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公民的“法律能力”

　　撰稿、摄影／陆幸生(记者)

　　冤案不一定是错案

　　周密德的嘴唇，在他黑白相间的胡须后面翕动着。周密德原籍湖南，几十年生活在湖北，话说得快了，他的“方言” 多有“令我懵懂”的地方，我要求：你说得慢一些。周密

德说了一句很慢的话：冤案不一定是错案。随后他继续往下说。

　　我停住了记录的笔。我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冤案不一定是错案？不，冤案一定是错案。“文革”结束，平反冤 假错案，冤、假、错，这三个字总是一起使用的；冤案的起因，就因为这是一件假案，而假案一定是错案，这里面的逻辑关系 清晰得很。怎么到了这个周密德的嘴里，冤案不一定是错案？

　　我说，老周，你停一下，我得打断一下你的话。

　　周密德：就是啊，冤案就不一定是错案。好，我给你举例说明。1994年，我在我们这个硚口区法庭当“陪审员” ，碰上了这样的一个案子。两个人是朋友，甲向乙借钱，借了1万元人民币，打了欠条。到时候，甲向乙归还了这1万元钱。 但是，因为是朋友，平时有交情，这个甲就没有向乙要回那个欠条。甲以为这个事情已经了了。甲没有想到的是，乙拿着那张 没有销毁的欠条来打官司了，说甲到时候没有还钱。法院立案，开庭。甲说，我还了钱了，只是没有要回欠条；乙说，天底下 哪有还了钱不要回欠条的，甲根本没有还钱，有欠条为证。两个人在法庭上撕破脸皮，吵起来。

　　我听明白了这个事情。我心里清楚，甲是还了钱的，现在的乙是在敲诈。我说我来跟这两个人调解。我先说调解的结 果，甲再给乙5000元人民币，要回欠条，这事情就如此了结。对，你这个记者一定要问，凭什么要再给乙5000元？

　　这里涉及到法律的一个常识。我们平时总说，事实只有一个；但是在法律这个体系里面，事实有两个，一个是客观事 实，再一个是法律事实。在法庭上，如果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发生冲突，以法律事实为准。尽管我们心里知道，你甲是还了钱 了，这是客观事实，但是，那个欠条还在乙的手里，这是法律事实。借钱、打欠条，是两人一对一，还钱也是一对一的事情， 都没有旁证。根据法律，没有办法来证实甲讲的是真话，还是乙讲的是真话，而法庭必须、也只能依照法律事实，也就是根据 这张欠条的存在作出判决。

　　这件事情由甲再掏出5000元了结，当然是个冤案。但是，在法律上来说，这不是个错案，这样判决是有法律依据 的，没错。这不，冤案不一定是错案。

　　记者：这件事情是假的！

　　周密德：我也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个乙只拿到5000元，他会善罢甘休么？还有5000元他就 不要了？根本不可能的事。简单地讲，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冲突的时候，法庭按照法律事实作判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 为准绳”，这个事实，就是法律事实。

　　记者：你这样解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理智上接受，心理上别扭。现在我也接受你的这个解说，冤 案不一定是错案，但那个乙不是个“好鸟”，心狠手毒，太不够朋友，不是个“好人”。

　　周密德：法庭按照法律事实判决，你是不是欠人家的钱，法律不管你们双方是不是朋友。是不是朋友，你们到饭桌上 去讲。在法庭上，好人输掉诉讼，“坏蛋”赢官司的事情，的确很多啊。

　　记者：那个甲，是花5000元钱“买”回来一个“必须加强法制观念”。

　　周密德：是啊，买东西是要花钱的哦，尤其是买管用的东西哦。

　　周密德说，甲很感谢我，因为他“少掏了5000元”；乙也很感谢我，“因为他又得到了5000元”，“官司打 到双方都很感谢我的地步，真是少见”。

　　我在当天下午1点半钟见到周密德，开始采访，一直交谈到傍晚6点，在4个多小时里，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这两个 字眼，以最高的频率出现在我们的对话中。

　　“拘留10天，换了一个人”

　　从外埠媒体上，见到一条很短的消息，题目是“怪人周密德：从法盲到职业诉讼代理人”。55岁的周密德，至今打 了16年的官司，经历中有很“有趣”的事情，但我觉得有不少“关键地方的关键问题”，没有说清楚。通过转辗联络，周密 德在电话里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并告诉他在武汉的地址，还说，到武汉第四中学门口下车，我来接你。

　　第二天，出了机场，我坐出租车直接来到周密德告诉我的街道号码，但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是一个典型的 城乡接合部，房屋陈旧，也简陋，衣、食、住(建材)、行(修自行车)各个行当的街面小店鳞次栉比，各处的废弃物随意堆 放，污水流溢。也有“性保健”小店的招牌高高挂起，颇为醒目。

　　我用手机呼唤周密德。半分钟后，他就出现了。周密德非常容易辨认，他常年不理须发，故而头发披肩，胡须过胸， 黑白相间，穿一件蓝色棉袄，上面是金属纽扣。周密德指着脚下高高突起的路面，说：这就是当年张之洞修建的堤坝，现在成 马路了。周密德用手指着路下方的几栋平房，说道：“我的家，就在下面。”

　　周密德介绍：现在这里叫“城中村”，市里面马上就要“改造”了。

　　周密德的家，与周围环境一样的简陋。简易的木板门打开，我进屋，他也没有关门，看来这已是习惯。木格子窗户洞 开，冬天的风就此登堂入室，周密德丝毫也没有感到冷的表示。屋内有床，四周电线裸露。我拉过木凳，当门坐下。

　　记者：老周，从资料上看，你是为了家门口的那口水塘开始打官司的。是不是就是门前的这个洼地？

　　周密德：就是。这个官司到现在也没有打完，过几天，又要开庭了。我已经有一百多份裁定、判决、调解书和再审申 请书了。

　　周密德是上世纪1949年生人，幼年失学，后在政府安排下进入武汉3506厂当工人。这是个军用的被服厂。今 日城中村，当年是个村庄，3公里之内，只有5户人家。“走夜路让人害怕”。计划经济年代的周密德，无甚故事，居于此地 ，从未更动，悄然度日，娶妻生女。

　　转瞬就是1985年。人们开始考虑自己如何“富裕起来”这四个字了。周密德屋子旁的荒地上有一口废弃的水塘。 周密德想着，一家人就靠自己厂子发的工资过活，不行；自己承包下来，两口子想办法把水塘给填平，在上面种地也好，盖个 猪舍、鸡舍的，弄个副业也罢，能够挣点钱。他与“团结大队”订下口头协议：由周密德承包这口废弃水塘，填平后“从事农 副业之用，任何人不得盖永久性的房子”。周密德有把握干好这个活，一是这臭水塘根本没有人看得上，二是也没有人愿意来 吃这个苦。自然，村委会也不提供“免费午餐”，在答应免去周密德各种税费的同时，“必须承担该村及乡的部分招待费用” 。

　　这块荒地大致有2亩，其中的水塘面积“小一亩”，450平方米左右。周密德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城里的垃圾车， 从城里开到垃圾堆场，要走10公里路，还得给垃圾堆场5元钱“处理费”；现在，垃圾车只要开1公里就到我这里了，司机 每拉来一车垃圾，我反过来给他5元钱。如此这般，司机没有不愿意的。而周密德要继续做的事情，就是雇人分拣垃圾，能够 卖钱的卖钱，得来的钱由周与雇工们对半平分；实在不能卖钱的填水塘。

　　周密德这买垃圾、卖垃圾、填水塘的活，辛辛苦苦干到了1988年，废弃的水塘眼看着已经被填平了一半。在1988 年2月7日，周密德与大队签订了书面协议。然而，就在两个月后，1988年4月，当地税务部门查出承包人夏安荣(周密 德妻子)偷漏税款，面对前来追缴税费的税务人员，周密德“出手”引发官司。

　　周密德请律师为自己打这场官司。

　　周密德：在当时，聘请律师打一个官司，花200元钱的费用就可以了，但是我给律师600元。我的想法是，我给 你的钱多，你就会起劲地为我讲话，你就会很卖力气。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52元，这600元钱，就是我整整一年的工资， 我是花大钱请律师为自己讲话的。但是，到了法庭上，我听着，怎么法官呐、律师呐，有些说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情，怎么不帮 我讲话？我急了。

　　记者：这后面，就像有的报纸上讲的：“平生第一次上法庭，自恃有理不怕人的周密德大喊大叫，手脚乱指乱放。审 判员走过来警告他，他置若罔闻；审判员欲将他拉出法庭时，他竟给了审判员两拳。结果，周密德被拘留10天，官司也输了 。”

　　你“扰乱法庭”，被拘留，官司又输在哪里呢？

　　周密德：说的是我与村里的协议，没有得到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批准。我一个老百姓，认得村委会，不就行了吗？ 向上级乡政府汇报承包的事情，是村里干部的工作。再说，你们村委会怎么就能够不经过乡政府，就同意这个协议？协议上写 得明白，如果我违反了不能盖永久性住房的规定，村委会就要扣除我的口粮。我也要说，不通过乡政府，村委会为什么就能扣 除我的口粮？村委会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他们自己给的？还有，‘免除各种税收’，也是村委会同意的，要是说村委会没有这 个权力免除任何人的税费，你这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对着我胡说八道？村委会有没有跟税务部门去说，怎么去说，那 是村委会的事情。我就认得村委会的“答应”。

　　记者：你在法庭上一走了之，怎么又会到拘留所去的呢？

　　周密德：法警到家里抓我来了。这个拘留所，就在武汉有名的汉正街×号。这10天拘留所的日子，使得我像‘换了 一个人’。我认为，拘留所是关坏人的，我认为自己是个好人，是被错关进来。但我在里面，绝对听话。只是，被拘留的人里 面有“霸头”，晚上，还要给这些霸头洗脚、洗裤子。“还生怕讨不上这个好”。

　　记者：为什么要讨好霸头？

　　周密德：不讨好，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就让人砸你的饭碗，让你吃不上饭；还要打人。

　　记者：1988年12月22日你被关进拘留所，共计10天，1989年的元旦是在拘留所里过的？

　　周密德：是的。

　　周密德出了拘留所，换了个人似的他，“半个月里讲不出一句话来”。“这官司怎么输了呢？律师的钱给少了？我思 前想后，这口气咽不下去。官司还得打。这社会上的事情，可以走红道，也可以走黑道。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走黑道，我走不 起；我，一个老百姓，就只有走红道，走红道，就是走法律的道路，继续打官司。继续打官司，就必须先要学法律。不认得字 ，就跟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从头学起。”

　　对法律有好感，却“无行为能力”

　　周密德是以“抗税”被拘留的，在补缴了税费之后，这件事情便以“补税”了结。然而，村委会却宣布，与周密德的 协议“作废”。他思前想后，两年多的辛劳，从此白费，受骗的感觉在他的心头汹涌。

　　周密德决定上诉。

　　他对二审法官大有好感。周密德指着自己的屋子，说道：你也看到了，我的这个家，二审法官就来了4次，坐下来跟 我交谈。我从心里头感谢他。但是，这个好法官的结论，还是说我与村委会的协议无效，因为缺少上级乡政府的同意；还有， 税收是国家的事情，任何人没有不收、不交的权利。板子打在村委会的屁股上，可“疼”留在周密德的心坎里。法官人正，态 度好，不等于周密德的官司赢。

　　记者：看来，你得“走上层路线”，得上乡里去，取得乡政府的批示。

　　周密德：你知道么，从8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的土地法已经修改了4次，但是，有一段话从来没有改动过。这话在 《土地法》第53条里：(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制单位管理，土地可以发包给个人或单位承包，个人、集体承包权受法律保 护。我的承包是受到保护的。我拿着《土地法》到乡政府，还真的起作用了，乡政府在我的承包合同上盖章了。我拿着盖好了 章子的起诉材料，让我老婆作原告，我当原告代理人，继续打官司。我二审官司打赢了。我就再反过来跟村委会打官司，当初 你们为什么跟我说，可以免税？这是在你们权限之内可以讲的话吗？现在就判我，怎么就没有你们胡说八道的责任？我要翻“ 一审”的案。1989年8月，这场官司我也赢了，我与村委会经乡政府同意的协议有效。法院判决村委会赔偿我300元。 我认为判决太轻。上一场官司我花去的律师费用还600元呢。我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中级人民法院调解，村委会再 次补偿周密德2500元。

　　这一下我对法律发生了好感了。老百姓自己也能打赢官司，法律这个东西还真的管用。

　　时间到了1993年，周密德跟村委会签订了第二份协议，周密德承包房前的20亩地，规则和用途与第一次的协议 一样，周密德可在这块土地上从事农副业生产，不得盖建永久性住房。他原先承包的水塘，在这20亩地的范畴之内。同时， 双方约定，1993年以前的事情，一风吹了，“都再不追究”。

　　只是，以后的事情还是多有反复。一是村里干部频繁调动，其中有出了“问题”的，旧官去了新官来，铁路警察各管 一段，“后人不理前人的账”；二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他的承包地上盖房子。周密德一个人赶不走那么多的人，村委会也“不 作为”，周密德的形象说法：这个人说话如果不算数，“就是你吐到地下的唾沫，得自己把它舔干净。”由于没有“舔干净吐 沫”的人太多，周密德锱铢必较，打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各类官司。

　　周密德开始惹人讨厌，“有人”便想阻止他的反复“诉讼”。在以往媒体的表述里，对于这，大都说法含糊：“有人 为了使周密德不再纠缠自己，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做了一次精神鉴定，并以此向法院证明他患有精神病，无行为能力。” 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便丧失了诉讼的资格。“人们”，包括被周密德告的人，以及法律机构，拒绝接受周密德的诉讼，就有 了理由。

　　记者：过去报道里，对这份精神病鉴定的由来，含糊其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周密德：我的官司一直拖着，我当然不满意。我就到北京上访，跑了多次。1993年10月，武汉市里开会，代表 们进会场，“我让人到门口去喊冤”。管理会场的人紧急处置，那些人也就散了，会议照常举行。

　　记者：你在研究法律，你要知道，你的这种做法是在“妨碍公务”，要负法律责任的。

　　周密德：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我和“对方”都还没朝这个思路上走。(周密德拿出复印件)第二天，有关部门 来函，“你的来信已转硚口区人大，请直接与他们联系”。下边的日期是1993年10月26日。第三天，也就是10月27 日，有关部门给我们厂子党委来信：“定于10月27日，约周密德同志来我处反映其上访有关问题，请予以工假半天。”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第四天，就是10月28日，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办公室就做出了一份“司法精 神病学鉴定书”，里面“综上所述”，对周密德“诊断：偏执性精神病；结论：无行为能力；建议：监护治疗”。

　　记者：一纸公文，你成了病人。

　　周密德：说我无行为能力，可我思维很清楚。这份鉴定本身“很不高明”。对一个人做出这样的鉴定，在司法上要具 备三个“必需条件”，必需条件，就是要同时具备，缺一不可。一是要有申请人，而且这个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无利害关系。请 问，关于我周密德的这个鉴定，是谁申请要做的？二是，对被申请人做鉴定的时候，要有被申请人的成年家属在场。我们家我 没在场，家属也没有人在场，你鉴定的是谁？如果昨天的谈话就是鉴定，但我家属并没有来；鉴定人员对我这个“无行为能力 ”的人，这么放心？三是，要有3个行医资历在5年以上的医生。我就知道，后面签名的3个医生里面，有人当医生还没有到 5年。应该这么讲，不具备这三个必需条件，这个鉴定是不能够成立的。

　　对我的法律诉讼要求，不应对，反而想出这么个法子，来对付试图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人，我们当年有的人的“法制 水平”，就是这么个样子。

　　记者：不过，你不能打官司了。

　　周密德：说我没有行为能力，但我在厂里，还是生产组长，管着十来个人。厂里也没有撤我的组长。不过，从1993 年到1998年，我基本上只能“闲着”了。

　　给人打假欠条，上法庭真还钱

　　武汉冬季的江风，将门窗洞开的屋子里的室温，降得很低。而周密德讲话的热度，始终很高。瞧着眼前这个长长须发 的人，我的感觉很是复杂。周密德个人有冤屈，求助于法律，这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要义；然而，这个“懂得法律”的人，有 时候采取的法律外的手段，实在又是“刁蛮”。大多数的时候，他有理、占理；小部分的时候，他踏线“越界”，然而他在制 造了某些“影响”之后，又总是立即缩回脚来，继续按规矩办事。在尘世的种种情态面前，他懂得法律的厉害，所以来到某个 具体诉讼事件的“庭审现场”，他又始终踏实在法律条文上，现代社会的法律机构、法律工作人员，必须再“陪”着他一同“ 踉跄”行走。

　　从纸堆里，周密德又拿出几张“民事调解书”和“民事判决书”。

　　记者：说你无行为能力，我就不相信你周密德会老老实实地待着。

　　周密德：我看小说，得出一个主意(笑)。我对一个朋友有过帮助，我就对他讲，你也帮我一个忙。我给你打一张欠 条，上面写着我欠你1000元钱。你到法院去，跟我打官司。不管官司打得赢打不赢，我都给你1000元钱。

　　记者：你这是故意造假。

　　周密德：我当然是在造假。但在当时，我不说，我的朋友不说，哪个人能够认定这个事情是假的？而且，我也实在没 有其他办法，证明自己具有行为能力。让人家告我，如果法院受理这个案子，就是承认我周密德有行为能力，我花1000元 钱，推翻一个司法鉴定结论，得到一个真实的关于我具备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那还是很便宜的。如果法院说，周密德不具备 行为能力，我就要看这场官司你怎样收场。

　　法院受理了这场民事官司，法院替我周密德赔我这个朋友1000元钱。事后，我再给朋友1000元钱。

　　记者：法院不知道你这张欠条是假的？

　　周密德：对于这第一张欠条，法院认为是周密德真的欠了人家的钱，但这个人现在没有行为能力了，那就法院替他还 吧。

　　记者：人民法院很讲人情味哦！

　　周密德也承认，法院对他的朋友很讲人情味，“但法院对我周密德也要有人情味啊”。其实，不管法院怎样判决，对 于下一步做什么，他早就考虑好了。在1996到1997年间，周密德继续造假写欠条。周密德的朋友们都“很讲朋友”， 每次都将他告上了法庭。法院已经“醒过神来”，不再替周密德还钱，而是立案，让周密德还钱了。

　　记者：法院立案的前提，是承认你具有行为能力。

　　周密德：最先开始受理的时候，我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就到庭，我就接受判决，或者调解。这几张法律文书，你可 以看到，都是同一个法官主持受理、判决或调解的。但是，里面有直接要我到庭接受审理的，那在客观上就是承认我具备法律 行为能力；而其中有一张，是让我的老婆去的，上面文字还注明，“被告周密德(曾患偏执性精神病)”，这件借贷纠纷案由 法定代理人夏安荣“处理”。

　　接连发生的借贷纠纷案子，有要我出庭的，也有说我是精神病，要我老婆代理的。这些案子都是一个法官受理的，他 怎么就这么笨，出自一个人手下的这些法律文书，自己就打起架来了，到底哪一份算是真的？这个周密德究竟有没有精神病， 究竟有没有行为能力？

　　记者：法院就不能这样说，这是你周密德制造的假案，不予受理。

　　周密德：这就回复到开头讲过的话了，一件事情有两个事实，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这些借贷纠纷，是在一对一的情 况下发生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情，单个的人说了不算；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发生冲突，判决则以法律事实为依据。凭我写 的欠条，判我周密德还钱，在法律程序上没有错误，完全正确。只是，他们上当了，我花钱要讨回的，是一个具备行为能力的 结论。

　　记者：这些子虚乌有的借贷纠纷，让你花出去多少钱？

　　周密德：万把元吧。花得值。

　　尽管前后自相矛盾的法律文书，已经让周密德“捏”住了漏洞，但是，周密德不愿意仅仅依靠这些文书，来做什么“ 推断”，他要一个正式的法律鉴定，他要让“你们自己推翻自己”。

　　周密德：我出了个招，在发工资的时候，我把我们小组里所有人的工资，全部都领了，不给他们。

　　记者：你怎么能够领出这个小组所有人的工资，财务方面行得通吗？

　　周密德：我是组长，这个小组工人的工资，从来都是我一个人去领的，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他们当然要来讨工资，我 就是不给。

　　这事情里头还有个插曲。工人们打官司了，厂子里给我2万元钱，同时就此除名不要我了。其实，做出这个决定，又 是缺乏法律常识的，对于没有行为能力的人，任何企业是不可以除名的。这个钱我拿了，但第二天我就说，我没有拿过什么2 万元。因为我“没有行为能力”，我完全可以瞎说，你也拿我没办法。不过，这下可把财务人员急坏了，周密德没有拿钱，拿 钱的“嫌疑”就会落到他们的头上去了。工厂领导生怕出事，来找我谈话。对话是一对一的，领导的话讲得非常诚恳：现在这 里没有录音机，也没有摄像机，你这样做，有你的想法，但我们总要证实一下，这些钱究竟在哪里；你不要有顾虑，也不要讲 话，真是你拿了，“你点个头”。

　　我向着这位领导，点了一个头。

　　记者：你的小组里的人，是否知道，你又要借着这件事情打官司？

　　周密德：他们有这个感觉，但是我究竟想干什么，他们是想不到的。他们把我告上了法庭，法院受理了。在法院受理 的同时，我厂子里的领导，已经再拿出一笔钱，给工人发工资。到我的官司打输了，判下来，我的钱再还给厂里。

　　但是，判决我还钱，要有一个大前提，承认我周密德有法律行为能力。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在1998年7月7日发出传票，传唤事由为“到精神病院去”。与前一份司法鉴定的出处完 全相同，这一次的鉴定结论是：“据调查，被鉴定人家族中二系三代无精神病患者”，“诊断：未发现精神病症状；行为能力 判断：有行为能力”。这份鉴定书上，签字医生的级别分别为：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而6年前那份鉴定书上的 医生级别，则都低了一档，分别为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

　　事物的发展规律之一，是否定之否定。历史绕了一个大弯，转回到了原地。

　　记者：你被证明为有行为能力，你就不能再说我没有拿过厂子的2万元钱了。

　　周密德：工厂对我是好的，“除名”给的2万元，也没有要回去，除名的文件也撤销了。但是，我以后也没有再去上 班，工厂里就发工资，开始还发点奖金。

　　周密德重新获得为保障自己的承包土地协议，继续打官司的权力。周密德手拿法律文书，对着世界大声说道：我回来 了。

　　就想靠法律“发点财”

　　我向周密德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这样誓不罢休地将“承包土地”这个案子进行到底？你的话，我听到现在 ，我以为，你的目标，不在养猪养鸡身上。

　　周密德：养猪养鸡，发不了财。但是，养猪养鸡，那的确是我当初承包水塘、承包土地的原始想法。我是个50多岁 的人，以前多少年就靠个工资生活，后来“搞活”了，能够养猪养鸡，在工资外边再挣些钱，也挺好的。后来，城市要搞开发 建设。我们武汉有个“习惯”，每平方公里有一张详细地图，关于我这里的城中村的发展规划，也有个地图。(周密德露出狡 猾的笑容)不管怎么说，我把这张地图复印到手了。

　　我们这里，以后要造40米宽的公路，公路两边也有了市政改造规划。我承包的土地，将要被政府“吃掉”一块，要 得到这一块土地，政府是要给补偿的。当初的承包协议上，我履行给村子里的义务，我做了。除去协议上的规定，我再没有其 他任何“承担”。那将来政府给的这个补偿，应该有我承包人的这一块(周密德用很熟练的口算，给了我一个以万元为单位计 算的“挺大”的一个结果)。

　　讲老实话，即使以后我要在路边养猪养鸡，那也都是不许可的了。我就那样想，邓小平给政策，有人就先富裕了起来 ，我就为什么不能依靠法律，来保障自己应得的利益？依靠法律，我也可以发点财啊！

　　(周密德拿起桌子上的一瓶矿泉水)法律不是谁家的矿泉水，你愿意个(给)我喝，我就有的喝，你不个(给)我喝 ，我就没有喝。法律这瓶子水，是我们老百姓的，法律是属于公民的，大家都有的喝。你不个(给)我喝，我就要打这个官司 ，一直打下去。

　　当地媒体对周密德现象进行过讨论，一位律师事务所主任这么说：“周密德现象是我国多年来努力推行全民普法教育 的现实产物。”《长江日报》评论员这样写道：周密德“从他打第一起官司至今，已有16年。其间，他为自己打了60多起 官司，替人代理诉讼50多起”，“周密德留着一把大胡子，是工厂里的一个普通工人，厌恶他的人称他‘讼棍’，尊敬他的 人说，他是推动我们国家司法完善的推进器。”

　　周密德告诉我，他的两个女儿，都在上学，其中一个专门学法律专业。“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人的子女，很少有上学的 ，他们看得不远。”我问起他的工资收入，他说了个三位数。还说，现在给人做法律诉讼代理人，有点代理费用给家里作补贴 。“否则女儿上学钱不够用的”。他给我看一张“全家福”照片，上面的周密德一头长发，他脚上的袜子一只黑、一只白。周 密德说，我就是喜欢黑白分明，法律就是告诉人，不能糊涂。我又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地留着长头发、长胡子？周密德 回答：为了站在那里，别人就觉得你跟人家不一样。

　　周密德实在是“拧”。交谈时，他不隐瞒自己曾经有过的出格行为，更不时地“出言无忌”，但周密德说话的整个风 格，是“咬文嚼字”，密不透风，使人感到没有缝隙和空子可钻。周密德说，我计算过，一个法官一年办案，上法庭的日子大 概在150天左右，但我有一年上法庭的日子就有200多天，“法律程序、法律条文，我清楚着呢”。上世纪90年代中， 周密德还曾到武汉大学给法律系的大学生们“讲用”，赢来笑声和鼓掌。周密德有感慨，现在我们中国，立法当然重要，但更 重要的是，要坚决执法，不走样子。“我的事情，兜过来兜过去，不就是因为没有按照法律办事么？”

　　今天的周密德，在武汉也算是个“名人”了。周密德，也许这个名字就表明着在法律体系之内的一个规则，唯有思虑 周密，不落任何把柄，说话者自己方能有所获“得”。

　　夜色朦胧，我向周密德告辞。周密德说，过去也有记者来，但是说这么长时间的话，还是第一次。他衣着简陋的老爱 人特意走到我身边，她指着周密德，用非常恳切的口吻说道：他这都是给事情逼的，“其实，他一直是个大大的老实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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