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已被处决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因最近《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一书的出版，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据报道，该书的作者是新华社记者乔云华。他是惟一被批准对被执行死刑前的李真多次面对面采访的记者。尽管当初李真面对办案人员的审讯抗了108天才“开口”，但面对新华社记者乔云华尖锐而又巧妙的采访，李真很快就动情地说：“要说，我就把一生的话都说
出来……让我的妈妈知道，她的儿子虽然犯了罪，但并不是为坐牢，为被杀头而做官的……让我的儿子知道，爸爸是被贪权、贪钱、贪色毁掉的……”
面对死神日益临近的惊恐，怀着“我怕死、我不能死的”企求，在记者步步紧逼的追问下，李真极不情愿地讲述了：他做秘书的腐败“秘籍”，做国税局局长时如何边“庄严”边腐败，如何从当初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蜕变为一个贪污腐化分子。他是如何在权力、金钱和美色这三道“关口”前折戟沉沙的，又是如何度过被“两规”、逮捕、判死刑这一道比一道恐怖的“三关”的。
这本书一出版，就在北京、河北等一些省市高中级干部间争相传阅并获得好评。他们普遍认为，这部作品在中共四中全会会后即同党员干部见面，对研究、提高我党执政能力颇有意义。
曾记否，去年网上透露李真在狱中的“临终忏悔”和“反腐建议”，有些人觉得不屑一顾，说这是李真只是为自己开脱，把个人犯罪归咎于制度，他根本没有资格对反腐提什么“建议”。也有些人认为，李真毕竟说了点真话，切中了我们制度上的某些“软肋”，我们不可轻视这个反面教员的话。我是赞同后者的。现在，我们有了新华社记者乔云华的这本书，我更坚持自己的观点：李真的弄权“秘籍”，是很有可看性的，尤其对我们加强制度反腐很有参考价值。仅以媒体报道的书中的片断为例：
李真说秘书的权力来自三方面：一是领导默许，二是制度赋予，三是自己开辟。当谈到制度赋予时，李真说，秘书是领导的“活动指南”，在安排活动时会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比如领导出去视察，每个单位都想让领导现场“指导”，抬高自己的身价，这样秘书就有机会得到“买路钱”。除了借领导的“行”得好处外，秘书更多的是借领导的“名”为自己开辟生财之道。李真说，秘书可以协调贷款、运作职位。“你只要说话，下面的人弄不清到底是领导的意图还是秘书的意图，他们不好意思细问，也不愿意得罪像我这样的秘书，担心秘书给他穿小鞋。秘书可以玩转一个部门或地区。”
李真说：秘书弄权有三个秘诀：一是作假：秘书假传领导指示，添油加醋，随意截留，假借领导旗号，假扮领导面孔，以“二领导”自居。二是“瞒”和“骗”：秘书为了个人利益把重要情况“瞒”过领导。在领导参加会议或找人谈话时吹“耳边风”，关键时刻说假话，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三是秘书和领导勾结在一起，将权力私有化、家族化，这是最可怕的，但也是最难防的：领导把秘书当成心腹、代理人；秘书把领导做靠山、招牌，出了事，有领导护着，办私事往往抬出“我是谁谁的秘书”这块“招牌”。
毋庸讳言，李真说的这些“秘籍”，在许多地方和部门都在肆虐，不过程度不等而已。某些领导，看似位高权重，其实都由秘书操纵，参加什么应酬，接见什么下属，开会讲什么话，下去看什么点，哪个干部需要提拔，哪个班子急待调整，等等，都由秘书说了算。这叫秘书专政，领导省心。有的领导无论大会小会，所有讲话都由秘书拟就，他只是照本宣科。有的领导自己屁股不干净，让秘书抓住把柄，更是只得任其胡来，最终与其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迫使我们不能不从制度上采取多种措施，遏制腐败滋生。比如，选官要通过公推公选，选贤任能。谁要当官，能面对大众即兴答辩是个必备条件。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连“讲话”都不会，还当什么官？对秘书的权力一定要严加限制，决不能任其无限扩张。有人指出，现在秘书长也成了腐败高发群体。看了李真的“秘笈”，我们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视角来看看李真“秘籍”的可看性。
据乔云华说：12日，我的新书在北京举行首发式，13日晚上我就接到一个男子打来的匿名电话，他说：“你掌握得越多，你的危险就越大，你自己清楚。你的这本书给你买了一个坟墓。以后我们会找你的。”昨天白天我接了20多个从河北打来的电话，有阴阳怪气质问的，也有拐弯抹角打听的。有位权威人士曾经说过，对作者诅咒的可能是和李真一起干坏事还没有被揭发的人。从采访到写作，围绕着李真的这张关系网就时刻存在。真实地记录反映一个问题太难了。这本书给我带来了风险，事业、前途、命运或许都会因此改变。
要不是这本书透露了李真的“秘籍”、揭示了官场的黑幕，触及现行体制的要害，断了某些人的财路，乔云华会受到这样的威胁和恐吓吗？
我看，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李真专案领导小组组长刘丽英为乔云华的这本书作序说，“这是一本警示教育的好教材。读后能令人产生心灵的震撼，沉重的思考，有极强的警示教育意义。我建议广大干部认真好好读一读，好好想一想，真正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 作者:夏震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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