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品进我家之3

　　心怀伟业闯“东亚” 推崇国货敢“抵羊”

　　记者 沈沂/城市快报

　　“近代天津是一个纺织业较发达的城市，虽起步迟于上海、宁波、南通等地，但发展很快，拥有众多的纺织企业，像华新纺织、恒源纺织、北洋纱厂、裕大纱厂、东亚毛呢、

仁立纺织等都是全国著名的纺织企业。”

　　78岁的鲁光寅从解放前为纺织厂的工程师做勤务，到解放后做粗纱保全，直至在纺织局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一生与纺织业结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只要提到纺织，老人的话匣子便打开了。

　　记者在《益世报》上见到了一份20世纪天津六大纱厂的调查报告，裕元、华新除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尚有余利外，之后便有亏无盈；而恒源、北洋、裕大、宝成，不是因为连年战乱亏损甚巨，就是因为“频年花贵纱贱捐税过重”而屡遭亏折。“九一八”事变后，天津的纺织业几乎无力抵制进口棉纱、毛织品的倾销。没有多久，裕元关了门，卖给日商；恒源因欠银行团的债，由诚孚公司代管；裕大和宝成也先后被日商收入囊中；华新亏累不堪，最终成为日本公司的“公大七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纺织业就想进入天津，窥伺已久，但因为当时正是天津纺织业的发展时期，日商没能达到目的。所以，在‘九一八’后便大举‘进攻’。”鲁光寅遗憾地说。而就在民族纺织业奄奄一息的时候，“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却成为了中流砥柱，创办者宋棐卿在竭尽全力用他的“抵羊”抵制洋货。

　　赶“麻雀”轰“蜜蜂” 东亚商标用“抵羊”

　　1932年，宋棐卿租用“天津比商仪品公司”在意租界的北马路一处15亩的厂房创办东亚公司，充分利用这里原料、煤电供应充足，水陆交通运输便利等条件，创立民族品牌。4月15日，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据东亚的一些老员工说，宋棐卿原想给公司起名为‘寰球’，意思是称霸全球，后来觉得力量达不到便作罢了。由于他一心想向东南亚发展，便定名‘东亚’，意思是要行销国内及南洋群岛等处。”鲁光寅告诉记者，“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英国的“蜜蜂牌”和日本的“麻雀牌”纺织品充斥国内市场。宋棐卿将东亚毛纺厂的制品注册为“抵羊”牌，是取“抵制洋货”之意，目的就是要赶走“麻雀”和“蜜蜂”，创国货名牌，与洋货竞争，实业救国，一雪国耻。

　　商标图案上，两只羊是中国羊占东半球，另一只占西半球，东半球的羊略高而且雄壮有力，表示已占上风；西半球的羊则略低，而且有被抵得后退的样子。

　　商标确定下来之后，请画师设计图样，画了几稿都不理想。最后，干脆从放羊的人那里借来两只羊，经过训练之后，让两羊相抵，宋棐卿这才命人带起相机，专门拍了多张两羊相抵的实景照片。终于，他在众多的照片中选出满意的一张，于是这极富想象力的商标便启用了。

　　果然，“抵羊”在短短一年间便从一处经销处发展成为全国650多家代销处，数年后便驰名东南亚。

　　在厂人员均入股 人众心聚创巨业

　　给鲁光寅老先生印象最深的，不仅仅是东亚的驰名，还有东亚的“股份制”。“东亚的股东很多，无论是商业巨贾还是普通工人，都可以拥有东亚的股份。”鲁光寅说，“当时我所在裕丰纱厂里的两个工程师也在东亚入了股。”

　　“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这是宋棐卿着力增进“东亚”经济实力的名言。一大批津门大亨：天津商会会长、金融巨头纪华、天津商会常委、纺织巨头赵真吾，天津商会常委、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王文典，天津大通银行董事长王以英，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光甫，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贺耀华，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俞君飞以及像张伯苓那样的几位大学校长以及医院院长，大使馆私人顾问，海关上的高级职员，都成了“东亚”的股东。

　　“不在资多，而求人众；不以物聚，而以心聚”，宋棐卿还一直积极提倡并认真推行他的“让员工都成为股东”的设想，除吸收员工股份(哪怕几元)外，还在年终岁尾时按“花红”分得量(实际上是利润奖励)不同数量地向员工们赠送记名股票，经年后可凭票获息，亦可转让。

　　宣传国货出新意 广告贴进日租界

　　翻开报纸，整版整版的，您能看到“抵羊”；打开收音机，您能听到“抵羊”；出入“正兴德”，“抵羊”那一大溜儿三丈多高的灯箱直往眼里闯……电影院的幻灯、大型广告牌、霓虹灯、展销会、马路宣传游行处处都是“抵羊”的广告。“国人资本，国人制造”的“抵羊”似乎在一夜之间布满了津城。

　　有人在日本租界内兴办了一家娱乐场所，取名“大罗天”(现为八一礼堂)。开业之初，自然要大酬宾，又是新场所，亦不乏猎奇逐新的富足之辈，宋棐卿认准了这是一个做广告、宣传产品的理想去处，便向“大罗天”老板提出了在其入口处设立永久性广告牌的要求。

　　于是，新娱乐场“大罗天”的入口处便赫然矗立起四大金刚把门似的四大广告牌，上面的字，一个就六尺多高！来来往往的人都在念叨，这“抵羊”可真是名副其实呀，居然闯进日租界里去扬名，怎能不买这样的国货？买！立马买！

　　参加展销扩影响 创办杂志引顾客

　　参加展览会，展销“抵羊”，是“东亚”实行的另一种有效宣传。

　　“当初，凡有各种展销会，宋棐卿都是极力设法参加。”据鲁光寅介绍，在展览会上，东亚公司除了出售一部分产品外，还利用图片、模型生动而详细地介绍由原毛加工到成品的生产程序，更将每一个加工环节：进料、梳毛、毛条、前纺、后纺、染色，整理成各自出现的粗劣样品与其成品对照比较，不仅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可使参观者增长有关生产、鉴别、使用毛线的知识，鉴别中比较，比较中鉴别，“抵羊”在毛线市场的质优价廉，不言而喻。

　　展览期间，宋棐卿还动员一些社会名媛临场现身说法，边实际操作边做介绍，以传授使用“抵羊”的编织优点，兼传技术。这使许多参观者大感兴趣，一些人当时就现场购线，当场学织。此外，宋棐卿还主办了一个家政类杂志，取名《方舟》，其中很大篇幅宣传“抵羊”毛线。一时间，但凡买《方舟》的家庭主妇，都青睐起了“抵羊”毛线。

　　中伤难挡“抵羊”

　　奸商自食恶果

　　日寇侵占东三省后，抵制日货声浪日高，“抵羊”如异军突起，迅速奔出津门，增长之势仍在看好。如此锐不可当的势头，难免遭忌，洋行代理商气急败坏之下，竟反诬一口，利用报纸大造谣言，望风捕影地硬说“抵羊”毛线是用日货冒充的！不然怎么有那么好的质量，那么广的销路，那么大的产量？抵制日货吗，何不抵一下“抵羊”？

　　消息一出，“东亚”的销售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有人登门叩问真伪，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宋棐卿立即商请工商与金融界的头面人物爱国实业家宋则久等人出面，转请中华工商总联会以及上海国货维持会等部门与团体主持公道予以声援。同时，一面聘请法律顾问，以为公开斗争的法律依靠；一面派人南下寻求社会途径，说动以上海社会局局长谷良民为强大后盾的华南潮帮帮会头目杜之绅出面，从私下干预。

　　待这一切“备战”的紧张活动就绪，宋棐卿就正式以郑重声明的形式首先回击报纸的发难，在十几家报纸上醒目地登出“征求反证启事”，吁请全国各界人士提供“抵羊”牌毛线是以日货为冒充的证据；倘无人提供，则中伤东亚的洋行就必须拿出他们持言的充分实据来，否则，将诉诸法律。那个大放厥词的洋行代理商立时傻了眼，由于他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以沉默对待宋棐卿的“启事”。一段时间过去，各种报纸便连篇累牍、劈头盖脸地向他发出了谴责，斥他打击国货，骂他为虎作伥。

　　1935年4月，“东亚”实力不断增长，宋棐卿遂在天津英租界筹建占地40亩的新厂。1936年新厂竣工，其设备机器的先进性、技术的超前性使东亚成为民族工业中的佼佼者。东亚的成功是与宋棐卿独到的经营管理理念分不开的。他曾创造性地提出：一、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二、使游资、游才得到互相合作；三、实行劳资互惠；四、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日本丰田公司的经营理念在当今被认为是管理方面的圣经，但他们的老板说，这种管理经验的范本是中国天津的东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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