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 白衣天使沦为受伤天使(3)

　　信任失落之后

　　“相不相信现在的医生？”面对记者的提问，老李迟疑了一下，还是选择了摇头。

　　目前，医疗纠纷的一个死结是无法迅速进入处理程序，瓶颈就在于很多患者像老李一样，出于自己或者听来的经验，他们对医生已经失去信任感。

　　以医疗事故的处理为例，除了鉴定医疗事故本身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因为鉴定者要在执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中抽选，患者和家属担心存在同行袒护，常常不愿承认对医院有利的鉴定结果。

　　“信任”缺失之后，大家都在期待，“法律”能给乱麻一团的医患关系理出头绪。

　　一项在医学生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未来的医生们也对法律寄予了厚望。在“解决医患纠纷的关键因素”和“遭遇医患纠纷的应对措施”两个问题下，医学生们的选择惊人的一致，绝大多数寄望于“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寻求相关法律援助 ”。

　　自古“医者父母心”的道德训诫所维系的医学伦理已经不能说服医患双方的时候，医学生们更倾向于法律也许是不无原因的。虽然这种想法与上一代的想法并不一致。一项针对医学生父母的调查结果表明，父母们对解决医患纠纷更倾向于“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而不是制定法律。也许父母们都有过这样的心境：与其说是担心医生的水平不够好，还不如说更多是担心问而不答的冷淡脸色，或者不能得到期望中详细、浅显的解释。

　　如今的医院院长们都在告诫医生和护士，要注意患者的权利告知、知情同意，如果是治疗过程中有变化，也要做到及时通知，取得谅解。这些内容本是医患双方的必要沟通，但现在听起来却有种警戒的意味。刘俊说，虽然如今程序上的告知比以往更加滴水不漏，但医生可能会拒绝有风险的操作，或者根本就不说那些可能引起不快的话。其实这种状况使医患双方陷入了更加缺乏沟通的恶性循环。

　　刘俊说，医学永远不可能做到完美。95％以上的成功率对一个医生来说堪称优异，但对5％疗效不著的患者而言，足以引起不满。

　　频繁发生而善后艰难的医疗纠纷，冲击着医疗秩序和医患双方的信心。一些从业多年的优秀医生也感到了压力。《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确立了“事故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后，从前医学界常说“冒99％的风险去争取1％的希望”的话，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学生中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不少人认为这句话已经不适合自己。

　　压力已经从医院溢出，日渐变成社会心理，并传递到未来的医生那里。在上述那项问卷调查的“医生的执业风险”一项下，56％的医学院学生认为医生行业“风险很大，即使小心谨慎，仍然危险”。未来的医生们中有73％选择了“肯定会 ”或“可能会”“遭到谩骂甚至殴打”，而且认为这种遭遇将会影响到他们工作态度的达80％。支持医学生们悲观选择的依据是，76％的学生选择了见过患者或家属谩骂医务人员，其中78％的学生见过医务人员遭殴打。

　　医患双方的高度紧张和提防，不仅导致看病的过程令人身心俱疲，而且导致医护人员不愿意承担高风险治疗，尽管他们从医学院毕业时曾宣誓过，为救治病人要勇于承担这些风险。沈晓明承认，现今医生的职业道德正在压力下接受挑战。

　　“患者随时准备把医生当成被告，而医生时刻提防眼前的患者成为潜在的原告，这种状况很难保证他们之间有很好的交流。”

　　前卫生局长刘俊、医学院校长沈晓明和医院院长范关荣不约而同地提到，现今医生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学医了。他们为此忧心忡忡：“医学世家”的时代好像已经逝去，这个词所包含的特殊信任感似乎正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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