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贫困的尊严

　　贫困的尊严

　　“贫困生”被当作一种称呼或一个标签，来指代某一类型人时，注定已经和中国社会熟知的“出身论”有了暧昧不清的联系。

　　出身论是天然地歧视弱者一方的。当贫富悬殊成为现实，那些很穷的人几乎不可逃脱

中国社会对他无礼的歧视或不照顾自尊的同情。而当人们在这种心态的趋势下，去资助那些穷人的孩子时，反而有可能加剧对他们的伤害。

　　但一个新的模式，使人们看到：随着贫困生自身能力的提高，他们可以跳出贫穷的怪圈。

　　本刊记者／李径宇

　　冯选洁在老师的帮助下，办理了登机手续。来到安检口，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时，她显得笨手笨脚。坐在候机大厅时，她不安地环顾着四周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们。

　　此时是12月24日，冯选洁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也是第一次去另外一座省会城市。而她目前所在的城市是贵阳。这座中国西南边陲并不繁华的城市里，有她在读的贵州师范大学。

　　冯选洁应邀去参加一个会议 福特基金会“提高高校贫困生个人能力项目”一期项目终期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举行。

　　贫穷导致心理弱势

　　飞机终于冲上了天空，冯选洁兴奋地透过窗户往下看。她所在的城市立刻变成伸手可掬的小地方，建筑像积木一样。“贵阳真小！”等飞到昆明上空时，她进而发现，昆明坐落在平展的地盘上，相较之下贵阳则局促地躲在群山的一个角落里。

　　原来，她以为贵阳很大。在老家，她一直以在贵阳读书为骄傲。老家在贵州省松桃县，地处黔、湘、渝三省市结合部，历史上属“三不管”地带，多山，地形险恶，土匪出没，民间造枪业发达。冯选洁的父母亲戚，以及她的同龄人，都生活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许多人的年收入仅在300元左右。为了供孩子念书，一些农民只得躲在苕洞里制枪换钱。

　　2001年，冯选洁从松桃来到贵阳时，穿着朴素，普通话带口音，吃便宜的饭菜，这一切让她自卑。

　　第一次上电脑课。同学们很熟练地操作着程序，而冯选洁却是初摸键盘。她不会开机，好不容易开机后，又关不掉；关掉显示器后，主机还闪灯，于是只好把电线拔下来。旁边的同学看到后说，“真笨啊。”于是，这三个字让她刻骨铭心。生活中，她听到太多次这三个字。因为贫穷，她虽然和别人同样接受了高中教育，但起点比别人低很多。

　　据贵阳师范大学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近年来，该校贫困生占到了25%左右，一万多名在校生中就有2000多人是贫困生。冯选洁说，贫困生大都有自卑心理，“非贫困生一句无意的话，就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

　　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该校一位老师说，一些特困生经常在黄昏时溜进食堂捡非贫困生的剩饭剩菜吃。经济上的差距，注定了他们和非贫困生心理上的隔膜。“实际上，中国前几年实行的助学贷款解决了一批贫困生的入学问题。但是，因贫穷而给这些孩子们造成的心理问题，却很难消弭。”

　　之前，宁夏大学对在校贫困生的心理状况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是：73.27%的贫困生对生活状况不满意，64.51%的贫困生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52.53%的贫困生存在抑郁状态或有抑郁倾向。

　　一个模式和它所倡导的理念

　　设在北京的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来来说，大学生的贫困问题是社会贫困的表现。

　　一个人，一个群体，占有的资源越少，就越贫困。而解决贫困生的问题，不仅在于给他杯水车薪的钱物，更根本的措施是，“增强他们获取资源的能力，”李来来说。

　　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是福特基金会“提高高校贫困生个人能力项目”(以下简称“福特项目”，的具体执行机构。按李来来的设计，他们要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探索从根本上让贫困生脱贫的模式。

　　2002年6月，福特基金会提供200万美金给予项目支持，项目的实施方是西南三省的8所师范和民族院校，分布在广西、云南和贵州。

　　此时的社会背景是，随着大学扩招，贫困生的比率越来越高，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目前尚有制度安排上的问题)随之出台，各高校也在资助贫困生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许多企业和个人也有一些捐款。但是，大家对贫困生的帮扶手段很简单，要么给钱，要么捐物。

　　在此情况下，福特项目决定不再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不针对任何一个个体，而要提高这个群体的能力。项目的对象锁定贫困生，直接受益者一定也要是贫困生。杜绝学校以贫困生为名义，把这笔钱花在与贫困生无关的事情上。

　　项目希望提高贫困生三方面的能力：一、提高他们个人进入社会的竞争力，和就业密切相关的计算机、英语水平等；第二、要培养他们在团队里工作的能力，希望他们能够克服社交障碍，在团队里和别人平等打交道；第三、培养具有爱心的能力，项目不希望培训自私自利的贫困生，必须要他们设计很多与家乡有关系的社会实践项目。

　　和传统项目不同的是，福特项目不把贫困生当成一个弱势群体。项目执行者认为，贫困生相对在高校里面是弱，但给这些孩子一个舞台，可以让他们把最优势的能力发挥出来。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各个高校又设立了一些子项目。许多学校把普通话培训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该地区大多数贫困生普通话极差 这是他们最自卑的问题。他们夹杂在同学中间，连起码的交流都有障碍，普遍有社交恐惧感。

　　除此之外，计算机和英语培训，以及心理咨询，也是各高校的热门子项目。

　　贵州师大的冯选洁参加的是计算机和英语培训。培训的结果是，她的计算机能力连先前说她“真笨啊”的同学们都望尘莫及。她说，现在她在非贫困生面前的自卑感一扫而光，并且与他们相处融洽。

　　在昆明参会间隙，冯选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很羡慕与会的云南师大的一个子项目，叫做花卉、马铃薯快速繁殖技术，因为“这种技术对自己的家乡很有用”。云南师大举办了四期此技术的培训，有341名贫困生参加。一名学生说，他通过这个项目已经挣到了4000元人民币。

　　在“提高贫困生能力”前提下，8所大学共设计了四十多个子项目，而且所有的子项目都遵循了一个原则，被福特基金北京项目官员何进博士总结为“创新的，可持续的，可推广的。”

　　贫困生自己做主

　　与城市素质教育的不适应，与城市“繁华”生活的不合拍，使贫困生在能力上与非贫困生出现了差距。可以理解的是，当中国的政府、银行、高校正为贫困生能否入学愁肠百结的时候，还似乎顾不上他们个人能力是否提高的问题。

　　客观上对个人能力培训的漠视，使得贫困生相对于非贫困生不仅成为经济上的弱者，更成为心理上的弱势。心理问题，按理说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和治疗解决。但事实上，当下中国各高校心理咨询机构非常少，而且不是很专业。一方面心理咨询机构既没有市场化运作，也没有成为学校长期的补贴性机构，所以导致他们做的多半是临时性应景工作；另一方面，传统保守的农村孩子都羞于请教心理医生。所以，长期来中国的高校教育者们其实很难走进贫困生的内心世界。

　　实际情况表明，只有提高自身能力，增强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贫困生存在的心理问题。环境和发展研究所坚持让贫困生最大可能地参与到福特项目中。每次在学校开会，都要求公开贴海报，请贫困生的代表来参加。事实上，作为受益的主体，从立项评估一直到受益的过程中，一直都有贫困生参与。对于项目的好坏，贫困生最有发言权。

　　在贵州民族学院，贫困生的参与性发挥到了极至。该校教师认为，要真正提高学生的自强能力，必须让学生参与到项目的管理中来，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生社团“大山之子”。该社团由贫困生组成，拥有项目的财权、物权、人事权、活动的策划设计等权力。这中间，老师的培训费，也由“大山之子”审批，成了“学生给老师发工资”。

　　由于全方位的参与项目的执行，“大山之子”的成员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锻炼。特别是那些来自边远山区，平时少言寡语的学生，整个人的精神面貌、气质、能力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一个叫徐川雁的女生，刚进校时，因为生活上的一些小事而和“有钱的”同学发生摩擦，遂怀恨在心，总觉得他们瞧不起自己。现在他恨“有钱人”的心态没有了，还竞选进入了“大山之子”的执委会。

　　“大山之子”原文秘部学生金英，以前和人说话时声音颤抖，连电话都不会接，后来居然自己带着同学进行市场调查、立项论证，并说服其他师生，创办了“蓝天印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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