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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已重新定位的日美同盟，中国将努力寻求三方利益的汇合点，任何将有关联美制日或联日制美思考付诸实践的尝试都不太慎重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美日三边关系是由当前的“时”与“势”决定的，换言之，这组关系要放在亚太安全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中加以全面观察，其演变离不开现阶段的“段情”：中美日三国的亚太外交与安全政策重点；全球反恐形势下的东亚安全合作以及日本的国家走
向；中日关系的“光与影”等等。只有在回答如上设想之后，才能回答中日关系能否通过“脱美”、“离美”甚或“抗美”来激活、发展。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未变
当前的亚太安全格局是冷战以来各大力量纵横捭阖、运筹布局的结果，是一种战略“存量”；尽管冷战后各国的政策调整作为“变量”在产生影响，但总格局仍未发生变化。
首先，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看，其不变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保持美军的前沿展开，驻守战略防线与夯实军事基地；二是巩固或提升美日、美韩、美菲等双边战略同盟，寻求新的战略合作伙伴；三是加强对亚太国家的安全承诺；四是开展多边安全对话，摸索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作为对双边同盟之补充(决非替代)。“9·11”后美国展开了全球军力大调整，但仍突出亚太地区的部署及双边同盟。这决定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秩序观、安全观、利益观、合作观不会轻易改变，美对该地区的中亚合作组织、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东亚经贸自由区等倡议疑窦重重。
日本绝不可能“亲中疏美”
其次，从日本的外交安全政策看，冷战后，日确实经历过“同盟漂流”的战略躁动期，在“脱美入亚”还是“脱亚入美”的外交三岔口彷徨、犹豫过。在朝野论战或非主流决策层中，也提出过“回归亚洲”的外交口号。但1996年4月，日美首脑发表了《日美安保联合宣言》称：“当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的事态对日本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时，两国将进行磋商与合作。”1997年9月，日本出台了《新防卫合作指针》，停止使用原《指针》中的“远东”概念(1960年日本政府解释其范围为“菲律宾以北，包括台湾和韩国”)，代之以“日本周边地区”，其实际意义是，当“周边”有事之际，将“协调动用自卫队和美军”。
从国际安全角度看，日本此举等于同美国签订了当台海“有事”，日将为其提供支援的契约，把自己嵌进了如果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紧张，日中关系也将随之紧张的机制。因而有亚洲政要评论说，日本外交对美“一边倒”，其道路越走越窄。受此态势影响，日本充其量能平衡一下外交重心，搞“联美入亚”，而绝不可能“脱美入亚”或“亲中疏美”。逆言之，现阶段任何有关“联日制美”的建言日本是听不进的。
中国外交“入字当头”
再次，从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看，在新时期，中国外交强调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为此，既要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又要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对美关系重要，对日关系亦非不重要。面对已重新定位的日美同盟，将努力寻求三方利益的汇合点，任何将有关联美制日或联日制美思考付诸实践的尝试都不太慎重。中国不搞斗争哲学，“破字当头”，挑战传统秩序；而是顺势而为、上善如水，“入字当头，立在其中”，参与亚太安全合作，加强经济与文化外交。
“9·11”至今三年来，亚太安全因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及朝核危机而出现变化，特别是经由上海APEC、曼谷APEC，亚太安全合作越发受到重视，这有益于中美日进一步夯实“三反”基础(反恐、反扩散、反贫困)，在“集装箱安全”“扩散安全倡议(PSI)”“区域海事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为大国关系发展提供新“抓手”，推动三边关系朝“扩大均衡”的方向发展。
面对如上安全与外交格局，中日关系不适宜搞针对第三国的“外延式”发展；相反，中日两国有太多的发展“内涵”；双方在维护朝鲜半岛稳定、联防金融风险、保障共同发展、能源环境合作等方面都有利益汇合点。日本决策层认为，中国综合国力发展是客观事实，日本外交政策必须考虑中国因素。从上世纪90年代的宫泽内阁至今日的小泉内阁，历届内阁均把中日关系定位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关键在于日本如何突破历史问题的“瓶颈”，启动这艘搁浅的快船。【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陆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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