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高龄老人独自揭开河南艾滋病血祸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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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年愈古稀的老太太，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揭开了河南艾滋病“血祸”这块硬疤。她是怎么做到的？

　　本刊记者/文晔

　　经历八年“抗艾”，高耀洁已经成了一个77岁的老人。她弯腰捡东西的时候，会喘个

不停。她已经到了让别人照顾的年纪。

　　但是，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当你见到高耀洁时，会发现，她的力量和激情保持至今。

　　为了一个官方公布的不实数字，她会从沙发中跳起来，面红耳赤地在屋里走上两圈以平息愤怒；即便是一个曾经诉说过多次的艾滋孤儿的故事，一提到细节，她就先红了眼圈。高耀洁的真正状态，用她老伴的话说，“这个老婆子不要命，你说谁能拦得住？”

　　高耀洁从1996年开始在民间大声疾呼防治艾滋病——这些事，在河南也不是没人知道，但就是没人敢公开这么说。到1999年，她开始在国际上多次获得人道主义奖项。2003年中国关于艾滋病的政策开始改变后，人们才开始正视她的价值。

　　2003年底，吴仪点名要见高耀洁，中央电视台将她评为“2003感动中国人物”。

　　卧榻写“春秋”

　　到达高耀洁的家时，是2004年夏末的一个午后，高耀洁正斜卧在床上修订着自己的书稿《艾滋之怪》(暂定名)。屋外面风雨如晦，她却怡然自乐，一盏自制的灯，简单到只有一个灯泡，照亮了她的脸，也将她的神色变幻铺陈开来。

　　她忽而愤怒，一骨碌爬起来，抖着稿子说：“这些没良心的人，打着行医的幌子，其实就是向艾滋病人卖假药！”

　　她忽而又红了眼圈，用孩子般的神情说：“你看这一段，一个孩子对她的艾滋病妈妈说，‘你把我卖了吧，卖了就有钱治你的病了’，多惨！”

　　今年春节，她家来了两个女人，自称北大毕业，拿着红头文件，说可以调动1亿元的“防艾”资金。但高耀洁发现越谈越不对劲，果然，刚出去片刻，她另一部《一万封信》的书稿就不见了，幸亏高耀洁机警，在这两个女人鼓囊的包里又把稿子揪了出来。

　　说起她们当时的窘态，高耀洁忍不住发笑。

　　这部书稿，用高耀洁的话说，是她在民间防艾事业的起点，也将是终点。

　　《春秋》是孔子晚年写的最后一本书，他感叹“吾道穷已”而作《春秋》，在临死前对弟子说“将来世人了解我要靠《春秋》，将来我得罪世人也是因为《春秋》”。——高耀洁觉得，手头正改的这部书稿，对自己的意义也是如此。

　　“我这部书以个案为主，谁也击不倒我。”高耀洁用她那颤颤巍巍的小字记录下她深入河南农村，调查艾滋病的所见所闻，时间、地点、图片俱全。

　　她要用“最立得住”的个案让人们相信，正是1995年兴起的“血浆经济”，让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走向了坟墓。

　　“宣传是防艾的最佳良药，中国最缺的就是这个”。 8年前，她拿出自己仅有的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用一双仅有34码的小脚走遍了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资料。8年后，她相信“艾滋在中国的怪现状必将成为历史”，既是医生又是河南省文史馆馆员的她，用起了春秋笔法。

　　一生的惯性使然

　　1996年，干了半辈子产科的高耀洁医生遇到了她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当患者那双骨瘦如柴的手拉着她说“我不想死”时，高耀洁不能平静了。她不仅被在河南这种内地省份也会出现这种凶险绝症而震惊，也为自己“被常识所骗”而震动——在当时，她曾也认为艾滋病是因行为不检点得的“脏”病。但是，眼前这位患者不吸毒，不嫖娼，他是被输血传染上艾滋病的。

　　“血库里的血有艾滋病毒！这样受害的人就不止一个！”

　　从此，她投入“抗艾”。这位穿旧式衣服，戴廉价花镜，甚至还是缠足小脚的老人，走了100多个艾滋村，见了1000多个病人，给他们送药送钱；当了164名孤儿的奶奶，寄钱供他们上学。

　　她平日粗茶淡饭，算计每一分钱，却慷慨地将自己的百万元奖金和稿费全用来印发“防艾”材料——这种她自己编写的4页8面的小册子至今已经印制了77万份，发放了75万份。

　　为了发放这些材料，老太太或去歌厅(经常被轰了出来)，或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依靠一己之力，却比任何一个政府机构都要印得更多，也发得更多。

　　所有这些事情，能做成一件就已经是不易了。

　　或许，高耀洁70岁时做的事情，可以从她3岁时的记忆中找到源头。

　　高耀洁的外祖父曾是前清翰林。在他的关照下，高耀洁3岁就开始读书，当然，读的是四书五经。

　　“我记性特别好，老师教一遍，自己看一遍，就可以直接背诵了。”当年学的《四书》和《孝经》已经刻在了她的头脑中，谈话中，她不时引用儒家经典，《孝经》则是当面背诵如流。

　　幼年的家教是矛盾的。它给了高耀洁一双走不远的小脚，也给了她一颗“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心。

　　小脚曾让她自卑，但在成为妇产科大夫后，一个人对付47张产床，小脚带给她的不便早被繁忙的工作甩在脑后了。

　　“我是一个儒教徒，不会害人。”高耀洁如此总结自己，但她又说“我常常觉得，我不适合现在这个社会。”文革中，她自杀了3次，虽然没有死，但胃被打坏，后来切除了3/4。因为“不说软话”，她还被断断续续关到太平间里8个多月，落下了肝硬化的毛病。

　　高耀洁常说，“天之生物有责，我的职责就是个医生。”

　　为了这个“责”，退休后她也没有安享晚年，而是和那些贴小广告治性病的江湖游医斗了10年。

　　以这种人格的惯性，高耀洁在发现了艾滋病的真相后，哪里“保密”就到哪里找病人，“他们越是捂着，我越要写呀，印呀，讲呀。”

　　“人无信不立”

　　2003年底，是中国“防艾”的一个转折点。卫生部在通报中承认“瞒报疫情严重”、“专家估计，感染者超过百万”，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2000年的1500万元增加到2003年的3.9亿。

　　“防艾”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找高耀洁的人就更多了。

　　其中有些人不怀好意。“这些高层次的骗子纠缠不休，我真是太累了。”

　　谈到那些在学术界说假话的人，谈到那些欺上瞒下的官员，她沉默良久，而后大段大段背出《史记·伯夷列传》中伯夷和周公的对话，意思是“做人要有骨气，要是不能实事求是，活不活都没关系，跟臭狗屎一样”。

　　现在，老伴最担忧的还是高耀洁的身体。“她这样整天在路上奔波，我最担心哪一天会倒在路上。”

　　而高耀洁则半开玩笑地说，“要是我死了，可就解脱喽。”让她感到宽慰的是，河南艾滋病的实情终于给揭出来了。

　　高耀洁说，儒家经典中对她影响最深的一句是：“人无信不立”。所以，每次到大学里去开讲座，她的结束语都是：“孩子们，我对你们就一个期望，希望你们走上社会以后，一不要说假话，二不要办假事，三不要造假货，这(造假)可把中国害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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