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砍手党来自淳朴山村 他们在家都是好人

　　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

　　许国亮生活的这个温江村普遍贫困，实际人均年收入才四百元左右。地理位置也“很

山”，从县城到村里虽然只有40公里路，却要花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因为到温江村需经过几段当地人所谓的“三跳路”，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胸里跳”。

　　整个温江村坐落在狭长的山谷中，有十个屯，共600余户人家，3000多人。村中心的前面叫前山，后面叫后山，这些山都是广西特有的石灰岩质的石山，树木稀少而矮小，但拔地而起的石山形态雄奇险峻。从山上流下来经过村前田地的一条小溪叫“温江”，这也是温江村名字的由来。

　　这条小溪流到村中心的地方积成了一口小池。这口小池是温江村砖厂挖砖泥挖出来的。这个砖厂是远近村庄唯一的“工业”。

　　砖厂旁边，是温江村小学，这些后来被称为“悍匪”的人都曾在这个小学读书。

　　这个小学的两层教学楼是依赖1997年世行的扶贫基金建起来的。此前包括许国亮在读时，教室都设在快要坍塌的土垒危房中。但旁边的八个教师宿舍至今破旧。张有勋校长介绍这是十年前老师们自已做水泥砖建起来的。门破旧不堪，屋内阴暗潮湿，每间宿舍才十余平方米，同时兼做办公室和食堂。十余名小学老师中，几名代课老师每月工资223元，一般有事业编制的老师工资在500元左右。只有张校长的工资最高，因为他已经是有数十年教龄的高级教师，所以有约900元左右的工资。

　　回忆起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在深圳或被击毙，或被判刑，或被抓捕的温江年轻人，张有勋校长很沉重：“他们读书时和其他小孩没什么区别，长大了后在家里也都是很老实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那里(指广东)就变坏了。”张有勋认为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家里穷，上不起学，很多人小学都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学历低，找不到好工作，又要吃饭，这可能成为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事实上，上映乡派出所提供的2004年“犯事”的20名温江村年轻人的学历显示，几乎没有人上过初中，大多数人只读到小学三四年级，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的学历都在小学四年级以下。

　　在2000年春节时，这所小学的老师们为外出广东的温江青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应这些打工青年的主动要求，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和“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个地名。老师们回忆，这些年轻人到了广东后因为连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地址都不会写，被不少工厂拒收。2004年底的时候，一个在广东打工的年轻人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他已经辍学的弟弟重新回温江小学读书。“因为他自己尝够了不会写名字找不到好工作的苦，知道应该让弟弟多读几年书才能在广东找到好点的工作。”张有勋校长分析。由于近年广东对打工者的学历要求略有提高，所以温江村小学的老师们发现，这个小学的辍学率已基本缩小到零。但据了解，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在温江村仍然不到40％。而升初中后辍学去找工的学生在整个上映乡也很多。据上映乡中学反映，初二年级每年春节后都会有四五十人辍学打工。

　　村支书冯成金和村校长张有勋共同担心的另一个教育问题是，家里空巢了，孩子们在家里缺乏管教。冯成金认为，不少“犯事”的温江村年轻人，当年他们读小学时基本都是这样，所以出现了“从小家教不好”的情况。这种现象至今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呈愈演愈烈，因为“现在呆在家里就一分钱也赚不到”。在记者抽样调查的温江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共70多名学生家庭中，父母都留在村里的只有两户人家，另外32户人家的父母一方到广东打工去了，43户人家的父母一方到温江村旁边的大新乡挖锰矿去了，还有7名学生的父亲去挖矿母亲去广东打工。

　　在小学旁边就是村委办公室，这是一间低矮的平房。“我们这里太穷，两个村委委员不干了，都打矿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些老头子了。”50多岁的村支书冯成金叹息。他形容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现在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打工和打矿。

　　冯成金介绍，十多年前，温江村有力气的人基本都去广东打工，所以村里最漂亮的两座房子都是早年打工的人赚来的。但现在温江村人感到，在广东打工已经越来越赚不到钱。十年间物价涨了不少，但广东的工资和十年前一样，甚至还没有十年前高。所以，全村大约70％的青壮劳力都打矿去了。因为挖矿每个月少则能赚八九百元，多则能赚一两千元。温江村232座砖瓦新楼房中，冯成金介绍，90％以上都是打矿赚来的。

　　但这种赚钱的活并不是像许国亮这样的年轻人们愿意干的，因为打矿给他们留下恐怖的记忆。

　　黄尚林20多岁的儿子黄海亮就在打矿中被压死。2002年将近年关时，新婚不久的黄海亮为了还结婚所欠的几千元钱，决定受雇于大新县土湖乡的私矿老板，但几天后他就殒命于塌方的矿洞中。“命不值钱啊，老板只给了八百元安葬费。”五十多岁的黄尚林坐在到处是裂缝的黄泥土房里一边回忆一边叹气。这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决不让第二个儿子再去打矿。所以他的二儿子现在到广东打工去了。

　　几年下来，全村打矿被压死的人已经上升到16人。村里在打工与打矿方面也出现了分野，有了家室或者马上想成家的青壮年男子为了养家糊口，更愿意去冒死打矿。而像许国亮这样20岁左右的年轻人，害怕打矿的风险，向往城市的生活，所以喜欢到广东的大城市里去搏一把。至于他们是如何在广东“搏”的，多数父母就不得而知了。

　　对“温江村现象”，上映乡政府的一位主要负责人认为，这可能和上映乡，尤其是和温江村人强悍的山民性格有关。据他介绍，前几年，上映乡的一些村与村之间，村内的屯与屯之间，都有打架的传统。一言不合，就全村出动，青壮年冲在前面，老少们在旁边助威。许多村民也习惯于带着砍刀去赶集。直到后来乡里开始对这些乱象全面整顿，才基本做到了村与村之间不打架，管制刀具不现身。“但这种戾气是需要通过教育慢慢来化解的，整顿只是治标。所以这种戾气可能也一部分地被这些小年轻们带到了广东。”这位负责人认为。

　　但事实上，走在温江村，除了能感受到这里的贫困与淳朴外，并没法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戾气”。这里的村民最常用的问候语是“吃了没有”，如果说“还没吃”，那么他家里不管多贫困，也一定会被请吃一顿。村中至今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风，村民家的房门基本上都是随意开着的。一个叫黄彩妹的12岁小女孩因为家中很穷出不起路费，所以从没去过县城，记者知道后给了她几元钱路费。结果她60多岁的奶奶知道后，马上从所住的屯里走了半个小时的路把钱送到村支书冯成金手上，说“咱穷人也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后来冯成金反复解释，她才含着泪收下。

　　与此相关联的是，这个村2004年在广东“犯事”的四十余年轻人中，只有一名叫黄海清的25岁年轻人曾在上映乡派出所有过案底——盗窃摩托车。而其他人，不管在他们的村人眼中，还是当地政府眼中，都曾经是“老实人，良民”。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整个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2004年全年才299宗刑事案子。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

　　“他们在家时都是好人啊，为什么到了广东几年就变坏了呢？”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冯成金到乡里、县里政法系统的相关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一个令他们困惑不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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