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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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过后的1980年。一代中国青年从狂热盲目，转向苦闷迷茫。这不是什么青春期的忧郁，而是在社会巨变中的追问和求索。正如当时的北岛在诗中所呼号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明白这一点，才会理解，为什么“潘晓”一封诉说内心苦闷的来信，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共振

　　本刊记者/文晔

　　潘晓，还记得这个名字吗？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这样大规模的讨论，再也不会有了，潘晓是一个符号，他属于那个年代。”时任《中国青年》总编辑的关志豪24年之后说，当年“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了369万份”。

　　6万人看完文章以后给她写信，但“潘晓”并不是一个真人。

　　人们像触电似的，在“潘晓”式的苦闷和疑惑中“发现了自我”。如果说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的重大转变，那么1980年这场讨论则标志着中国人人生态度的转折。

　　这是一场朴素的，自发的，产生于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像前者那样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酝酿，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和高深理论。这场讨论，正因为其情绪化的诉说，才将人们压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迸发出来。

　　“潘晓”回忆——带着伤痛的思考

　　为了追述这段历史，记者拿着一些旧资料和照片，找到了当年的责任编辑，现于复旦大学人口所任教的马笑冬。她攥着拳头回想，一些模糊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

　　潘晓讨论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1980年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社会充满了困惑，旧的意识形态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但它已经受到了怀疑和挑战。例如，当时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裤，社会上议论纷纷，说这是学西方的颓废派。有些单位就在大门口设了岗，见谁穿就把裤腿剪掉。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个人的事情政府和社会是不可以干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离异，大到就业、离职，全都有人管。

　　编辑部发现青年中有很多苦闷，于是走进学校、工厂、街道开了不少座谈会。在—次座谈会上，青年们说了许多心里话，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哭了。他们最大的苦恼是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味的生活。

　　我注意到了黄晓菊。她心志很高，可是初中毕业就被分配进了工厂；她相信爱情的纯洁坚贞，但遇到的却是背信弃义的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但发现他们只是庸庸碌碌的、整天为柴米油盐忙活的普通人。她非常失望，于是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就是这句话，后来成了人生观大讨论的标题。

　　另外一个编辑马丽珍发现了一个男青年，叫潘，他当时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有过家庭不幸，造成了他心灵上的创伤。他身体不好，在大学里和大家又不合群，比较孤僻，甚至还自杀过。

　　我们向潘和黄晓菊约稿，将两篇来稿修改拼合，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潘晓”就这么诞生了。

　　原来的两篇文章都很长，我集中了他们的精华，也保留了他们的感情色彩。比如，黄晓菊说，生活的磨难使她明白了一个真理：“任何人，无论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都成为必然的了。”这话说得真是绝妙，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用正统的意识形态是解释不了的。

　　今天来看，当年这场讨论是在文革后开始的一场“思想启蒙”。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尊重人，关怀人的社会空间。

　　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铺天盖地，电话不断。人们写信批评她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潘晓的率真与坦诚，这个虚构人物的命运牵动了亿万人的心。邮局离我们杂志社走5分多钟就到了，过去邮递员背着个绿邮包给社里送信。潘晓讨论开始后不久，邮局的人就用大邮袋了，再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来拉。读者送给潘晓的礼物纷至沓来，要专门腾出地方放。

　　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青年打电话、甚至到社里来说自己就是潘晓，说信中的经历和想法和自己一模一样。办公室里三天两头可见自费从不同省份来到杂志社诉说感想的读者。当时杂志社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运作了，社里从各编辑室调集了一些骨干，又把过去五层一个堆放东西的大办公室腾出来，还临时雇了两个读者中的积极分子初选讨论的稿子。这种轰动效应，是社里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想到的。

　　有一天，胡乔木的办公室忽然打电话来.说胡乔木为潘晓讨论的事要和社里的领导谈一谈。谁都知道，胡乔木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社里顿时紧张起来，不知是凶是吉。

　　那是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了，只有少数几个社领导参加会晤。我们这些年轻编辑都没心思干活，在那里瞎猜测。不知等了多久，会散了。编辑室主任上楼来了，她说，胡乔木支持这个讨论，他比我们的思想还要解放，谈了很多很好的观点。我们当时高兴得几乎欢呼起来。

　　胡乔木说：“潘晓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他还说：“他们叹惜了，或者发出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胡乔木还希望这个讨论再开放一些，不要急于收场。他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们能不高兴吗?

　　三年后，反“精神污染”的时候，像潘晓讨论这样比较“自由化”的讨论，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接着，出于人人都明白的原因，总编辑被调离了杂志社；编辑室主任也伤心地离去，另一个主要的讨论发起者也走了，只有我—个人还留在了社里。

　　关于这场讨论，《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国际上重要的通讯社都做了报道。后来，香港有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被“内参”转载，里面说：中国历史上的四个代表人物是：孔子，鲁迅，毛泽东，潘晓。把潘晓和这些巨人并列在一起当然是很不合适的，但反映了这场讨论对中国青年和社会思想的影响。

　　1999年，为庆祝建国50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历史文献片《新中国》，每天一集，从解放战争讲到改革开放。我没想到也给了潘晓讨论几分钟的镜头，其中还有当年发稿的签字记录。镜头从上往下慢慢摇，先是我的签字，我当时是责任编辑，然后是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的签字。

　　当然，镜头是不能触及实质的。正像我在1980年5月的编者按中所写的：“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人生观的大讨论。彷徨、苦闷相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80年代的特定内容。”

　　迷茫过后——不同的人生

　　尽管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席卷全国的大讨论，但发起者与参与者都是小人物。原型潘、黄晓菊，编辑马笑冬，马丽珍等，有着迥异的人生经历，他们因这场讨论走到一起，然后又分道扬镳。

　　“潘晓”之一黄晓菊今年48岁了，已“下海”多年。虽然已经发福，但依旧是一个热情而且生动的女人。她的家用各地淘来的布和稀奇古怪的小玩意装饰，她喜欢一个人去看现代舞，和儿子一起为李少红的先锋电影《恋爱中的宝贝》而流泪。她每天一小段一小段地写下生活感悟，“和潘晓不同，我的人生从来不是灰色的。”

　　24年前，黄晓菊因为严重的关节炎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住院，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拉上窗帘，跪在地上，用病床作桌子，“掏心掏肺”地写出了8000多字的长诗。“我已经忘了约稿的要求，只是在倾诉。”

　　从小没有和父母一起长大的她，在感情上始终没有“家”。她将一腔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都倾吐在了稿件之中。

　　“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后，她换过几个工作，因为“潘晓”而被视为异端，最终被社科院资料室辞掉，不得不当了第一批下海者，从此生活在“体制外”。

　　生活里，她也追求那种纯而又纯的东西，虽然经商多年，但却从来没有为生意上的事上过饭桌，一说虚与委蛇的话，她就先“口吃”起来。

　　“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哭着、笑着、骂着、唱着走下去！”黄晓菊虽然没有丈夫(离婚)，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国家福利，但她心满意足,“潘晓对我没什么影响，我有独特的人生。”

　　马笑冬则和黄晓菊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同样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我老是向往书里那种人生，像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讲的那样，是平常的生活，却是火热的。”

　　上山下乡她是第一批，而且是去了离北京最远的云南。1976年，她在大学毕业后又自愿到东北插队，这在当时是个异数，却是她理想主义一以贯之的结果。

　　1999年她从美国东北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当年便直奔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坡，在安塞这个地方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一住就是几个月，连着去了3年。

　　这个看起来有点冷的女人，一提起黄土高坡就立刻热泪盈眶，“相对于潘晓的思想建设，对我来说，走入这块土地，唤醒这块土地，才更有意义。”

　　马丽珍后来去了《中国妇女报》，几年前在副社长任上退休。

　　潘现在已经是资深媒体策划人了，这20几年对他来说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因为潘晓，他被开除学籍，而后漂在北京，甚至做过牢，卖过大碗茶；多年的挣扎之后，如今他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选择。

　　他讨厌和人谈起这场讨论以及此后的人生感想，并撰文称，“希望能够口无遮拦地说点别的，而不是一本正经的装腔作势。”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这是我无法打破的一种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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