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追忆周国知:生命在为民中燃烧

　　在周国知最后的日子里

　　我是周国知的哥哥周灵知，在湖北省宣恩县畜牧局工作。在弟弟最后的日子里，我一直都陪伴着他。

　　记得那是2003年6月9日的下午，我正要去上班，一开门，看见弟弟国知站在门口。

他一只手按住腹部，一只手撑着门框，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大哥，我的老胃病又发了。在家里睡了三天，到乡医院打了几瓶吊针，还是不行……书记和乡长硬是要我到城里来做检查。”

　　第二天一早，我就陪他到了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我：“你弟弟已经是肝癌晚期，他的时间恐怕不多了！”这句话好像晴天霹雳，让我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回到病房，我强忍着悲痛，尽量平静地宽慰他：“也不是什么大病，医生说除了胃病，还有慢性肝炎。”国知一听松了口气，说：“那就好，我不想住院，太花钱。再说消茅工作正是关键时候，实在是丢不开。我见他执意要去，只好把书记、乡长叫到县医院，专门安排住院的事，他才勉强住了下来。

　　刚住几天，他就闹着要出院，我不准，他求我说：“大哥，你不准我回去，那我就只有求你，帮我跑一趟椿木营，给福利院把过冬的煤买足。另外，还请乡里的黄书记安排人把棉絮晒一晒。”

　　当我急匆匆赶到椿木营弟弟家时，16岁的侄女周莉一见到我，就哭了起来：“妈和爸都进城住院了。家里猪没人喂，弟弟没人管，我又马上要中考了。家里只有几角钱一包的方便面了，我们两个顿顿都吃它，弟弟现在一看到方便面就想吐……”

　　那一段时间，除了上班，我都在医院陪着弟弟。他总是有办不完的事情要我去帮他办。他一会儿说：“大哥，你还记不记得长槽村那个冯卓然？他现在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你帮我找一找，我想把他接到福利院去。”一会又说：“大哥，你抽空给勾腰坝村的汤生朋带个话，他家里经济困难，我放心不下。我早就帮他联系好了便宜瓦。原先是打算帮他拉的，现在不行了，你让他拿着我写的条子，快去把瓦拉回来……”

　　在医院住了一段日子，他又焦急不安了，在他的一再要求下，7月14日，国知又回到了椿木营，回到了他工作的岗位。但是，刚刚过了二十多天，多次昏迷的弟弟再次被送进县医院。疼痛越来越厉害，我经常看到他全身发抖，蜷成一团，却咬紧牙关，不哼一声。

　　8月31日深夜，被剧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弟弟，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得的肯定不是肝炎，大哥，跟我说实话，我到底是什么病？”我知道再也瞒不住了，就哭着把实情告诉了他。大约静了一分多钟，弟弟说话了：“大哥，既然你们早就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还要送我住院，这不是白花公家的钱吗？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明天我就要回家！”他的语气里没有悲伤，没有商量的余地。

　　那一夜，我们弟兄俩都没有睡。当时，弟弟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开始给我交待后事：“大哥啊，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有几件事，你一定要帮我做到。我死后，你要让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个好人，没有做对不起群众的事，没有给党丢丑，要教育他们永远跟党走。你还要代我感谢民政局的领导和同志们。碧秀住院期间，他们救助了1000块钱……”

　　9月26日，我再次上山看望弟弟，这时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但他仍然在亲人的呼唤声中，一次一次艰难地睁开眼睛。临终前，他要亲属把他扶到火炉边的椅子上半坐着，他紧紧抓住妻子的双手，十分吃力地睁大眼睛，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移来移去。他在尽力地记住我们，也尽力地想让我们记住他那些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情。我心里想，国知啊，你放心吧，你几十年来为乡亲和贫困户做好事，大家都不会忘记你。

　　生命在为民中燃烧

　　我叫魏光荣，和国知是同村人，从小在一起，又同在家乡椿木营工作20年。

　　2003年3月，州委州政府决定，把“消除茅草屋，让特困群众住进新居”列为当年为百姓办的十件实事之一。我们椿木营是宣恩县最为高寒偏远的一个乡。当时，尚有100余户茅屋户，而且这些茅屋户大多分散在环境最偏僻、最恶劣的地方。3月中旬，乡里成立了“消茅”工作领导小组，周国知担任办公室主任。说是办公室，实际只有他一个人。由于“消茅”工作政策性强，必须做好摸清底数、拍摄资料、登记造册等基础工作，才能制订出选址、设计、施工等具体的实施方案。而这些工作哪一项都需要周国知亲自去做。有一天遇见他，谈起“消茅”的事，周国知十分激动地对我说：“这是件造福困难群众的大好事，就是脱几层皮、掉几斤肉，我也要把它做好！”

　　谁也不知道，此时的周国知已经是重病在身。他从接受任务第一天起，就肩挂照相机，带着雨伞，背着手电筒，不分昼夜，不论晴雨，一步一步、一户一户，往返于散落在高山峻岭、村村组组的茅屋户之间，认真细致地调查那些住茅草户的具体情况。

　　挖断山村是全乡最贫困的村。这天，周国知来到这个村召开“消茅”会，会上，大家提供的“消茅”对象不到20户。国知根据多年掌握的情况，认为这个数字不够准确，决定亲自去一户一户核实。他捂着疼痛的腹部，拄着木棍，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用4天时间走完全村每一户人家，果然又查出了4个遗漏的“消茅”对象。他说：“摸底工作涉及到每一个茅屋户的切身利益，必须仔细仔细再仔细，如果漏掉一户，就等于欠了老百姓的一笔债啊！”

　　由于工作劳累，周国知的病情越来越重，多次昏倒在山路上。勾腰坝村七组的胡柏春是椿木营乡的特困户之一，国知主动把他作为自己的“消茅”联系户。5月8日这天，他又一次来到胡家，商量胡家建房的事。离开胡家后不久，国知的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只能走一走，歇一歇，最终昏倒在一片潮湿的草地上。这里行人稀少，直到三个小时后，周国知才被一个过路人发现。

　　国知就是这样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在6月初按时完成了“消茅”的前期工作，登记卡、合同书、进度表、付款通知单等，堆起来足有两尺多高、十多斤重！我为他粗略统计过，两个多月来，国知以一个重病之躯，为“消茅”工作一步一步走过的山路，竟达1500多公里。

　　周国知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把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看得比天大、比命重。

　　周国知病重期间，我多次去看望他。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好像有话要对我说，他深情地对我说：“老魏呀！我俩都是土生土长的，又是搞民政的，民政工作是个过细的活儿，要做好不容易，你要有耐心、有感情才行啊。”接着，他伸出一根指头，对我说：“我最多还能再活10天，有些事情我还要给你讲一下：民政办放救济被子的地方有些潮湿，你回去后一定要把被子晒一下，如果霉坏了，我们可就对不起老百姓了。还有我放心不下胡柏春的房子，我没有帮他到最后，我心不安啦……”说着说着，他的泪水流了一脸，望了我很久，接着又缓缓地说道：“为了我和老婆治病，家里把猪卖了，还欠了不少债，往后他们母子三个，还请你抽空关照一下……”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俩的永别！

　　现在，在只有我一个人的民政办公室里仍然摆放着两张办公桌，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国知的。国知的桌子上面仍然摆放着那面鲜红的国旗，还有他那个喝水的杯子。我每天上班，都要把两张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再为国知的杯子装上水，好像国知仍然还在我的身边。

　　人民永远记住他

　　我叫田雯丽，是湖北恩施电视台的记者。熟悉周国知的名字，是缘于一场特殊的葬礼。

　　那是去年九月底的一天，椿木营乡几百名村民天不亮就起床，拿着手电、举着火把、扛着花圈，从几里、几十里外翻山越岭赶到勾腰坝村，为一个叫周国知的民政助理送行。秋风阵阵、细雨绵绵。出殡时，人们从两米高的吊脚楼上接下灵柩，送葬的队伍需经过玉米地，主人把快要成熟的玉米砍掉，砍出一条5米宽的路来；送葬的队伍需跨过深沟，人们跳下沟去，让抬棺的人踩在自己肩上走过。

　　为什么一个民政助理的死，一个最基层的乡干部的死，会牵动那么多人的心弦？引发那么多人的怀念？

　　走进周国知住过的小木屋，看见那几件陈旧的物品，就像看见了周国知清苦的生活：一床盖了二十多年的旧军被，一只锈迹斑斑的手电筒、一个廉价的人造革皮包，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和一个竹背篓。竹背篓已经黑黄，底板被磨得又滑又薄。多年来，周国知背着它上高山，下远乡，走遍了椿木营乡23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用这个背篓，为困难户春送种子，冬送口粮，种地送化肥，过年送补助，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温暖，送去了一篓又一篓的真情！

　　翻开周国知的笔记本，找不到一句豪言壮语，所有密密麻麻的文字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怎样解决老百姓的困难！

　　胡顶成是一个驼背，他的老伴裴珍香也是一个残疾人。多年来，周国知一直在照顾他们。这位60多岁的老农一提起周国知就哭。

　　有一次，因为进城开会，周国知很久才来看他们，当他像往常一样走到老胡的床前，一阵恶臭扑来。原来，那段时间老胡大小便失禁，老伴又无力照料。周国知鼻子一酸对老胡说：“我没有照顾好你们。”第二天，就给胡顶成送来一床新棉被。他把胡顶成抱起来，像照顾婴儿一样仔仔细细擦洗干净，又把他弄脏的被子换下来。临走时，还掏出100块钱递给裴珍香，要她去给老胡买点药。胡顶成眼泪汪汪地告诉我说：“后来我们才晓得，那100块钱是周主任自己的工资啊！”

　　2002年的农历腊月，周国知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妻子汪碧秀背了一块肉来看他，让他补补身体。当时，周国知正在宿舍和困难户王召毕谈话，王召毕身体不好，50多岁了还是孤身一人。周国知见到妻子背篓里的肉，心里一动，对王召毕说：“老王，你没喂年猪，来，把这块肉提回家过年吧！”王召毕走后，周国知看妻子有些不高兴，安慰她说：“人家一个人过日子，过年连肉都没吃的，我们这里是党委、是政府，他今天来了，空着手回去，你说我心里好受吗？”

　　党委、政府，这四个字在周国知心中是多么的神圣！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他看重一个党员干部身上的那份责任！看重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那种深厚感情！

　　在“消茅”最紧张的日子里，周国知很少回家。有一天，他从家门口路过，和妻子打了个照面又要出门，病恹恹的妻子拉住他说：“国知，你就不能在家多呆一会儿？就不能把我们家也当一回贫困户？你看看这个家，和那些贫困户有什么区别？”当时，周国知站在那里愣了半天，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为了给妻子治病，家里的猪卖了，牛送到邻居家喂养，田请弟弟代种，多年前就建起的房屋，至今还有一面板壁没有装上。结婚近二十年，他跟妻子没照过一张合影，更谈不上照什么“全家福”。

　　其实，妻子是懂得丈夫的心的，女儿也懂得爸爸的心。有一次，周国知下乡几天后回到家，一进门，刚从学校回来的女儿周莉就冲着他大发脾气：“爸爸，您还晓得回来啊！妈病了好几天，一个人，饭都没吃，你管不管哪？”当时，周国知满脸愧疚，一句话也没说，放下背篓，挽起袖子进了灶屋。劈柴生火、熬好稀饭，端到妻子床头，一口一口地吹凉、一勺一勺地喂。灯影里，爸爸消瘦的脸上满是倦容，女儿想起自己先前的态度，躲在里屋悄悄地哭了。

　　今年9月27日，是周国知的周年祭日。整整一天，杨家湾周国知的墓前，人流不断，鞭炮声不停，墓前堆满了山花野草。

　　汪碧秀带着两个孩子捧起一把一把黄土，覆盖在国知坟头。轻轻叫了一声“国知”就泪如泉涌，“国知，乡亲们看你来了，我和孩子看你来了。”

　　以周国知的普通，周国知的平凡，他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工作20年，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做的和想的惟一的事情就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在中国大地，像周国知这样处在农村最基层的乡村干部成千上万，正是他们将党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正是他们像基石一样，撑起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宏伟大厦！

　　(周国知先进事迹报告摘编，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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