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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桃李依次艳 亦文亦商育才忙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30日19:16 城市快报
记者 马宇彤/城市快报 天津市南开区东马路。 这条几经拓宽的马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和平、南开两区的干线,现代都市的喧闹与繁华淹没了曾经的老城痕迹,其间的记忆一一远去,只能在老文旧照和当事者的回顾里找到相应的影子。 这条马路的一个院落门口,98年前,挂过一块“天津县公立中等商业学堂”的牌子,从这所学堂里,走出了天津城第一批商财精英。 “可以说,这些毕业生,就是在商贸、金融等领域最早与国际接轨的开拓者。”“天津私立育才高级商科职业学校”(前身为“天津县公立中等商业学堂”)第54班学生、71岁的原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鲁学政如是评价“育才商职”的贡献。 全面接轨呼声高 商业学堂应运生 鲁学政和72岁的同班同学窦连英等校友多方寻访的史料显示,1860年,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作为经济侵略的先遣队,外国洋行、银行纷纷抢滩津门。20世纪初,商部左参议王清穆到长江一带考察商务后,于1904年11月向清政府呈递奏折,提出:“值此列国竞争,以商战为主义。洋商之来华者,类皆谙习商法,洞明财政……而我国商人未当学问……未能洞悉,彼明此暗……”知识结构的不对称强烈地刺激了王清穆,他建议,在商务繁盛各埠,酌设商业教员讲习所,培养专业教育人才,同时建立初等、中等乃至高等商业学堂。 直隶省提学使司遵照商部指示,令津埠商务总会速立商务学堂。筹备工作短暂而有序,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8月,由天津商务总会、长芦盐纲公所承办的“天津县公立中等商业学堂”诞生,校址选在东门南原长芦育婴堂旧址(今南开区东马路131号,天津市机电设备工程成套总公司)处。首期招收简易科甲乙两班学生共60名,8月28日正式开学。 这所天津最早的中等商科职业学校以“教授商业之知识艺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商业”为宗旨,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天津财贸人才匮乏的瓶颈问题。在此之前,各公司的一应经济往来使用的都是旧式账簿,也就是由左向右翻页的纵式条账,上收下付(账页顶头写收,错下写支),毛笔书写,分流水账和总账,窦连英介绍,这种记账法最大的弊端就是外贸、银行、实业等最早“洋务”领域的贸易成交后,币值换算、账务处理、商务签约、票据交换、海关商检等业务程序竟然无人熟悉,更为头疼的是,年终做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计算书时无从下笔,直接影响着企业经营优劣的评估、股东的投资决策和经营方向的调整,因此,西式“有借必有贷,借贷必平衡”的复式记账法,被中外企业界强烈地期待着。 看一下当时“育才商职”的课程表,就能感觉到这场“及时雨”解了多少企业的干渴:新式簿记、会计学、经济学、商学常识、英文尺牍、商业实践、商业数学、商店经营管理,这些课程等于给了这些企业一根方便对外经济往来的拐杖。 当时天津有种说法,东马路商业学堂毕业的学生,能做“洋事”,记“洋账”。这种稀缺的本领让围墙里的学生成为各大公司的争抢对象,还没毕业,就已经被列入雇请的名单。“育才商职”也因此被有识之士赞为“培养新型商业人才的摇篮,推广新式账簿的先驱”。 几十年间,“育才商职”四易其名。1914年春,直隶省教育厅认为:校名与现行部章不合,责令改为“天津公立甲种商业学校”,通常简称“甲商”;1928年,由于教育法规变更,又奉命改为“天津公立商科职业学校”;1937年6月,教育部调查学校经历,认为属私立性质,应改正校名。经校董会研究,定名为“天津私立育才高级商科职业学校”,通常简称“育才商职”。“甲商”和“育才商职”成为这所学校知名度最高的两个代表性称谓。 不拘课本重实践 学生实习进银行 “育才商职”31班学生、资深银行家、今年86岁的倪邦逵感言,母校的教育理念是极其超前的,早在近百年前,就认识到学生实际操作的重要性,紧贴社会需求和毕业去向设置课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相继建立了学生储蓄银行、商品陈列室和学生实习商店,以一种完全仿真的环境让学生提前适应“工作岗位”。 据倪邦逵介绍,1935年10月间,天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派朱继珊商洽创设学生储蓄银行事宜。该银行由校会计学教师韩瑞芝负责,同年11月,将第35班甲组学生迁至新分校授课,所余教室,作为行址,12月8日举行开幕典礼,当场存款200余元。此举领全国商职学校之先,省教育厅通令嘉奖。 1936年4月,银行又拟定新章两种:本着自助互助原则,制定了《教职员养老储蓄办法》,每月按薪金比例存储,类似今天的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作为退休、疾病或婚丧大故之用。为培养师生储蓄美德,还制定了《储蓄奖励办法》,对优胜者,按标准予以物质和名誉奖励。 倪邦逵说,仿真式实习让学生受益匪浅,这种实习绝非走过场,而是实打实的操作。银行是用特地腾出来的一间教室改装的,柜台的样式、坐席的摆布、栏杆的高度均与大街上的银行无异,银行内部分科作业,有经理室、会计科、出纳科、服务科、文书科,“职员”由学生担任(每学期轮换一次),学校派实习教师指导。出纳现金、制作传票,登记明细账、总账,直到制作决算表及计算利息等一整套程序,都要实地练习。学生不出校门,银行里的所有程序已经熟记在心了。 银行每天分早(7时至8时)、午(12时1刻至1时)两次营业,假期下午照常营业。这样,既不影响学生学业,又不耽误储蓄业务。 “育才商职”培养学生的标准是不仅认书本,还要知社会。1936年7月,校务会决定筹建商品陈列室,给学生一个了解商品、剖析市场的机会。商品来源主要靠各地工厂、商家惠赠。当时摆在货架上的有寿丰面粉公司赠送的山西花麦、入磨净麦、陕州花麦、芜湖花麦、本地花麦等以及绿桃牌面粉各一瓶;东亚毛呢织品公司赠送的毛线小样(一百号、二百号、五百号、天字)一本、毛绒线(新三百号、四百号)一本、一千号毛线一本、抵羊牌毛线一本,仁立公司毛呢纺织厂赠送的毛呢样板14片,利中制酸公司赠送的硫酸两瓶,可见校方用心良苦。 一年时间,学校征集到农产品170种,水产品23种,矿产品43种,制造品95种,酿造品10种,工业产品6种,畜产品34种,林产品79种,合计460种。仅稻米就有西贡米、暹罗米、湘潭米、小站米、太湖米、辉南米、延吉米等几十个品种,丰富程度超过小型市场,这些产品,让学生最直观地知晓了商品的产地、品性、特点以及推销的技巧,对日后走向社会帮助巨大。 素质教育显雏形 能写会算复合型 “育才商职”的学业成绩分为四种:平时成绩、学期成绩、毕业成绩、实习成绩。这种组合显示出,校方是在用一种综合标准考查学生,同时,为了保证成绩的真实,校方在防止考试作弊上很费心思,除规定考试时不许带书籍和书包外,座位一律相隔而坐。学年大考,一个考场(教室)安排两、三个班的同学同时考试。比如第52班同学考商业学,同座则是第54班同学考数学,考试科目不同,自然杜绝了作弊现象。 提起“甲商”“三绝”,倪邦逵很是自豪。英语、珠算、书法一直是学校的“保留节目”。倪邦逵回忆,他1932年入校,1936年毕业,在学时的数学、地理教材都是英文版的,当时他的教室在楼上,每天早晨都要冲着窗外大声背诵英文,这种锻炼成为他一生的财富,不仅一直保持前三名位置,享受免收学费的奖励,而且毕业时,被推荐到位于大沽南路山东会馆(今天津河西骨科医院)的天津电业新公司。不久,《何梅协定》生效,日本人接手公司,倪邦逵辞职,转而报考中国银行和金城银行,均被录取,倪邦逵选择了中国银行,职位是练习生。倪邦逵介绍,那年,中国银行招收三种人员,分别是练习生、检券生和传票生,练习生要求最高,属于科班系列,将来可以升助员、行员、主任、襄理,而检券生(点钞员)只能升雇员,传票生只能升工友。 抗战胜利后,中国银行接收正金银行,1946年初成立外汇部,需要派驻会计,可当时的会计里没有懂英文者,倪邦逵便被选中,负责审核进出口单据,1948年升为外汇部副主任,解放初任外汇管理科科长,随后调至人民银行工作。倪邦逵说,当年能够顺利考取银行,后来又被评为高级经济师,既有历史机遇的原因,也有个人基础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得益于母校给予的扎实的基本功。 “育才”有个徐校长 “育才商职”桃李满天,第二任掌门徐克达功不可没。据鲁学政和窦连英回忆,徐克达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长衫、光头,儒雅而威武。他1906年来建校时任国文教员,兼授书法,1916年接替因病请辞的首任校长李子赫,直至1952年退休,把生命里的半个世纪扑在了“育才商职”。 鲁学政说,徐校长最令人感佩之处是他的执著。46年无一例外,天天披星戴月,早来晚归,总是叩开校门第一人,总是待课后所有学生、教职员走净,才离校回家。 徐校长极有个性。原先家住鼓楼西大唐家胡同,后来搬至张庄大桥义庆里,往返路程5公里,每日徒步而行,从不乘车。当时已有比利时人经营的有轨电车,票价几个小铜币,一般市民皆能承受,但他始终不予理睬,说:“不让外国人赚我一文钱。” 徐校长教书法课很是严格,学生的文房四宝和一把镇纸是一定带齐的,而且他的要求十分独特,求少不求多,求质不求量,比如写小楷每天一定不超3行,写大仿一定不超1页。他把这些技能归为学生必备的素质。他说:“我们只能适应社会,不能叫社会适应我们。”正是有了这种理念,“育才商职”才与铃铛阁、南开并为学界三雄。 窦连英说,徐校长极有骨气。在日本占领时期,抗日言论被严密封杀,但是他就敢在课堂上大声疾呼:“现在的中国就是在困苦之中,危难日见加甚,不由‘苦中而生’是没有出路的。”可是,他又能辨证地看待事物,面对学生对于学习日语的困惑,他在周会上讲:“他奴化你,你就不让他奴化。日文是工具课,还是要认真学的,多学一门外语多一条路。”有其师必有其生。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宣传,“育才商职”的学生都站在了最前列,涌现出于骏望、郭绪荣、邢世镛、王炳章、褚友泮、李培良、吴凤岐等一大批曾与周恩来、马千里等先驱并肩作战的志士。 1945年,当47班毕业时,徐克达亲笔为该班纪念刊题写赠言:学无止境,钻之弥坚。岁不我与,试期迅焉。一堂相聚,忽忽五年。由聚而散,能不黯然。出此黉宇,入彼市廛。环境既变,习气胥捐。得天不同,惟善是迁。补偏救弊,佩韦佩弦。何以持躬,行方智圆。何以处世,达变通权。扬镳分道,各著先鞭。发轫伊始,尔其勉旃。 “育才商职”的五则校训 建校初期:忠恕、仁义、敏学、恒志;民国建立时期:选贤、育能、相信、修睦;日伪统治时期:诚敬勤朴;抗战胜利时期:礼义廉耻;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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