相信这位来自于巴西圣保罗大学医学院的传染病学家是个疯子。

　　没有把握的赛跑

　　科学家还是会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待这一场抗击“非典”的战争，或者说，这场与病毒的赛跑。

　　“现在，全球各实验室正积极准备，根据现有的这些基础研究成果开发出有效的诊断工具，以便成功地控制疾病。可以认为，目前我们正从隔离、检疫等简单的消极措施向更为积极的干预并最终研制出疫苗进步。我们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尽管PeterCordingley在回答有关SARS的具体问题时并不乐观，但对于整个研究的进程，他并不悲观。

　　最终人类肯定能造出疫苗和药物来对付“非典”，可能大部分科学家都不会对此感到怀疑。问题是，我们能在付出多大代价时遏制住病毒呢？我们能不能更快地得到有效的预防产品，以防止一场疫病的更大规模的全球性爆发呢？

　　在令人失望的“疫苗生产期限”(1～3年甚至更长)之内，我们能不能找到另一条有效途径，来避免爱德华“根据电脑计算”得出的那个数字呢？

　　最新试验表明，对“SARS特效药”的开发速度可以大大加快。但可能限制开发速度的方面有——有关适合用来证实疗效的动物模型的开发；在成人和儿童中证实任何新产品安全性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增加生产以满足全球市场需求所需要的时间和资源。

　　恐怕我们还得期盼人类有好的运气。如果我们极其幸运，该病的流行形成一种季节性发病方式而被自然控制，就有可能改善地区性控制的前景；或者其传播进展速度慢于该病爆发早期的传播速度，也会给科学家带来稍微充裕一点的时间。

　　如果病毒移动的速度超过科学、通信和控制的能力，那么我们将面临一场持久和困难的比赛，人类在战胜病毒前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SARS的出现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全球性挑战。上述两种情况无论出现哪种，这场比赛都将持续进行下去。比赛的奖金和代价一样高昂——通过这次竞赛，人类将更懂得怎样来保护和拯救自己。

　　引起人们对SARS感到恐惧的最大原因可能是：它是世界上第一种可通过空气传播的国际性传染病。

　　现在人们更想知道的是，我们的这种恐惧有没有道理？恐惧还会持续多久？

　　本刊记者/方玄昌 □袁奇

　　“对未知的恐惧，莫过于人群对出现流行病的反应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当流行疾病的原因不明时尤其如此。”1977年爱德华·凯斯的这句话描述了当时人们刚认识军团菌病时的恐惧，也同样非常贴切地反映了当前公众对非典型肺炎的反应。

　　针对普通民众所关心的有关“非典”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WHO西太平洋地区办公室(马尼拉)发言人Peter Cordingley、英国伦敦公共健康实验服务中心实验室的Maria Zambon博士等世界多个SARS重点实验室负责人，以及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秦鄂德等人。

　　问题一：目前已有的药物(包括中药)对“非典”是否完全无效？可能会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前造出特效的抗SARS药来吗？

　　Peter Cordingley：目前已知还没有治疗SARS的方法。香港的医生曾采用三唑核苷与类固醇相配合的鸡尾酒疗法，取得过一定的成功，但部分病例的效果并不理想。

　　秦鄂德：预防和治疗的药物都必须经过检验以验证其疗效。中药预防的目标不是直接针对某一种病毒，而是为了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可能会有一定作用。但目前所有的抗SARS药，都需要在细胞水平上作进一步评价。

　　一种针对某病毒的药物制造出来之后，为了确保其安全性，还要进行动物模型测试、观察等一系列检验过程，才能投入生产。在短时间内制出治疗、预防SARS的特效药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问题二：病毒的活性是否跟温度、湿度等季节、气候因素有关？随着夏季的到来，疫情的蔓延是否会减缓？

　　Peter Cordingley：现在要下这个结论还太早，接下来的情况还不可预测。

　　秦鄂德：可能会有关。一般来说，冬、春两季温度低，而且干燥，这都适宜病毒生长。很多病毒，在零下七八十度环境下呆几十年，还能保持它的活性。但耐高温的病毒种类很少。

　　Maria Zambon:SARS病毒的活性是否跟温度、湿度等季节、气候因素有关,还需要进一步的资料来加以证明。

　　问题三：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发现痊愈后又复发的病人？依据目前的研究状况，人体内产生的对SARS病毒的抗体是否会终生保持？病人痊愈后，还具有传染给别人的可能吗？

　　Peter Cordingley：目前有被认为是患者康复后又复发的个例，但这很可能是由于初诊过于仓促所致。而对于终身免疫性，我们了解到的内容就更少了。

　　病人痊愈后，还将病毒传染给别人，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秦鄂德与Maria Zambon：目前的研究还不能确定对SARS病毒的抗体能保持多久，是否会终身保持。痊愈后的病人不大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别人，因为他体内的病毒都被抗体杀死了。

　　问题四：如果一个抵抗力极强的人接触了病人而没有被感染，他可能会间接地把病毒传染给别人吗？从常识上分析，医护人员对自己的防护应该会很严密，但还是可能被传染，病毒的传播是否还有我们没有意想到的途径？

　　Peter Cordingley： 有关SARS病毒的一个神秘之处在于，它攻击的对象是有选择性的，即便这些人是暴露在同样的与病原接触的环境下，也只是一部分人得病。我们也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于传播途径，从香港淘大花园的案例来看，还有通过环境传播的方式。

　　秦鄂德：隔开中间人间接传播，这还是可能的。目前已知的病毒传播途径有接触传染、飞沫传染和空气传播，最近有人从一些动物的粪便中分离出了病毒。可能还会有其他途径。

　　问题五：在一个城市中，病毒传播的高峰期一般会持续多久？在全球范围内，目前是否已经走到了病毒传播的高峰期？

　　Peter Cordingley：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病毒在一个城市传播的高峰期会持续多久。我们认为，在世界范围内，SARS目前还没有进入高发期，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将受到该病的侵袭。

　　秦鄂德：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可能还得等待一段时间。

　　Maria Zambon：病毒在一个城市传播的高峰期可能会持续几周到数月。

　　问题六：什么样的城市更易遭到SARS的攻击？中国的下一个高发城市可能会出现在哪里？

　　Peter Cordingley：一些专家认为，像香港这样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最容易受到SARS的攻击。

　　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很多类似的城市，它们都有可能成为SARS的下一个攻击对象。

　　秦鄂德：一种病毒在一个城市的传播情况，跟城市所在地的气候、易感人群密度、病毒的浓度等条件都有关系。病毒在城市间的传播，恐怕还是随机的，很难预测。

　　问题七：跟历史上几次大规模传染病相比，这一次病毒蔓延的速度、强度、广度、影响力有何特殊之处？

　　Peter Cordingley：SARS的传染性不及流感，其致死性也远远比不上“埃博拉”病毒。其危险在于，它是世界上第一种可通过空气传播的国际性传染病。

　　秦鄂德：跟以往几次全球流行病相比，这一次发病死亡率并不是太高；但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其传播速度快得异乎寻常。其特点在于它的发病聚集性，医护人员都难以保护自己。

　　根据本刊独家调查获得的资料推算显示：随着非典型肺炎的扩散正在进入高峰期，感染率与死亡人数的一再上升，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慌，“非典”的短期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微观成本数以10亿计，宏观经济成本则更为巨大，达到数以百亿计的水平

　　本刊记者/孙亚菲 王晨波

　　执笔□ 高善文

　　非典型肺炎的扩散正在进入高峰期，感染率和死亡人数将进一步上升。“非典”和由此带来的恐慌效应，正在给中国部分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中国经济将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呢？

　　6000人，北京能承受的警戒线

　　从中短期来说，“非典”的成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微观层面上，最明显的是不断上升的感染和疑似病例的隔离和治疗成本。据北京佑安医院的一位护士长称：“非典”比较正常的治疗期为2～3周，然后观察一周之后方可出院，这样的病例大约一人花费1万元左右的药费，而如果时间延长，则这些费用会随之增加。

　　广州人民医院一位医生透露：普通“非典”病人如果顺利出院大约花费2～3万元，而严重者可能达到20万元左右。如果按照2万元/人的标准推算，目前“非典”和疑似病例的直接治疗成本至少已经达到6800万元，达到亿元的量级只是时间问题，这还不包括大量留置观察人员的成本。

　　据隶属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海闻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对北京大学附属的多家医院调查，一个轻症“非典”病人每天的各种花费在1100元左右，重症病人每天费用3200元左右，国家应给予的应急补贴包括设备费、治疗费和医务人员加班费——按目前的状况预计，北京需要财政应急拨款7亿元，全国需要15亿元。

　　根据海闻教授主持的调查，一个“非典”病人需要6个医护人员，北京现有18万医护人员——但能从事传染病医护的不到1/3，而按现有的医护人员25%的感染率估算，只有3.6万人可以参加医护。

　　所以，一旦“非典”病人超过6000人，那么就会因医护人员紧缺带来严重后果。6000人，是北京现有医疗系统能承受的一个警戒线。

　　有关部门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早做预案。

　　“非典”消耗的成本：不低于100亿元

　　考虑到北京的医疗条件好于全国其他地区，一旦其他省份出现非典爆发的局面，由于当地医院的接待能力更为有限，为购置设备、治疗等所需要的应急拨款将非常可观。

　　除此之外，微观层面的成本还包括，为防止疫情扩散对社会公共设施所需要进行的连续和高强度的消毒形成的成本；为普及疫情知识和防护常识的宣传成本及组织研究治疗方法的科研成本；为控制潜在感染者对公众健康的威胁对全社会、特别是大规模流动人群进行拉网式动态巡查，以及在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进行特别体检形成的成本；以及普通民众购买必要的医药和医用器材的成本。

　　由于数据的缺乏，这些成本暂时难以估算，但从北京大街上“口罩”大军的壮观景象、“非典”药品紧俏出现投机商哄抬物价的情况等来推断，由于该项成本涉及人数极为广大，其耗费至少不会低于前述的直接治疗成本。

　　从宏观层面上看，一项是部分经济单位因人员感染，或者为防止人员感染，而重新调整生产过程和管理模式所带来的效率下降形成的成本，以及这些措施本身的实施成本。这方面的成本比较难估计。从泰国普通流感的经验看，其每年流感的直接治疗成本为4.5亿美元，而由于部分员工无法正常工作形成的间接成本达16亿美元，后者接近前者的4倍。如果以海闻教授的调查为基础，即目前全国需要15亿财政应急拨款，则该项间接损失可能不会小于60亿元。

　　由于“非典”的高传染性和暂时无法治疗的特点，此间接成本也许不会低于100亿元。

　　北京：影响约为300～600亿元

　　更主要的宏观经济成本是社会公众为避免感染，减少外出导致消费的下降带来的成本，表现为商业零售、旅游运输、酒店餐饮等销售的下降形成的成本。在这方面，海闻教授主持的调查提供了比较详尽的推测。

　　从影响旅游消费的角度，海闻教授主持的课题组，选取了酒店、旅行社、旅游景点、航空公司、铁路部门、餐饮、零售、会展和出租车9大行业进行调查，发现除零售业中的连锁超市以外，其它被调查的行业自4月始，经营情况都受到了SARS的负面影响，且有不断恶化的趋势。

　　酒店业首当其冲。春夏之交是北京旅游的鼎盛时期。尤其是一些高级酒店，由于常年入住率不足，一般就指望在四五月份的黄金营业期赚个盆满钵满，然而，SARS却让境外游客止步。他们调查的十余家四星或五星级酒店，入住率仅为10%～20%，而去年同期却是基本满员。

　　酒店内的旅游业务项目几乎无人问津，收入减少一半以上。以国内游客为主要消费对象的三星级以下酒店，目前看入住率所受影响不大，但取消“五一”长假，以及SARS流行情况日趋严峻，这些宾馆的入住率必然出现大幅下滑。

　　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们，恐怕是这次“非典”事件中体会最深的人群之一。去年曾花大力气争来的旅游订单，遭遇SARS时便溃不成军。退团函件雪片似的飞来，新马泰游被禁止，欧美国家签证也几乎停止，国内游客出境游基本停顿。调查显示，旅行社的入境业务减少60%以上，国内业务也至少减少一半。由于SARS属于不可抗力，旅行社对游客的退团要求甚至无法请求赔偿，蒙受了非常大的损失。

　　自4月初，北京的各大知名旅游景点便开始门前冷落。从4月12日、13日开始表现尤为明显。外宾减少80%，外省的游客也减少了50%左右。

　　火车站尽管还是熙熙攘攘，但往日繁盛的气象已不复存在，很多是返乡躲避“非典”的学生。课题组的成员对车站代客搬运、小商品寄存、广场上旅店接待人员的调查发现，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客流量分别下降30%到50%。

　　课题组成员的调查还证明了餐饮业的萧条：大部分餐馆客流量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减幅最大的高达80%，平均减幅达30%～40%。

　　超市成为零售业中惟一的一个亮点。“毕竟，不少人必须到超市买日用品，维持平常生活。”海闻教授分析说，“非典”恐慌会对顾客消费信心造成很大伤害，以人流量取胜的零售业必将遭受强烈冲击，即便是不得不去的超市，也出现了集中购买和囤积食品的现象。

　　一直在打折风潮中浮浮沉沉的航空公司，当下又遭遇SARS的“严冬”。从4月初开始，营业情况明显受到影响，各航空公司几乎都经营惨淡，未来几个月形势也不乐观。根据对国航、海航等国内几大航空公司的调查，客运方面，向香港、东南亚方向的航班减少一半。其它国际航线受来华旅游团骤影响，乘客人数剧减。往年“五·一”是航空客运市场的一个高峰，在今年，那种节期加航班的情况将不复出现。

　　SARS通过呼吸道传染的方式，让不少人减少外出机会，公交和出租车均因此受到影响。对21个出租车标准样本的调查显示，像“红旗”之类每公里两元的高级车，随其主要消费者取消旅游计划而生意下滑80%，“富康”车乘客数减少32%，“夏利”出租车所受影响不大。据估算，北京市的出租车行业每日损失600多万元。

　　2001年北京市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1年外地游客在北京总花费832亿元，本市游客总花费55.7亿元，因而北京的国内旅游收入的90%以上来源于外地游客。海闻教授分析说，如果北京疫情不能迅速得到控制，北京市的第二、三季度的国内旅游收入将大幅度下滑。

　　从3月份开始，北京的境外游客减少了80%左右，估计北京市全年的对外旅游收入将减少60%～70%，此项损失可能将达160亿元人民币。国内旅游部分，北京市在今年的收入预计下降25%～35%，这可能会增加200亿元左右的损失，国内外旅游总计损失可能在400亿元左右。

　　海闻教授称，加上一些间接损失，SARS对北京市整个经济的影响也许为300至600亿元。另一方面，北京市去年GDP的增长率为10.2%，GDP总量为3130亿元，今年GDP的预期增长率为10%，预计GDP总额将达到3443亿元。

　　“在SARS的影响下，如果北京市不采取其它一些积极拉动消费的措施，保守估计北京市的GDP将出现零增长，极有可能出现负增长。”海闻说。

　　全国：“非典”将损及今年GDP

　　SARS对我国其它地区的影响也主要在旅游行业，据海闻教授的课题组对我国旅游业的损失进行的分析和推算，境外游客人数在全国减少的情况与北京类似。

　　因为其一，很多国家政府是对到我国旅行发出警告，而不是针对我国的某个省区发出警告；其二，现在大部分省市区发现了疫情；其三，从去年的统计资料看，广东和北京分别接待了1,526万和310万境外游客，名列第一和第二位，分别占全国接待境外游客人数的38%和8%，而这两个地区都是主要疫区。估计全年的对外旅游收入将减少50～60%，按55%计算，损失将达900亿元。

　　去年我国“五一”期间实现旅游收入331亿元，预期仅今年取消“五一”长假这一项的损失可达200亿元左右。国家旅游局于2003年4月21 日发出紧急通知，提出限制跨地区旅游。保守估计全国的国内旅游收入将减少10%，损失可达500亿元。

　　去年我国GDP的总量是102,398亿元，今年预期的增长目标是8%。由于SARS的影响，要达到这个目标将有困难。SARS造成旅游等消费活动的低迷，从而产生对全国GDP的影响估计约为2个百分点，考虑到政府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估计今年经济的增长率在6～7%之间，比预期低1～2个百分点。是否能刺激其它形式的消费将对今年经济的增长起重要作用。

　　最后一项宏观经济成本是潜在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因为对安全环境的忧虑而减少投资所形成的成本。

　　当然，“非典”成本的大小最终取决于疫情的实际扩散程度和持续时间等因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与恐慌相关的宏观经济层面的成本，如旅游业受到的打击等无疑将是最主要的成本。

　　中长期：利弊互见，关键看应对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非典”的经济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分因恐慌导致的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可能在疫情消失后得以释放，形成经济在中期内的部分反弹，与短期的经济下降结合在一起形成经济波动的加剧；当然该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宏观经济调控进行管理。

　　中国经济增长在今年第一季度猛增至9.9%的高位。认为今年后几个季度增长可能放缓，但依然推断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增长期。在这种背景下，“非典”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也许会是正面的，即在放慢短期经济增速的同时提高中期的增长前景，并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

　　二是在“非典”控制过程中暴露的管理体制存在的部分问题，如信息不透明、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危机应对不够及时有力等，可能一般地影响国外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带来外资流入的下降。

　　但是问题的暴露也提供了问题解决的机会，如果中国政府亡羊补牢，采取得力措施进行补救，并能够部分或全部地改革和清理这些流弊，也可能消除该影响，甚至促进投资环境的改善。

　　三是如果“非典”导致公众健康安全感的下降，和预防性储蓄的提高，则一方面加剧经济短期的下降，另一方面也可能提高经济中长期的增长。

　　据美国学者最近的估计，美国1918年的大流感导致了经济在1920～1930年间增长速度的提高，死亡率千分之一的上升可以将随后10年期间年均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超过一半的原因来自储蓄率的提高。

　　当然，如果中国的金融体系效率依旧低下，并将大量储蓄继续投入国有企业等低收益的部门，则经济浪费也将进一步扩大，还可能加剧资本外流。

　　四是如果部分医学专家的担心是正确的，即“非典”预示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病毒和细菌的变异可能性正在增加，从而在未来可能反复出现类似非典的怪病，则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前景都会受到负面影响。但如果人类因此提高警觉，并加大预防和研究类似传染病的科研投入，这种负面影响也许是可以控制乃至消除的。

　　一言以蔽之，非典的短期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微观成本数以10亿计，宏观经济成本更为巨大，达到数以百亿计的水平。在中长期内其影响利弊并存，关键看如何应对。(本文得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专业支持)

　　非典的真正危险，不仅在于它在城市中的爆发，更在于它正随着人群的流动，向其他省份尤其是农村蔓延

　　本刊记者/孙展 □邵军 李春

　　4月18日，25岁的甘肃定西籍男子马斌(化名)，乘T151次列车在定西火车站下车之后，连家都没回就直奔定西县医院，要求进行胸部透视。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医护人员的高度警惕——在SARS爆发时期，一名自北京出发并伴有咳嗽症状的病人，即便在定西这个偏远的西部县城，人们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甘肃省的专家组奔赴定西诊断：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非典型肺炎)。 这是甘肃省发现的第一例非典型肺炎患者。

　　马斌不过是北京每日通过火车到达全国各地的20万人中的一个。

　　最难点：控制流动人潮

　　就在马斌离开北京的第二天，他的老乡，66岁的马思成也匆匆离京返乡。在搭乘MU2112航班到达兰州后，立即租车回到定西，次日来到定西地区医院就治，并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在他乘机的当天，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大约在7万人次左右。

　　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是全国人流汇集的焦点，每天进出北京的数十万人，以及400万流动人口，给“非典”控制带来不确定因素。

　　从最近几天的报告来看，在初增病例的省份，大多是人口流动带来的输入性患者。据报道，陕西发现的第一例“非典”患者曾陪护其他病人前往北京治病；杭州的病人据称是来自北京的游客；而江苏、新疆等地的疑似病例也都与北京方面的人口流动有关。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每天有多少“非典”病毒的携带者正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向全国各地流动，对各地形成新的威胁。

　　马斌来到北京已经五六年，在朝阳区的一家拉面连锁店中任分店经理。4月14日，他出现了头疼、咳嗽、肌肉酸痛等等症状。联系到同是定西籍的总店经理马思成也出现发烧的症状，而其妻子刚刚因非典型肺炎去世，马斌高度怀疑自己患上了“非典”

　　“他曾经到朝阳区小庄医院就诊。”甘肃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王健说。但不知什么原因，马斌并没有被隔离，他当时领到仅仅是“咳清灵以及一些消炎药”——定西县医院主管马斌的副院长支莲英对记者说。

　　服药未起作用，引起了马斌的恐慌。他做出的决定是离京返家。4月17日下午，马斌在一名亲属的陪同下乘上了北京发往西宁的列车。马思成告诉定西地区医院传染科主任安江的原因却是：“怕牺牲在外地”。

　　在大城市的边缘，巨大的流动人口平日少受关注，现在也可能是清扫“非典”的死角。他们可能没有单位的关照，也没有医疗保险，一旦生病可能就猫在家里，因对费用的恐惧而不愿就医。出于叶落归根的心理，遭遇危险时本能反应就是赶快回家。

　　从北京的情形来看，一股因对“非典”恐惧引起的返乡潮正在形成，其中潜藏着对全国各地的巨大威胁。“并不能完全责怪他们，但是这样做的确增加了他人和自己的危险程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卢金星说。

　　人口的自由流动给国家带来了活力，但现在却带来了危险。

　　政府宣布取消了“五一”长假，并且禁止进行跨地区旅游。而根据有关统计，2002年的“五一”期间，全国出游人数超过了8200万。把假期由七天减为五天，政府希望国民们放弃远足，最好就近散散心。

　　但即便是在平时，要对这些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控制也非常困难，而遇到疫情，浓厚的乡土情结总是试图冲破控制。何况，正常的公务人流更不可能完全遏止。虽然在京的很多单位已经宣布，如非特殊必要，不能到外地或境外出差。

　　民航、铁路、交通等部门连发通告，试图筑起一层层防护网，阻止病毒携带者的流动。

　　但是，这些措施仍然不可能做到疏而不漏。4月24日晚由北京返回青岛的马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北京站和火车上都没有受到任何检查。这显然不能阻挡马斌和马思成们流向各地。

　　相比于航空部门，铁路部门的防范措施则要被动得多，大规模的客流量使得事前对每名旅客进行检查非常困难，而途中巡查和事后追查也难免被动。目前，已有多辆列车在运输途中因发现“非典”疑似病人而延误。这就更加证明了人们的担心。

　　于是一些非常规的补救措施开始被采用。继甘肃省疾控中心和青海省卫生厅对外发布公告，要求乘坐过17日北京至西宁的T151次列车和18日北京至兰州的MU2112航班的旅客接受检查后，在江苏、湖北和宁夏，至少有四次列车和一个航班的旅客被紧急“召回”。此前，人们只在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中见到这样的情形。

　　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对来自重点疫区的人员进行严格的限制。在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重镇上海，政府已下令“严防死守”，规定对所有入沪人员进行检查，并且要求来自北京等地的旅客在酒店中住同一楼层。很多地方已经规定，对来自北京的人要进行登记和体检，并且限制员工到北京旅行。

　　“这些措施的效果目前还很难评估，但现在能够做到的也只有这么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卢金星说。

　　实际上，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要防止如此大的一个国家里人口流动带来的疫情扩散，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这完全不同于弹丸之地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情形。

　　而且，如果把各大城市隔绝成一个个“孤岛”，也将使经济陷入窒息。4月24日，北京和太原都否定了“封城”的传言。

　　“人口流动与疾病传播的确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要正确把握控制疾病和限制人口流动之间的尺度，”卢金星说，“没必要太恐惧，但应该减少不必要的差旅。”

　　“我们并没有全部取消旅游，而是主张不要全国性的大面积流动，提倡大家在本地旅游，但是也不希望大家都关在房子里。”卫生部副部长高强的言论似乎也反映了中国政府这样态度：政府正在做出艰难的选择，避免因控制人口流动带来的过多的损失。

　　最焦点：守住校园堡垒

　　4月23日，北京市170万名中小学生放学回家后，“兴高采烈”地向家长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明天起不用上课了！”

　　在为期两周的停课期内，他们在家做作业，每天打电话向老师报告身体状况。但令人沮丧的是，他们被家长要求呆在家里，不能到处乱跑，“因为外面有非典”。

　　在此前后，北京的部分高校开始停课。在山西太原、内蒙赤峰和呼和浩特的中小学和幼儿园也相继停课，大学也部分停课或封校。

　　4月2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说，经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学校可以调整假期或停课放假。

　　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典”肆虐之初，停课是一个标志性的关口，显示情势已进入非常严峻的阶段。

　　虽然有人质疑是否有点草木皆兵，但医学界人士却对这些紧急行动持赞许的态度：“如果政府此时不采取任何措施才是最可怕的，”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士说，“停课等诸多看似极端的行为不意味着“非典”已经肆虐，目前对学校采取的都是超强度的保护措施，是未雨绸缪。因为有这些措施，才可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学校远离非典，以至保证整座城市远离非典。”

　　“有聚集性人群的区域是“非典”病毒最可能传播的地方，”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士说，“而学校无疑是最具聚集性的地区。如果不对学校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会导致‘非典’的大面积传播。”

　　一所学校会聚集成千上万名学生，吃饭、住宿、上课，进行各种活动与聚会，都是集体行动。学生还与社会有着广泛的接触，逛街、娱乐、回家看望父母等。凡此种种，一旦一名学生患上“非典”，带给周围人的可能性，要比一名普通工人、“坐班”的白领或者退休老人等大得多。

　　另外，学校向来在中国具有特别意义。一个学生的安危，不仅牵动众多亲人的心，一旦疫情在学校蔓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是一个显著的人心风向标。学校成为各个城市保护的重中之重。

　　但另一方面，政府也担心，高校一放假，回家的学生们可能将“非典”扩散至外地，或者把校外的“非典”带回来。因而教育部又说，学生、教职工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五一”长假在学校及当地休假，不外出旅游，外地学生不离校回家。

　　但显然这一措施并未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在山西208国道上可以看到，长途班车上还有不少带着口罩回家躲避“非典”的学生。

　　最危险：SARS向农村和西部蔓延

　　定西县位于甘肃中部，是中原通向西北的交通要道，素有“兰州门户，甘肃咽喉”之称。

　　马斌和马思成的回家打破了这个县城素来的宁静。

　　当“非典”惊扰着城市时，那些缺乏足够信息和文化知识的打工者，成了这些城市里最盲目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走”为上计，纷纷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家的打工者和日常的流动人群一起，成了病毒潜在的最大载体，向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传递着危险。北京各大医院里都有许多从外地农村来做“护工”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辞工返回老家。而在目前的“非典”个例中，因为陪护过“非典”病人或者在医院呆过而被传染的不在少数。

　　那么，非典型肺炎目前在农村的发病率到底有多少？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研究所的彭国文先生说，该省农村的发病数字在整体发病人群里占的比例很小，粗略估计可能为2%左右，非典型性肺炎还没有在农村扩散的迹象。

　　不过，WHO仍然对贫穷的中国农村和西部面临的威胁表示极度担心，该机构新闻发言人汤普森说，世界卫生组织尤其对中国西部地区受到非典型肺炎的感染感到担忧，因为医疗资源匮乏的西部省份有效遏制非典型肺炎传播的能力有限。

　　面对严峻的形势，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宋文治教授指出，传染病以前一般多数发生在农村，由农村包围城市。但是近年来传染病却多在城市起源，像1988年上海爆发的甲肝和此次的“非典”，都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爆发，然后由中心城市向农村扩散。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加大，城市向其他地区扩散病情的情况更加明显，控制起来愈加困难。

　　1962年广东阳江县发生霍乱和1965年北京房山爆发流脑时，流行病学专家庄辉都曾亲历。她认为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很容易控制，但在今天，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容易。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加速、打工人群的急剧膨胀，疫病由城市向农村传播的几率大为增加。

　　北大医学部朱万福教授说，对于农村来说，一是农民经济上无法承担，有些人即使染病也不愿就医；二是多数县乡卫生院没有救治“非典”病人的条件。治疗“非典”病人需要用激素、输氧和专门的隔离病房，这样的条件许多农村的医疗诊所难以达到。一些专家指出，如果“非典”扩散至农村，后果是灾难性的。

　　庄辉教授的观点较为乐观，她说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有了疫苗以后，由于普及率低，农村的感染人数会多于城市。但是在没有疫苗之前，疫病在农村和城市的流行速度是一样的，农村甚至可能由于人口密度小而更少一些，因为它很少有城市里的幼儿园、学校等这样人口高度密集的场所。

　　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代表着来自高层的声音，他说因为中国农村农民的收入相对城市来讲比较低，农村的医疗条件相对城市来讲也比较差，而且农民的自我防护意识相对城市来讲也比较低，一旦农村发生疫情流行，“后果就非常严重”。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目前最担心的问题就是“非典”最终向农村扩展并失去控制。而在一些农村，已经陆续开始出现SARS病例，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会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