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已经踏上寻找重建精神家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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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评论员/秋风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至少自7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中，80年代初所说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90年代所说的人文精神危机、诚信危机，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庭危机、道德危机，正是中国人精神世界土崩瓦解过程的写照。不过，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精神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寻找重建精神家园的途径。

　　反传统掏空中国人的心灵

　　这几十年的确是一个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自由活动空间也在增大的时代。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似乎找不到信仰，道德似乎在堕落，家庭在不断解体，人们的心理越来越焦虑、甚至不乏愤怒，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官民关系趋于紧张、甚至敌对，商人之间互相欺骗就不用说，白衣天使也已经成了黑心肠的象征，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越来越狂妄，而对本民族的文化也越来越丧失信心。

　　为什么中国人的精神会沿着这条向下的轨迹加速下滑？

　　首先，贯穿于20世纪的全面的反传统思潮与运动使中国人的精神陷入虚无。

　　人的心灵涵育于传统之中，离开了传统，人的心灵必然趋向于干瘪、空洞。传统的宗教可以让人们正确地理解生与死，理解生命的意义；传统的道德观念可以维系家庭、社区关系、及职业伦理。总之，传统能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如何安放自己的身心，如何与他人打交道。

　　然而，现代中国的历史却是从知识分子彻底否定本民族的传统开始的。面对“现代化”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传统逐渐丧失信心。他们希望每个中国人立刻享受到西方人的所享有自由和现代文明的一切物质成果，于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全盘颠覆传统的思想和社会运动中。他们号召民众拒绝旧思想、旧文学、旧文字，抛弃旧道德，反对旧宗教，解散家庭，根据科学原理，重新安排中国人的精神。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扔掉中国书，到50年代的移风易俗、破旧立新，一直到革“文化”之命的政治运动，全盘反传统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历史学家公认，这在现代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一出文明悲剧。人们可以摧毁所谓的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却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图科学地建立起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道德、宗教、文化是无数代人的智慧的结晶，这样的智慧是任何一代人、更不要说一群自认为已经发现了历史进步的方向、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所能比拟的。抛弃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是容易的，但没有人能够聪明到建构出替代它的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

　　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盘反传统浪潮，中国人与其祖先失去了联系，他们遗忘了祖先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信仰、规则、价值。知识分子曾经为自己将这个民族从死人的掌握中解放出来而欢呼。有人曾希望在这快精神的白板上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然而，遗忘这些信仰、规则、价值，中国人的精神也就被掏空了。

　　全能权力妨碍精神发育

　　另一方面，全能政府的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侵蚀了人们的精神空间，妨碍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自发性发育。

　　不管是信仰、道德、文化、社会规范，甚至包括怜悯之心，博爱之心，当然还有公民参与精神，都只能形成于民众自发的行动过程中，而不可能由政府自上而下地灌输、强制。但是，过去几十年间，政府却恰恰僭越了自己的权力界限，将权力延伸到人们的精神空间和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政府曾经利用权力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利用法律手段破除迷信，摧毁旧道德、旧信仰，改造旧的家庭关系、财产关系，并代之以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新家庭，塑造新人。几十年后，我们看到，新人并没有出现，相反，人们的道德、文化、信仰却全部失落了。人都不成其为人，也正因为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先被人们注意到的社会现象，就是信仰危机，而人们追求的，也正是重新寻找人性。

　　权力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各个领域都行政化、官化。官场文化侵蚀每个社会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形成职业伦理，因为，职业伦理只有在自治的群体内才有可能形成。

　　权力控制社会，将“官本位”观念推到了极致，抑制了公民精神的发育。在这样的社会，人们丧失了主体性，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拿不了主意，人们也就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权力控制社会，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民众几乎没有余力从事公益活动。政府也限制民众自发从事公益活动，因为这有可能导致权威的多元化。一次SARS，将我们的社会机制的缺陷暴露无遗。尤其是，没有一些具有权威和亲和力的人来抚慰人们惊恐的心灵。也没有一个真正民间的慈善机构来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们提供帮助。看着贫困学生无钱上学，人们却爱莫能助。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但是，让这种恻隐之心变成公益活动的社会机制，却无法在现有的体制中发育，人心变得冷漠，实际上是缘于权力的限制和控制。

　　商业化的灭顶之灾

　　权力当然也侵入了商业领域，从而使不少商人的行为变得相当丑恶。

　　市场和商业活动本身固然不大可能生成道德，但它也不会必然导致信仰的失落、道德的沦丧或公民精神、公益精神的流失。相反，历史上，我们看到，在有些法治国家，市场与人们的精神是同时发育的，市场本身可以为健康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关系的发育提供良好的条件。至少，财富可以为某些人士从事慈善活动提供较大便利。

　　然而，在中国，市场发育的过程，却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限制和扭曲。企业家进入市场后，甚至为了进入市场，所要竞争的，除了产品和服务之外，也得竞争政府所控制的资源和官员的照顾与保护。根据常识，那些脱颖而出者，在后一方面的表现总是比较出色的。他们开始可能是被迫取媚权力，后来尝到甜头后，则是有意利用权力。愈堕落愈快乐。他们不可能守法，也不可能讲究诚信。

　　权力还腐蚀了这些商人的心灵。商人心灵之冷酷，超过任何年代。没有道德约束他们，他们也通过攀附权力获得了法律上的豁免，还有，在权力面前所遭受的屈辱，会转化为对利润的畸形追求和对普通民众的冷酷无情。在城市拆迁中，那些所谓的民营开发企业，比起官员之无情来，一点也逊色。由于官员和攀附权力的商人所激起的怨恨情绪，毒化了整个社会的气氛，处处可以感受到多疑、刻薄的心态。

　　因此，被权力的扭曲商业活动，冲刷了仅有的一点道德观念。更严重的是，市场越过了自己的界限，向整个社会泛滥。唯利是图，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它使人们的心灵趋向于功利、算计。

　　在这个时代，传统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没有能力、也不被允许寻找多样的、可能是更有价值的生活样式，整个社会都挤向了商业化的独木桥，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惟一指标。政府、文化、学术等等方方面面的活动，都围绕着财富进行。地方官员拼命追求GDP，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基本的社会公正；庙宇中的和尚、道士热衷于赚取香火钱；大学则想方设法向学生收取费用；行业协会则巧立名目，向会员企业收费。

　　商人固然应当追求效率和利润，商人也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市场也是社会运行机制中基础之一。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们普遍地具有商人的心灵，如果商业法则支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则这个社会就必然是一个坏社会，每个人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在算计，人们的心灵必然狭隘、只关心自己，而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视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一个美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生活样式、生活目标、人们的价值多样的社会，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中有不同的追求，企业但政府则应当追求公平正义，大学和研究机构应当追求知识，庙宇应当抚慰信徒的心灵，等等。只有这样，心灵才能获得丰富的伸展空间，这个社会的精神才会显得充盈、多样。

　　知识分子：愈堕落愈快乐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奇异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和观念陷入混乱，他们集体率先堕落，并为社会普遍的精神崩溃提供理论支持。

　　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具体体现者，而在90年代，知识分子显然也在急剧地商业化。大学管理层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家拨款，向学生收费，富丽堂皇的大楼，被视为最伟大的政绩。大学教授则可以一人带四五十个博士生，这些博士成为教授批量生产专著、论文或完成项目的廉价劳动力。当然，博士生们也乐于奉献，由此可以活动进身之阶，至于是否获得知识，谁还在乎？年轻教师们在一起谈论的是项目收入和女研究生的色相。每到傍晚，高级轿车到外院门口接女生，早已经成为各地的一道独特风景。

　　可以说，信仰、道德、伦理的崩溃在知识分子那里最为彻底。因为，知识分子刻意地追求这种结果。理论给了他们自己以堕落的勇气，也让他们充满自信地为精神的下滑提供论证。社会学家呼唤性解放，每个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身体追求快乐，木子美被认为是个性解放的象征，离婚率上升也曾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经济学家运用现代福利经济学论证说，卖淫嫖娼既可以解决妓女的生计问题，也可以增进嫖客的福利，更可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样的理论深得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之心。有研究制度的学者则说，贪污腐败是必要的，可以有力地推进经济增长。至于一些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则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文化，对于任何试图认真对待传统的努力，都群起而攻之。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彻底摧毁中国传统，中国人就不可能获得自由。这些知识分子塑造了不少民众的观念，从而使他们将精神的虚无误认作思想、个性的自由。

　　没有传统和规范约束、没有道德指引的知识是可怕的。一个偏僻地方的农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按照传统道德生活，而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却可能有意识地过一种反道德的生活，并且对所有人宣称，这是一种自由。现代知识分子要对中国人的精神失落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精神重建的希望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人的精神确实处于巨大的混乱和虚无之中，但不管怎样，政府权力所控制的范围和力度在逐渐地收缩，而市场及社会在逐渐地发育。每个人、每个家庭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在不断扩大。在这个私人空间中，他可以不必信奉官方的意识形态，追寻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他无法再将责任推托给他人，而必须直面自己的良知，而在良知的指引下生活，风险似乎也没有以前那样大了。

　　同时，在社会上，逐渐可以形成一些自愿性组织，使人们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自我治理，在这些自我治理的群体中，逐渐形成了某种职业伦理，约束群体成员的活动向着良性方向演进。信息的开放，也使人们可以更真实地理解外部世界，从而可以作出更为理性的判断。他要维护自己的财产，因而，他逐渐具有了公民精神。人们也有一定的余力，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同胞。

　　权力的收缩、市场与社会的发育，为中国人的精神重建提供了一定条件。从前面那些精神重建的故事中，我们已依稀看到中国人重建自己精神世界的希望。这希望其实就在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深处。每个人都希望给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希望在家庭、社区中过一种平和、宁静的生活，希望帮助他人或者在自己有危难时得到他人慷慨的帮助。

　　当下所需要的，乃是全社会形成一种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的自觉意识。中国人需要具有充盈的心灵。在经历了百年的心灵飘泊、精神虚无、因而也是“野蛮化”之后，中国人需要重建精神，从而实现一次“再文明化”。

　　所谓的精神，包括我们赖以安身立命、解决生活意义问题的宗教信仰，我们对待亲人、邻居、同胞的伦理道德，我们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理性精神，以及我们的文化自信。缺了这些精神因素，则多的财富，也不能使这个社会安宁而平稳。

　　精神重建乃是社会领域、由每个普通人自发地参与的事情，不能指望政府借助于权力进行强制。但政府的确可以为人们的这种努力创造某种条件。比如，政府需要克制自己的权力，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让人们可以更方便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结成各个社团以从事公益活动，让各个群体自我治理；可以设想，如果权力仍然过于广泛地控制社会生活，则民众的精神生活就不可能得到舒展。又比如，政府可以将中秋节、清明节规定为法定节日，让人们有心情慎终追远，与家人团聚，在古老的习俗中涵育传统伦理与文化认同感。

　　一旦人们从权力的控制下获得自然的自由，则人们会本能地寻找一种更为正当、更能赢得尊重的生活；一旦人们剔除了对传统的怨恨、平心静气地面对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文化，也可以悠远的历史接上脉，滋养健全的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安顿中国人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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