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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上的异国“囚途” 第九监区(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18日12:28 南方周末
孤岛上的异国“囚途” 第九监区(组图)
莫兰诺已经可以写得一手很工整的汉字刘洪群/摄
孤岛上的异国“囚途” 第九监区(组图)
阿祖在阅览室浏览中文期刊 本版图片刘洪群/摄

孤岛上的异国“囚途” 第九监区(组图)
外籍犯人每个月都可以限量购买一些食品和日常用品

  在东江支流环绕形成的一座小岛上,广东省东莞监狱由高墙切割出一块封闭的改造空间,远离尘嚣。这座监狱里有一个相对特殊的第9监区,目前关押着几十名外籍犯人以及几百名港澳台籍囚犯。

  既然在中国犯罪,他们当然要面对中国法律的制裁,在这一平等的基准上,第9监区却也无法回避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当来自不同国度的犯人集中关押在中国的监狱里,其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观念甚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对于改造者和被改造者而言都有诸多难题。

  如何在尊重司法制度的同时尊重这样的差异,外籍犯人又应该得到什么形式的尊重,目前也是一个尚存争议的课题。

  2003年,国家司法部出台了《外籍罪犯会见通讯规定》,这是为数甚少的相关针对性规定之一。虽然解决了会见、通讯等方面的疑难,但远不足以应对外籍犯人在关押过程中的诸多复杂问题。

  第9监区在东莞监狱内除了有一片单独区域,与其他监区没什么区别,但事实上,它却如同孤岛上的孤岛,看不到太多可依凭的东西。

  据了解,广东省有关部门已经准备研究专门针对外籍罪犯的改造规定,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探索。
孤岛上的异国“囚途” 第九监区(组图)
阿祖在参加非洲舞蹈表演
孤岛上的异国“囚途” 第九监区(组图)
管教在与56岁的穆都沙米交流

  本报见习记者 朱红军

  我一个一个问他们———这段经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许多答案是可以预见的,比如“牢狱之苦”、“改造”或“一段生活”。不曾想,“旅途”一词从菲律宾籍犯人莫兰诺的口中缓缓而出。

  1993年初到中国的他,只呼吸了二十余天自由的空气,就因为贩毒,被迫开始了另外一段特殊的人生“旅途”。

  在东莞监狱自办的《培正报》上,一名外籍犯人这样自白:“我在异国旅行,与自由遥遥相望”。

  第一年:疏离的内心,不安的表情

  穿过东莞监狱的大门,沿着空旷的监狱广场,往西一箭之遥便是第9监区的古园林式围墙。三角梅簇拥下的监仓小院,花木扶疏,只有葡萄架掩映下的铁门栏杆,隐约暗示着封闭的意味。

  莫兰诺和四个同伴远远站在墙边,手里拿着板凳,左右张望,浅蓝色的囚服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白光。

  管教点到他的名字时,莫兰诺下意识地挺了挺胸,右手轻轻拽了下衣摆,旋即步伐规则地踏步过来,胸前双手紧攥的板凳,几乎是一条水平线般地平移着。管教说,这是监狱军事化管理留下的痕迹。

  围墙外,几名刚刚结束入监教育的中国犯人,正背着装满日常用品的大小包裹,驯服地随着管教去往新的监区报到。“听说,我们监区过两天也要进来几个,好像是越南的。”莫兰诺语速缓慢,没有好奇。

  1993年初春,大学二年级的莫兰诺带着妹妹到中国旅行,在桂林、北京等地潇洒了20余天后,兜里的钱所剩无几,连买返程的机票都不够了。他经不住旅行时结识的一名同胞的蛊惑,决定铤而走险,贩运毒品出境,作为酬劳,他和妹妹可以免费回国。然而在广州白云机场准备登机出境时,装在茶叶罐、咖啡罐里的3公斤冰毒被检查出来了,他被判处死缓,同行的妹妹也随之入狱。

  现在的旧白云机场已经弃用,但莫兰诺对自己的落网之地至今念念不忘,“那天是2月23日,再过几周就是学校开学的日子。”

  同样记忆深刻的日子是1996年10月15日,莫兰诺在看守所呆了3年后,被辗转送到了东江上的新洲岛,也就是这所监狱。那一刻,恍惚间他以为回到了故乡马尼拉的巴石河,“我的家就在巴石河畔的山坡上”。

  第一年是在恐惧和歉疚中度过的,对死亡的恐惧,对牵连妹妹的歉疚,无心旁顾。

  记者问他,失去自由的感觉是什么?

  莫兰诺夸张地做了一个心脏迸出的手势,“就是这种感觉”,他还无法用绘声绘色的汉语来描述。

  当年,与莫兰诺一同关押在第9监区的仅有两个外籍犯人,一个是韩国人,一个是尼泊尔人。三人命运相似,在陌生的中国监狱和犯人中,寂无声息。

  莫兰诺没有申诉,没有寻求领事馆的救助,他说“就当自己已经死了”。仅有一次,他偷偷地问领事馆来探望的领事Rodolfo,同案的妹妹关在哪里?

  领事说了一个含糊的地名,他没听清楚,也没敢再追问。只要有了下落,足以安慰自己。

  入监的第一年,往往是在外籍犯人与管教干警的疏离和隔阂中开始的。从走进监狱大门的第一次列队报数起,陌生的异国现实、严厉的监狱制度,便开始冲击着外籍犯人们源自本国的语言、饮食习惯和既有观念。一顿饭、一句话、一封信,几乎所有的生活细节都需要重新调适。

  莫兰诺选择了在沉默中弥合隔阂,而有些外籍犯人则以动辄申诉代之。

  今年年初,朱警官调任9监区的监区长一职,上任的第一天晚上,就被一名外籍犯人“缠”上了。这名尼日利亚籍犯人吵着嚷着,早餐要吃芝士,喝牛奶,不肯吃面条和稀饭。犯人情绪激动,语无伦次,朱警官好不容易才听清cheese的单词。调任之前,朱警官就听闻9监区的外籍犯人“申诉多,维权意识强”。

  中午11点半,正是第9监区的午饭时间。监区前的空地上,不锈钢餐车依监仓的顺序一字排列。今天的主菜是白菜炖肉,为信仰伊斯兰教犯人准备的则是回民灶专供的荷包蛋炒雪菜。

  依照规定,犯人每个月可以有部分的零花钱,有的是家属寄存的,有的是参加监狱劳动的奖金,但必须在监区的统一管理下使用,所能购买的商品也一一列在公示栏的名录里,从干吃奶片、和味凤爪到香烟、毛巾、牙膏,基本可以满足日常之需。考虑到外籍罪犯的特殊情况,9监区在征得上级同意后,将每人的花费额度由中国犯人的400元/月放宽至500元/月。

  于是有外籍犯人不惜搭上所有的零花钱,用来买咖啡和饼干。在9月份公示的犯人支出目录表里,最高的印尼籍柯曼尤士花了569.1元,最少的巴基斯坦籍穆都沙米只有33.04元。

  语言的问题,是另一道横亘在干警与犯人之间的隔阂来源。监区特意开设了中英文互助学习班,鼓励中文已有基础的犯人帮扶同伴,并资助犯人购买了复读机,但是流利对话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尤其是少数来自加纳、汤加王国、塞拉利昂的犯人,英语、汉语全然不懂,从基本的汉语拼音开始学习,困难可想而知。

  莫兰诺的语言天赋很好,而且学习能力也比较强,自己对照着汉英字典和电视上的主持人的口型,他居然一字一句地把汉语抠出来了。现在,他常常充当同伴与干警交流时的翻译。

  而遇到特殊的犯人,管教们往往束手无策。四个月前,监区新来一名韩国犯人,裴正直,因诈骗罪入狱。干警们一见就傻眼了,犯人聋哑,成天打着手势,没人知道意思。无奈之下,监区自己掏了腰包,买了一本手语书,指定同仓的“改造积极分子”专学专用。

  一句简单的意思,由韩式手语转换成口语,咿咿呀呀,几番周折下来,交流艰辛异常。

  监区狱务公告栏里公示着9月份犯人的奖惩情况,尼日利亚籍犯人埃及名列“黑”榜。这个非洲壮汉上个月被扣了四分,因为不守纪律,随便说话。一旁的狱警插话道:“这是个抗拒改造的典型。”

  埃及犯的是故意伤害罪,因为怀疑同伴偷了自己的钱包,而大打出手,结果被判了两年。除去在看守所近一年的日子,埃及在第9监区只是个“匆匆过客”,年底即将出狱。

  同仓的港籍犯人林汉斌对于埃及颇有微词,“不讲卫生,随地吐痰,一到夏天,异味难闻,还不喜欢洗澡”。

  与短刑犯在行为规范上的“无所顾忌”不同,长期刑犯、无期刑犯或是死缓,则在第一年内显得尤其焦虑和恐慌。因为对司法制度的认知不同,法制观念的差异,这些外籍犯人对申诉重新量刑寄予厚望。

  泰国籍犯人李伟,在东莞监狱是有名的“申诉大户”。据莫兰诺回忆,李伟入狱之后固执得很,反复地念叨着量刑过重的理由,反反复复申诉了不下二十余回。

  两个月前的中秋节,监区破例照顾他拨打亲情电话,16岁女儿的声音一传来,这个中年汉子顿时潸然泪下。

  马来西亚籍犯人林管财,因贩卖1000克的违禁药品入狱,他说,依照马来西亚法律,他可能会判10年左右,而在中国却成了16年,“刚进来的时候,也是不停地申诉,写信给监狱长,向领事馆反映。”

  监狱对于犯人通信、电话有着严格期限的规定,外籍犯人却常常将之视为基本权利,认为不容剥夺。

  “这是认识上的误区,如果以他国法律来衡量,还在中国监狱服什么刑?”朱警官监区长说。

  东莞监狱的叶政也一再强调,《监狱法》和改造制度面前依法执政,一视同仁的重要性,“不论国籍、不论种族,既然在中国犯罪,受中国法律制裁,就必须严格按照中国的监狱改造制度执行。”

  可是,用这样的话,说服这些刚刚在异国失去自由的的囚犯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第三年,踏在茫然与清醒的边界上

  1999年,莫兰诺最初的两个朋友相继出狱了,临走时拍着他的肩膀,叮嘱他好好服刑,并答应给他写信。

  “我没什么东西送,想着等他们来信告诉我地址,将来有机会去看看。”莫兰诺偷偷把最后几支烟塞给了同伴。

  然而直到今天,他也没有收到寄自韩国或者尼泊尔的信件。“也许走得匆忙,不知道这里的地址吧。”莫兰诺倒对此很淡然。

  八年了,莫兰诺在9监区里“迎来送往”,目睹着9监区里的外籍犯人由最初的几个变成现在的几十个,“有些国家,我听都没听说过。”

  他亲眼看着,监区的小院子里种起了三角梅,第一年就开出了红彤彤的花朵,经久不败;有一天劳动回来,惊讶地发现,文化室里的黑白电视机换成了TCL的大彩电,黑白的世界瞬间有了色彩;监区的通知栏、公告栏也接连竖了起来,贴上了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改造信息。生活的气息悄无声息地吹进了封闭的围墙之内。

  也是在这一年,因为表现出色,监狱酌情给他申请了减刑,死缓减成了无期,继而又减成了16年有期徒刑,“管教对我说,好好改造,还有机会。”莫兰诺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转瞬即逝。

  他对记者念叨过一段堪称经典的总结:“空间不是问题,身份不是问题,时间才是问题。”并伸出双手,做出渐渐合拢的手势,试图暗示过程的漫长。

  当饮食和语言的困难渐渐消除,当陌生抵触的情绪日渐麻木并消退,真切的监狱生活才真正开始,日复一日。

  马来西亚籍犯人林管财,坐在莫兰诺身边,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只有外人问话的时候才回答——这是许多犯人在监狱养成的习惯。与多数犯人比,林管财显得少有的从容,面目平静,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最初也申诉,结果重审反而加重了8年的刑期。”他蔫了,终于明白了适时的放弃,“我再也不申诉了。”现在的林管财清醒地知道,与其徒劳申诉,不如安心改造,争取早日出狱。

  虽然不再动辄申诉,但对于中国法律的哪怕一丝变化,外籍犯人们依然急切地钻研,甚至专门剪报搜集。据管教介绍,9监区的订报率是东莞监狱最高的,各类杂志报纸不下百余种,不乏英文报刊,犯人们很想借此扣住高墙外的每一次脉动。

  问起美国大选,有人说支持克里,因为“布什四处发动战争,不爱和平”,问起广州和上海的比较,有人说上海“morden”而广州“local”……

  此时,减刑开始成为外籍犯人们最重要的目的,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被紧攥不放。

  在东莞监狱,减刑有着一套严格的量化规定,外籍犯人概莫能外。这些公布在狱务公开栏里细致入微的条目,分成“嘉奖、表扬、积极分子”若干阶段。外籍犯人真正能吃透并熟稔于心,需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为着他们自身利益考虑,管教干警们只能变着法子以最简单的逻辑来灌输给他们。

  “每个月的考核,获得嘉奖的犯人会获得一个红色的标志,我们解释为挑红灯。”副监区长毛警官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红灯越多,减刑就越快,“犯人一旦明白了,会积极很多”。

  也有好心被误解的时候。因为必需的妥协和忍耐,外籍犯人对于制度面前的一视同仁异常敏感。

  比如尼日利亚籍的犯人双喜,一旦挑了“红灯”,就迫不及待地吵着减刑。干警们劝他,多累积红灯,减的刑期会长一些。他看似明白了,没一个月又故伎重演,几次下来,如果没见到减刑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马上吵着向监狱长申诉不公。

  从今年开始,东莞监狱专门为外籍犯人开设了识字班。每周三,34岁的李海明老师准时从岛对岸的从化中学过来上课。

  这群特殊的学生,在李老师的眼里有着很多优点,他会不由自主地将他们与学校的学生作比较,“他们可爱,老实,遵守课堂纪律。”

  教室的四壁上挂着名人名言,孔子的,李四光的,华罗庚的,大多数外籍犯人至今还不熟悉这些中国名人。

  今天的课程是“什么是犯罪”。河南省监狱管理局编定的识字课本上,几十字篇幅的浅显常识,被一一标注拼音。在李老师蹩脚的普通话的带领下,大家齐声朗诵。

  监狱的普法教育,也在这种对汉字的识别中部分地渗透进来。

  剩下的时间是复习应用文的写作,印尼籍犯人安静地在田字簿上进行着创作:“张科长:因感冒不止(上)课,持(特)请假两天,请批准。”

  “感”字里面的“口”字不见了,“上”和“特”,不是多了一笔就是少了一笔。尽管如此,李老师还是批了一个大大的“优”字。

  “对于他们,不能太过严格,重要的是鼓励兴趣和信心。”李老师说。

  监狱鼓励外籍犯人用中文写文章,为此专门在监狱自办的《培正报》上开设版面。这份每月两期的四版报纸上,除去监狱管理的大事外,几乎都以副刊的形式留给了犯人们,以监区为单位,刊载他们的文章,或散文,或小说,或诗歌。

  对于外籍犯人而言,在副刊上出现自己的名字,是足以自豪的事情,他们习惯以此作为衡量自己中文水平的标志。

  莫兰诺投过几次稿,还是不行,“会说,会写,但是还不能写文章”。他写得一手好字,撇捺分明,李老师说,“我都写不了这么漂亮。”

  巴基斯坦籍犯人穆都沙米,56岁了,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在识字班上课时,他静静地坐在末排,有些木讷。胸卡上记录着贩毒的罪名,无期徒刑的刑期,嘉奖表扬栏里一片空白,还被扣了两分。这意味着他还没能够获得减刑,重获自由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老人拙于言辞,反应比常人慢上半拍。一旁做翻译的莫兰诺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提醒。

  他对于很多提问都理解不了,常常答非所问。穆都沙米说自己努力去学汉语,还是学不会,年纪大了,记不住笔画和发音。

  他说,没有特别开心或者痛苦的时候,每天都一样;以前无所适从,不知道做什么,现在知道做什么,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像是一尊失去光泽的雕塑,穆都沙米生活在这个特殊的被限制了自由的空间里,对一切都显得无动于衷。

  莫兰诺说,这种感觉他开始也有过,“看不清……心里不明白……”他努力地想找出恰当的词汇表达。

  “是不是‘茫然’?”记者问。莫兰诺微笑着使劲地点头。

  第八年:改变着、固守着

  “……16、11.3、6”

  瘦削的莫兰诺,熟稔地念叨着一连串的数字,伴着不停掰动手指的动作。数字的波动代表着余刑刑期的变化,像是漫长旅程的一个个里程碑。

  他已经成功减了三次刑,从死缓变为2002年的11年零3个月,自由的希望重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莫兰诺对数字敏感,对于距离自由的时间,他变着计量单位换算,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种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希望与焦虑并存,“成了习惯,每天入睡前都会默祷一遍。”

  最初见面的时候,莫兰诺蹲在一米开外的板凳上,目光游移着不看我们。

  我问他为什么,他抿着嘴笑,“我在看三角梅,”他指着窗外,“有一朵开进屋内了。”

  他抄了一段话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未必全能明白,“不畏凄风苦雨,不拘地势高低,三角梅花儿都泼辣地开着;它的枝蔓,向天空,向大地,向四周,生机蓬勃;争空间,争自由,争生存,性喜强光和热燥,怕积水和潮湿”。

  莫兰诺今年37岁了,在第9监区掰着指头数已经是第8个年头。8年里,他从没有扣过分,循规蹈矩地生活。领口的黄色条块,意味着他属于普管级犯人。“普管犯人的通信次数不受限制,节日可以拨打亲情电话,倘若家里有重大变故,还可以申请离监回家三至五天。”《狱务公开手册》这样规定着。

  然而,自己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待遇,他不愿实现。

  进监狱之前,莫兰诺在看守所度过了三年时光,其间,澳大利亚的姨妈、日本的妹妹来探望他。临别的时候,他说,“不要再来了,来了我也不再见了”。

  “路途这么远,又要花很多的钱,我在这边挺好的。”

  2000年,莫兰诺的父母接连去世,他在夜里躲在监仓的盥洗室里哭了好多次。“以后再也没哭了,也没有哭的理由了。”

  谈话间,窗外传来乐队排练的声音,隔着偌大的广场,飘忽入耳,莫兰诺突然问记者好不好听,这是采访中他惟一一次主动提问。

  那是监狱犯人组成的管乐队在例行排练。莫兰诺的朋友加纳籍犯人阿祖是乐队鼓手。为了方便排练,阿祖从第9监区搬了出去,关押在第15监区。莫兰诺说,自己喜欢跳舞,可惜监狱没有专门的舞队,“阿祖是幸运儿。”

  外籍犯人中不乏像阿祖和莫兰诺这般能歌善舞者,监狱每搞文艺活动,监区总是优先考虑他们,这也算是对他们因为交流不畅而显得枯燥的业余生活的一种补偿。

  管教们都说,莫兰诺是监狱行为规范、劳动改造、文化学习教育三方面改造的成功典型。莫兰诺自己说:“我得把时间变得有趣起来,才不会那么漫长。”

  “改造有用吗?”记者问。

  “有用。我改造了,才可以和你讲话;不改造的话,就不可以和你讲话。”简单明了的逻辑。

  “将来有用吗?”记者接着问。莫兰诺不说话了,他的表情说明,他想过这样的问题,不止一次。而就在前一刻,他还乐观地估计着,倘若年底再成功减一次刑,还有6年就可以出去了。

  可是,出去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开始提前困扰莫兰诺。

  外籍罪犯在主刑之外,往往附带驱逐出境的附加刑,这意味着,他们在走出第9监区的同时也将离开中国,很有可能不再回来。

  然而,中国的印痕已经深深烙上,停留在记忆深处的故国早已面目全非。

  泰国渔民巴莫·仙郎信,入狱前是个渔民。记者见到他的时候,妹妹刚刚来信,告诉哥哥自己大学毕业了,快找工作了。

  巴莫说,妹妹文化程度高,我不是所有信都回,我只挑重要日子回。

  今年中秋节,他的同监朋友邀请他一起排演小品《牙医》,巴莫从前一直羞怯,这次鼓足勇气答应了。巴莫知道更积极的生活和改造态度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如果不出事,我现在应该当上船长了。”谈到遭受的刑罚,他说非常后悔,“我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船长。自己在监狱里学到的技术,不知道到泰国还能不能用,不知道,可能还是要去打鱼。”

  监狱狱政管理科的张警官,已经十余次押送刑满释放的犯人出境。上个月,他刚刚押送一名尼泊尔籍犯人至西藏,由西藏出境。

  拍照、交接手续完成后,对方航务局的工作人员招呼犯人过去,他磨蹭了半天。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推了他一下,你自由了,到家了。”

  越过西藏,一段新的旅途正在迎接着他,这次是自己的祖国,可是仍旧陌生。

  也许等到2012年,陌生的还会有莫兰诺。

  他想出狱后做生意,他从电视上看到广交会的盛况,羡慕不已。他还说,自己学会了汉语,吃惯了中餐,熟悉了中国人的思维,最好能够继续留在中国。

  “可是,中国还会欢迎我们吗?”这是大多数外籍犯人们出狱后难逃的结局,改变了太多,不变的似乎只剩下国籍,重又需要适应。

  陌生的感觉挥之不去,一段旅途之后又是另一段旅途。

  (本文中的外籍犯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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