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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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建立国家产业补偿制度。这是要解决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二、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成品产业对于资源产业的利益补偿。补偿手段应依照资源价格和机会价格，对整个产业体系实施合理的利益分配。我们还应建立有地区差别的环境政策。东、中、西部地区在资源分布、自然气候、潜在环境容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为公平发展，我们可在排污收费标准的制订、排污总量的分配、环境税起征点的设计上推行不同标准的环境政策。我们还应呼吁建立国际环境补偿体系。发达国家对自然的索取远远
超过发展中国家，他们理应为拯救这个伤痕累累的星球承担更大的责任。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绿色贸易壁垒”，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建立全球生态补偿机制，为发展中国家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而付费。
我们应保障公众参与以推进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必然是大多数民众意志的反映。唯有在完善的民主机制中才能真正确立社会公平，也唯有社会公平才能支撑民主机制的延续。社会公平的民主机制当然包括公众参与。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切入点。公众参与影响自己利益的环保决策是宪法赋与的权利。我们要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化，让公众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怎样，喝的水怎样；我们要推行环境决策民主化，在影响公共利益的大型工程开工前举行听证会，让公众充分发表意见；我们要实行环境公益诉讼，使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什么是法治国家？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已有40余部环境法律法规，但由于规定的权限不够，这些法律还不能够完全保护人民的环境权益。经济利润的受益者与环境经济的承担者不是一个主体，一方是企业，一方是普通公众。在决定某个污染企业是否该关闭的问题上，由于收益者与承担者背后的社会力量悬殊很大，导致执法不严、弹性执法、差别执法。我们必须提高环境法律的执法力度。必须改革环境执法体制。必须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必须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藩篱。
我们应实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第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因为它不仅能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还能为生态脆弱地区解决就业问题。在传统发展模式下，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就业的减少。而循环经济由于生产链条的延长和废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反而扩大了社会就业。美国的废旧资源利用行业年产值达2360亿美元，提供了110万个就业岗位，竟与全美的汽车行业规模相当。第二是开发新能源。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为主，众多人口每天呼吸不到清洁空气，企业的利润以人民的健康为代价。新能源将从根本解决这一问题。以核能、太阳能、风能、沼气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已在发达国家大量开发，世界新能源年增长速度已超过30%。欧盟提出到2020年，新能源要占其能源供应比例10%以上。中国新能源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中国人口太多，资源太缺，生态太弱。必须舍得花费最大成本去投资新能源的开发，并利用价格、税收、财政等政策，激励新能源走出实验室得以普及，才是中国唯一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三是生态移民。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与最贫困区往往重合为同一区域。要逐步将此类区域中的居民搬出来向城市集中。发达地区应划出一定区域建成西部生态移民经济开发区。国家生态补偿资金要重点用在这方面。当地政府应进行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移民技能培训，并要考虑环境容量，发展绿色工业。为此，可以制定一个扶贫与环保的联合行动计划，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的成功经验充分吸纳进来。
环保不仅是一门专业，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我们一定要最终完成环境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消除人的物化，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人类在深刻反思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这就是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文化。一种理念要成为全社会奉行的价值观，还需创造一套能够为大众提供是非判断标准和行为导向的准则，就是引导大众过一种环保的、关爱他人的、更加注重精神超越的新生活方式。通过改变消费方式来引导生产模式发生重大变革，进而调整产业经济结构。环境文化是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是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是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是文明转型的更高起点。
中国社会的公平诉求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时刻。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从环保这个能够使所有人共赢的领域切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的优势，展开一场导向和谐社会的公平实验。
和谐与公平，曾是古老的社会理想。在经历了三百年不和谐的发展之后，人类终于又开始重新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和谐公平还是混乱毁灭，已成现实选择。和谐，将为未来的人类开辟道德与美学的广阔天地；公平，将为人类和谐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谐与公平作为一种新理念，再次出现于人类思想的地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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