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专访老红军顾玉平：我伴总理走长征(图)

　　我们和顾老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并祝福顾老身体安康。顾老对本次活动表示赞许和支持，并欣然提下了“长征真经，代代相传”几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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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给老红军献花

老红军欣然为本次活动题词

　　本站10月19日瑞金讯：今天,在“新世纪、新长征、新旅游”--2004中国奥克斯汽车红色之旅万里行活动起程之前，我和云集在第一站——红都瑞金的部分媒体记者、亲切看望了已93岁高龄的老红军战士顾玉平同志。

　　顾玉平同志1912年生于江西瑞金。1933年参加红军。在红军长征到陕北保安期间，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两年。后进入红军无线电学校学习。平型

关战斗后，调到冀南军区任8支队电台台长、七分区电台队长、八路军豫西抗日游击支队电台队长。解放战争中，在中原军区独立旅电台任队长，跟随皮定均将军参加了中原突围。1949年后任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司令员，1970年离休后，回故乡瑞金安享晚年。

　　附 新华社记者徐壮志 梅世雄专访：

　　顾玉平——我伴总理走长征　　

　　顾玉平家住在昔日的红都瑞金，那是共和国最早的原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所在地。

　　“总理说，南京北京，比不上瑞金。”提起瑞金，顾玉平想到的，还是周恩来。

　　“你们要采访我个人的长征，但是，我关于长征的回忆，都是关于总理和邓大姐的。”听了我们的采访来意后，92岁的顾老说。周恩来从马背上滑了下来，甩在了路边，幸好路边有一棵树丛挡住了他；长征中吃的是“包子饭”，周恩来和他们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

　　长征前，顾玉平调任周恩来的警卫员。

　　顾玉平回忆说，在异常艰苦、极度紧张的行军战斗环境中，周恩来一方面要同战士一样行军作战，一方面还要看电报、批文件，和别的领导研究作战计划，指挥红军作战，决定行军路线。他常常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宿营时通常彻夜不眠。

　　顾玉平回忆说，那时，他们看到周恩来日夜休息不好，冷雨淋湿了单衣，还和大家一同走路，常常再三再四地劝他骑上马。有一天，部队走到湖南西南边境的深山里，碰到一个叫“老虎洞”的地方。这里山高路窄，巍峨崎岖，头上是挺拔的峭壁，脚下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山势十分险要。我们只顾着脚下那难走的山路，没有留意到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周副主席在打盹。结果马一失蹄，周恩来就从马背上滑了下来，甩在了路边———幸好路边有一棵树丛，周围还长着一丛芦荻，挡住了他，才没有掉下悬崖。

　　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专门来慰问，十分关切地说：周副主席呀，为了革命工作，还是坐上担架吧！并一再嘱咐顾玉平，要好好地照顾周恩来。

　　周恩来却毫不介意地用手摸着摔伤的脚，笑着说：走山路有好处———一定精神集中，不能打瞌睡嘛！看到顾玉平他们难过的样子，周恩来还安慰他们。

　　后来，毛泽东还特地派人送来一副担架。可是，不管他们怎么劝说，周恩来都不肯上担架。

　　以后，周恩来生了病，不得不躺到了担架上。但是，即使是在担架上，他也忙着批阅各种电文，解决那永远解决不完的问题。

　　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他们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有时没吃的，拴紧裤带饿上一顿，也是常有的事。

　　那会儿，总理没有专门的炊事员。顾玉平说，他们4个警卫员轮流着做饭。“当时，只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有炊事员。”

　　长征到湖南、广西交界处时，直属队指导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和周恩来专门找顾玉平谈话，原来是邓颖超病了，而她的警卫员又调皮，周恩来放心不下，要把顾玉平换给她。“开始时，我说我不愿意去。”顾玉平回忆说，最初，自己还是老观念，害怕与女同志接触。

　　顾玉平说，长征路上，邓颖超和周恩来并不在一起。“邓大姐在干部休养连。”他特意告诉记者，那是长征中的一个特殊的连队，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在路上碰到休养连，也会停下来，下马打招呼。

　　顾玉平说，第一次见到邓颖超的时候，自己非常紧张。大概是看他紧张得可爱，邓颖超笑眯眯地看着他，连声说：“好，好”。又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参军？“开始时，我第一次到女同志身边工作，很紧张，一直立正在那，正言正语地回答她。邓大姐见我这样窘，忍不住笑出了声，说，‘顾玉平，我看你有点紧张，是不是？没关系，熟悉了就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跟上队伍，不要掉队。另外，这里有几个同志，抬担架的，挑担子的，喂牲口的，你协助照管一下，再就是我有病，这里没有炊事员，你把饭弄一弄。大家在一起了，有什么问题多商量，你看行不行？’”

　　顾玉平说，当时，自己也不知道邓颖超得了什么病，黄瘦黄瘦的，平时行军常常坐着担架。她慈爱、厚道，当时，大家都亲热地喊她“小超同志”。后来，顾玉平也学着大家的样子，叫她“小超同志”。

　　顾玉平说，邓颖超的行囊不多，一条毯子放在牲口背上，书、文件和一些换洗的衣服以及药品放在洋铁箱里，由一个人挑着，一个饭盒则放在他的背包里，还有一个马灯，也由他来提着。

　　邓颖超吃饭很简单，主要吃稀饭，或吃点面糊糊。“邓大姐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偶尔搞到点面粉，煮些面疙瘩，或摊个小饼子，她就高兴得很。”顾玉平说，煮饭虽然说是自己的任务，可一到宿营地，邓颖超也常常自己动手。

　　“她很喜欢我，常常夸我很能做事情。”顾玉平回忆说。有一次，自己正在煮饭，邓颖超说他手艺不错，问他以前做过饭没有？“我回答说，我母亲死得早，父亲娶了个后母，比较刻薄，常常叫我淘米煮饭，所以从小干过不少活。但也就是不把饭煮生，谈不上什么手艺。邓大姐听了后，很是同情我，说，那你还是吃了不少苦，从小就没了娘。现在革命了，仍然要吃苦。我们革命者，就是要以苦为荣。现在我还有个妈，是个医生，她很想和我们一道走，但没有办法，不能给组织增加负担，只好让她留在苏区。”

　　　顾玉平说，长征中，邓颖超总是尽力帮助其他同志。曾把担架让给生了孩子的廖似光，还曾把她自己的担架员让给做了截肢手术的钟赤兵。不知是邓大姐的两粒药的作用还是精神的作用，顾玉平胜利地翻越了这座雪山；三天三夜，邓大姐一直守护在高烧不退的总理身边

　　部队行进到广西时，顾玉平害了一次肠胃炎，病了好几天，又吐又泻。后来，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掉队。有时白天掉队，晚上跟上来；有时晚上掉队，白天跟上来。邓颖超见顾玉平很吃力，问他：扛不住不要硬扛，我这里还有点药，你拿点去吃吧！

　　当时药品比黄金还珍贵，顾玉平赶紧说，“不要紧，我扛一扛就过去了。”

　　结果，他又掉队了。两天后，他追上部队，邓颖超不容分说，叫医生给他看了看，打了一针。“从这以后，长征路上我再也没有闹过肚子疼了。”

　　类似的关照，顾玉平记得很多。但他记得最深刻的一次，是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山上空气稀薄，冷得厉害，我的头有些昏沉沉的，老想坐下来休息一下。”顾玉平说，起初邓大姐关照他说：顾玉平，要坚持啊，可不能掉队。不行的话，就拉着马尾巴走。

　　但是，风雪吹得眼睛都睁不开，头痛，浑身无力，连拉马尾巴的力气都没有了。顾玉平手一松，坐在了雪地上。邓颖超一看，拉住马缰，呼唤着他：“顾玉平，顾玉平！你怎么样？”顾玉平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小超同志，我怕不行了。”

　　“不要紧，不要紧。你那皮包里不是有药吗？吃它几颗就好了。”邓颖超提醒。

　　顾玉平摸了摸身上的皮包，里头装的是邓颖超的药。见他有些犹豫不决，邓颖超连声说：“你快吃啊，还等什么？不要耽搁了时间！”

　　“我摸出两片药，往口里一塞，站起身，跟着邓大姐走了起来。不知是药的作用还是精神的作用，我胜利地翻越了这座雪山。”想起身边那些坐下就再也没起来的战友，顾玉平说，要不是邓大姐的两粒药，自己恐怕也没有机会看到21世纪的今天。

　　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病了。一发病就高烧不退，直到昏迷。顾玉平说，当时，由于得疟疾的人很多，一开始时是按疟疾治疗的，但症状始终不消。直到后来经过被红军俘虏的两名原国民党军医的进一步诊断，才确诊为肝脓疡。

　　但是，在长征中，做穿刺、开刀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用冰敷。战士们从60里外的雪山上取来了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再发展。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引起腹膜炎，就用口服药停止肠蠕动，三天中粒米未进，排了半盆绿色的脓，才慢慢地好起来。

　　此时，正好邓颖超也病了。但是，她坚决要守护周恩来。顾玉平回忆说，当时，三天三夜，邓大姐一直守护在总理身边，我们谁劝她休息都不管用。有天晚上，她把周恩来脱下的灰毛背心拿过来，在油灯下抓虱子，整整掐死173只，血把她的两个指甲都染红了。

　　“总理病好后，邓大姐非常高兴，告诉我们，根据医学书籍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极个别患者在肝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过肠子排出体外，而得以活命。恩来同志就是这种极少见的治愈病例之一。”顾玉平说，自己当时却觉得，像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死。

　　过草地时，周恩来还是不能动，坐担架走。邓颖超就骑马跟在他后面。七天七夜中，周恩来又发过一次高烧，当时仅有一支退烧针，给他注射后，烧也奇迹般地退了。

　　实际上，顾玉平说，过草地时，邓颖超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的挑夫因为又冷又饿，滑倒在了河里。顾玉平他们赶紧把他救起来，邓颖超指挥大家在树林里烧起火，想让他暖和过来，但是这位同志最终不幸牺牲。

　　邓颖超本人，也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遇险。因为骑的马惊了，她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大家都不在身边，她一个人躺在沼泽地里，不敢动。幸好后边来了人把她拉了出来。

　　“当时，天正下雨，她全身连泥带水，湿透了。第二天就发高烧，拉肚子。过草地的七天七夜，几乎没吃一粒米。”顾玉平说，就是这样，第三天，在过一条河时，邓颖超还坚持自己走过冰冷刺骨的河水。

　　“河水很深，水流也急，下面又有淤泥，开始时人都没法徒涉。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动员大家解下绑带，连接起来，派人牵着先过河去，系在对岸的树上，然后大家扶着绑带绳过河。”顾玉平说，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过去了，但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许多伤病员，身体虚弱，就是扶着绳子也经不起水流的冲击。后来，警卫营的同志们跳下水去，站在激流中筑成一道水中的人墙，让老同志、大姐们和伤病员从他们身边通过。

　　战士们要把患病的邓颖超抬过去，但她坚决拒绝了，咬着牙，扶着战士们的肩膀，走过了对岸。

　　到草地的最后一站巴西时，邓颖超已经拖得不成人样了———终于见到了房子，大家都很兴奋。那种房子是上下两层的，上层住人，下层养牛羊。邓大姐身体虚弱得连楼梯都上不去，躺地上休息了两个多小时。当时，蔡大姐(指蔡畅)和其他同志来看她，看见她这个状态，都掉泪了。20多年后再相见，邓大姐说，我们到处打听你，还以为你早已牺牲了呢：她还专门托人捎来一块表，他一直戴了30多年，没怎么坏过。

　　长征结束，到了保安后，他又向周恩来提出上前线的要求，并缠着邓颖超，要她在周恩来面前替自己说话，周恩来终于同意了。

　　“上了前线后，我20多年一直没有与总理和邓大姐通过音讯。1960年4月，中央召开全国民兵代表会议，我作为四川代表之一，有幸到了北京，并见到了久违的邓大姐。”顾玉平说，见面后，他把20多年来的工作向邓大姐作了汇报，她说，不容易呀，20多年了，能走过来就不容易了。我们到处打听你，还以为你早已牺牲了呢。

　　邓颖超热情地留顾玉平吃了饭，还带着他到长安街参观北京的夜景。遗憾的是，总理刚好到印度访问去了。临别时，邓颖超送了顾玉平两块布，两支笔。

　　令顾玉平深为感动的是，邓颖超见他还没戴表，后来还专门托人给他捎来一块表。这块表顾玉平一直戴了30多年，没怎么坏过。

　　1962年春天，顾玉平突然接军区副司令韦杰传来的命令，说是周恩来访问亚非欧十四国归来后，经昆明到了成都，总理希望见到顾玉平。“见面后，总理问我多大年龄了。我说四十多了。他扬了扬粗黑的眉毛，说：‘你有这么大了？’”周恩来又详细地问了顾玉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临别时，邓颖超还给了顾玉平200块钱，说：这是大姐的一番心意，你孩子多，怕应付不来。还说，有时间，寄张你的全家照来。

　　“后来，我专门照了一张全家照，寄给邓大姐。只是当时匆忙，忘了把孩子们的名字写上了。邓大姐后来特地让秘书来了一封信，叫把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写上。”顾玉平为邓颖超这份细心的关怀而感动不已。

　　1977年秋天，顾玉平有机会到北京，又一次见到了邓颖超。“邓大姐说，时间过得很快，长征那阵你还是个小伙子，现在都说休息了，我们都老了，你可得注意身体呀！”

　　后记：瑞金市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面积2448平方公里，总人口60万人。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西省历史文化名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宣告中国大地上一个新型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从此，瑞金成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和全国苏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19日下午记者将随车队参观瑞金红色景点，晚上瑞金当地将举行一场名为“红色之旅”的专题文艺晚会。

　　相关专题：2004中国红色之旅万里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