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上海临时居住证事件与传媒造假

　　国庆前夕，一则关于上海市要求来沪3天以上人员均需办理临时居住证的新闻，经过国内许多媒体的传播，引起群情激愤，一时沸沸扬扬。但是后来经过查证，却发现此事纯属“误会”。消息的源头是一家报纸，大量转载的媒体居然没有一家去证实此事。对于此次公共事件，上海有关部门当然难辞其咎，但是一些大众传媒犯下如此低级错误实在不应该。

　　由此，我联想到近年来大量的假新闻，比如“牛津天才少女吴杨事件”、“哈佛博

士陈琳事件”，以及时而出现的各种有关“灵异现象”的报道。大众传媒作为公众的“喉舌”，应该怎样树立公信力？或者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中，大众传媒应该承担怎样的公共责任？

　　首先，最低限度，媒体要说真话。就是说，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站等大众传媒不能把“无”说成“有”，不能把“假”说成“真”。

　　计划经济是一种集权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分权经济，每个人都根据自己拥有的信息来自主决策。毫无疑义，在普遍的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每个人所掌握的信息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幸福、财富和未来。而大众传媒的作用，就是最大限度地传播各种信息，帮助人们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增进他们的福祉。这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媒体迅速崛起的社会背景。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一些炮制假新闻的媒体辜负了公众赋予它们的神圣责任，滥用了公众的信任，也降低了自身的公信力。更让人遗憾的是，一些频频造假的媒体却没有因此而受到有效的惩罚，它们依然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这只能说是中国传媒产业尚未成熟的表现。

　　一个成熟的产业应当有一种优胜劣汰的功能。但是中国的传媒产业没有做到，这是值得业界和管理部门反思的。反过来说，这也说明我们的公众也许还不具备足够的理性，他们手中的“货币选票”并非总是发挥作用。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有无数挑剔的“上帝”。

　　其次，媒体要善于发掘事实。仅仅做到“公众必须被告知”是不够的，有价值的信息通常是隐匿于海量冗余信息之中，媒体有责任、也有能力去发掘现实社会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它们要一手拿着“显微镜”，见微知著，去采掘社会生活中被老百姓忽略的有意义的事情；另一手拿着“望远镜”，描述老百姓看不清楚的长远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还有第三只手，这只手中拿着“放大镜”。任何一件默默无闻的“小事”，一经媒体报道就会变成备受瞩目的“大事”，这等于赋予了媒体一把双刃剑。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不仅仅因为它们拥有专业的记者、编辑队伍，更重要的是它们依托于我们这个社会中丰富的专家网络和智慧资源。

　　在中国，媒体的声音经常与各种权威和政府联系在一起。通常媒体都能正确地使用这三只手，和各界一起推动中国走向一个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轰动一时的“孙志刚事件”就是一个正面典型。

　　应当说，中国社会的进步绝对离不开媒体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有时甚至要付出代价。相反，如果媒体滥用公众信任，进行了错误的报道，就会放大事件本身的错误，或者给公众传递错误的信息，这种负面的“蝴蝶效应”会阻碍社会进步。“上海临时居住证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正因为媒体掌握着强大的力量，日益成为“政府的第四部门”，因此媒体应当格外珍惜自己的权力，要加强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

　　再次，也是最高要求，媒体要引导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媒体要致力于报道有价值的事件，问题是，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事件”？转型时期，道德失范，价值裂变，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一套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这给大众传媒的定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也带来了空前的良机。一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积极上进的价值观念，主流媒体应当致力于彰显这样的理念，而不是为了单纯的发行量而“负责报道一切”。

　　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而记者、编辑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倡导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应当是他们的基本职业道德。从来没有听说过像《时代》、《华尔街日报》和《商业周刊》这样的世界级主流媒体是靠花边新闻、有偿新闻和耸人听闻才有今天的辉煌。从一个长期的均衡点来看，价值最终将和利润重合，那些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媒体最终也将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转型时期的中国主流传媒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要坚持主流价值导向，就要有足够的资本实力，而一旦与资本结合，又可能丧失基本的中立性。优秀的主流媒体正处于正确利用资本和为资本所用的狭小空间中，因此它们的生存基础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 聂辉华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相关专题：《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