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课本重实践 学生实习进银行

　　“育才商职”31班毕业生、资深银行家、今年86岁的倪邦逵感言，母校的教育理念是极其超前的，早在近百年前，就认识到学生实际操作的重要性，紧贴社会需求和毕业去向设置课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相继建立了学生储蓄银行、商品陈列室和学生实习商店，以一种完全仿真的环境让学生提前适应“工作岗位”。

　　据倪邦逵介绍，1935年10月间，天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派朱继珊商洽创设学生储蓄

银行事宜。该银行由校会计学教师韩瑞芝负责，同年11月，将第35班甲组学生迁至新分校授课，所余教室，作为行址，12月8日举行开幕典礼，当场存款200余元。此举领全国商职学校之先，省教育厅通令嘉奖。

　　1936年4月，银行又拟定新章两种：本着自助互助原则，制定了《教职员养老储蓄办法》，每月按薪金比例存储，类似今天的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作为退休、疾病或婚丧大故之用。为培养师生储蓄美德，还制定了《储蓄奖励办法》，对优胜者，按标准予以物质和名誉奖励。

　　倪邦逵说，仿真式实习让学生受益匪浅，这种实习绝非走过场，而是实打实的操作。银行是用特地腾出来的一间教室改装的，柜台的样式、坐席的摆布、栏杆的高度均与大街上的银行无异，银行内部分科作业，有经理室、会计科、出纳科、服务科、文书科，“职员”由学生担任(每学期轮换一次)，学校派实习教师指导。出纳现金、制作传票，登记明细账、总账，直到制作决算表及计算利息等一整套程序，都要实地练习。学生不出校门，银行里的所有程序已经熟记在心了。

　　银行每天分早(7时至8时)、午(12时1刻至1时)两次营业，假期下午照常营业。这样，既不影响学生学业，又不耽误储蓄业务。

　　“育才商职”培养学生的标准是不仅认书本，还要知社会。1936年7月，校务会决定筹建商品陈列室，给学生一个了解商品、剖析市场的机会。商品来源主要靠各地工厂、商家惠赠。当时摆在货架上的有寿丰面粉公司赠送的山西花麦、入磨净麦、陕州花麦、芜湖花麦、本地花麦等以及绿桃牌面粉各一瓶；东亚毛呢织品公司赠送的毛线小样(一百号、二百号、五百号、天字)一本、毛绒线(新三百号、四百号)一本、一千号毛线一本、抵羊牌毛线一本，仁立公司毛呢纺织厂赠送的毛呢样板14片，利中制酸公司赠送的硫酸两瓶，可见校方用心良苦。

　　一年时间，学校征集到农产品170种，水产品23种，矿产品43种，制造品95种，酿造品10种，工业产品6种，畜产品34种，林产品79种，合计460种。仅稻米就有西贡米、暹罗米、湘潭米、小站米、太湖米、辉南米、延吉米等几十个品种，丰富程度超过小型市场，这些产品，让学生最直观地知晓了商品的产地、品性、特点以及推销的技巧，对日后走向社会帮助巨大。

　　素质教育显雏形

　　能写会算复合型

　　“育才商职”的学业成绩分为四种：平时成绩、学期成绩、毕业成绩、实习成绩。这种组合显示出，校方是在用一种综合标准考查学生，同时，为了保证成绩的真实，校方在防止考试作弊上很费心思，除规定考试时不许带书籍和书包外，座位一律相隔而坐。学年大考，一个考场(教室)安排两、三个班的同学同时考试。比如第52班同学考商业学，同座则是第54班同学考数学，考试科目不同，自然杜绝了作弊现象。

　　提起“甲商”“三绝”，倪邦逵很是自豪。英语、珠算、书法一直是学校的“保留节目”。倪邦逵回忆，他1932年入校，1936年毕业，在学时的数学、地理教材都是英文版的，当时他的教室在楼上，每天早晨都要冲着窗外大声背诵英文，这种锻炼成为他一生的财富，不仅一直保持前三名位置，享受免收学费的奖励，而且毕业时，被推荐到位于大沽南路山东会馆(今天津河西骨科医院)的天津电业新公司。不久，《何梅协定》生效，日本人接手公司，倪邦逵辞职，转而报考中国银行和金城银行，均被录取，倪邦逵选择了中国银行，职位是练习生。倪邦逵介绍，那年，中国银行招收三种人员，分别是练习生、检券生和传票生，练习生要求最高，属于科班系列，将来可以升助员、行员、主任、襄理，而检券生(点钞员)只能升雇员，传票生只能升工友。

　　抗战胜利后，中国银行接受正金银行，1946年初成立外汇部，需要派驻会计，可当时的会计里没有懂英文者，倪邦逵便被选中，负责审核进出口单据，1948年升为外汇部副主任，解放初任外汇管理科科长，随后调至人民银行工作。倪邦逵说，当年能够顺利考取银行，后来又被评为高级经济师，既有历史机遇的原因，也有个人基础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得益于母校给予的扎实的基本功。

　　“育才”有个徐校长

　　“育才商职”桃李满天，第二任掌门徐克达功不可没。据鲁学政和窦连英回忆，徐克达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长衫、光头，儒雅而威武。他1906年来建校时任国文教员，兼授书法，1916年接替因病请辞的首任校长李子赫，直至1952年退休，把生命里的半个世纪扑在了“育才商职”。

　　鲁学政说，徐校长最令人感佩之处是他的执著。46年无一例外，天天披星戴月，早来晚归，总是叩开校门第一人，总是待课后所有学生、教职员走净，才离校回家。

　　徐校长极有个性。原先家住鼓楼西大唐家胡同，后来搬至张庄大桥义庆里，往返路程5公里，每日徒步而行，从不乘车。当时已有比利时人经营的有轨电车，票价几个小铜币，一般市民皆能承受，但他始终不予理睬，说：“不让外国人赚我一文钱。”

　　徐校长教书法课很是严格，学生的文房四宝和一把镇纸是一定带齐的，而且他的要求十分独特，求少不求多，求质不求量，比如写小楷每天一定不超3行，写大仿一定不超1页。他把这些技能归为学生必备的素质。他说：“我们只能适应社会，不能叫社会适应我们。”正是有了这种理念，“育才商职”才与铃铛阁、南开并为学界三雄。

　　窦连英说，徐校长极有骨气。在日本占领时期，抗日言论被严密封杀，但是他就敢在课堂上大声疾呼：“现在的中国就是在困苦之中，危难日见加甚，不由‘苦中而生’是没有出路的。”可是，他又能辨证地看待事物，面对学生对于学习日语的困惑，他在周会上讲：“他奴化你，你就不让他奴化。日文是工具课，还是要认真学的，多学一门外语多一条路。”有其师必有其生。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宣传，“育才商职”的学生都站在了最前列，涌现出于骏望、郭绪荣、邢世镛、王炳章、褚友泮、李培良、吴凤岐等一大批曾与周恩来、马千里等先驱并肩作战的志士。

　　1945年，当47班毕业时，徐克达亲笔为该班纪念刊题写赠言：学无止境，钻之弥坚。岁不我与，试期迅焉。一堂相聚，忽忽五年。由聚而散，能不黯然。出此黉宇，入彼市廛。环境既变，习气胥捐。得天不同，惟善是迁。补偏救弊，佩韦佩弦。何以持躬，行方智圆。何以处世，达变通权。扬镳分道，各著先鞭。发轫伊始，尔其勉旃。

　　“育才商职”的五则校训

　　建校初期：忠恕、仁义、敏学、恒志；民国建立时期：选贤、育能、相信、修睦；日伪统治时期：诚敬勤朴；抗战胜利时期：礼义廉耻；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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