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苦不堪言 如何突破反拐困局

　　内忧外困的“王打拐”

　　和昆明刑警赵建国一样，人称“王打拐”的昭通著名打拐警察王一民用“内忧外困”来描述他近来的状况。自1998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部门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进行专项的打拐

工作，每次打击都或多或少有所斩获。

　　“但问题在于，这些打击都是临时性的，因此导致打拐工作的随意性很大。”王一民说，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云南贩卖幼童形势之所以特别严重，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就由于较长时间没有进行这样的打击。

　　王一民提出疑问，2004年“百日会战”打拐大行动，固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是不是有“一阵风”的嫌疑？

　　在打拐机构的设置上看，一般县级以上的政府有一个打拐领导办公室，设在公安局，但大多数打拐办一般情况下有牌无人，在需要打击的时候才临时从各部门抽调几个人。王说，有可能每次抽调的人都不一样，这样的打击没有连续性，也不利于案件的侦破(有些案件办了一半，人员换了，又得重新追查)。

　　而且，云南警方内部掌握的数据说，贩卖幼童案的立案率不到25%，具体到昭通等地区，立案率甚至更低。

　　王一民说，在一些地方，本来一些案件完全可以向省公安厅申请督办，以求获得更大的破获机会，但由于某些领导的认识不足以及诸多“其他考虑”，往往被压下来作一般案件处理，以至至今尚未告破。

　　所以，出现贩卖幼童案久打不绝，民间称之“打拐打拐，越打越拐”的情况(拐：土话，糟糕的意思)。

　　王一民的“内忧”还体现在经费的紧张上。

　　打拐耗资巨大，根据核算，解救一个幼童平均要花费3万至5万元，而现实是，警方在本身经费不足的前提下，很难有专项的打拐经费。

　　昆明市公安局近期一份报告中说，“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下”，市局每年可以从财政预算中划拨20万元作为打拐经费，这20万元“和承担的任务所需经费相比，存在较大缺口”。

　　而王一民日常的打拐是没有经费的，只在专项打击的时候才能打报告去要一点，“像挤牙膏一样”。

　　王一民害怕出差，因为每次即便“连脚指头都扳着计算”还要贴钱：到省外，每天包括住宿、车船、吃饭在内总共只能报销58元，连出租车都不敢打。王最窘迫的一次经历是2002年冬天的一次行动，他和5名同事赴福建执行任务，下火车后在瓢泼大雨中找了4个钟头才找到一家廉价的小旅馆。窘迫中王想出了一个节约的好办法：尽量在晚上乘车，既赶了时间又节省了住宿费。但这仍然不够，需要开支的实在太多。王说，他们局凡是打拐的警察或多或少都欠了单位的钱，而他本人，目前的欠账高达数万元。

　　幼童被解救回来后的善后问题又是一件棘手的事。帮幼童们找到他们的生身父母，对办案警察来说，似乎顺理成章、义不容辞，但这严格说起来并非警方的业务范畴，何况做这些事费时费力，还得花费一笔包括DNA亲子鉴定、生活费等不小的开支。

　　王一民所在的昭通，没有儿童福利院，因此不能像昆明同行那样让福利院分担一部分善后工作，那些找不到父母或者父母不愿领回家的幼童——父母将自己孩子卖掉的，一般找回来后不愿领回家——王一民和他的同事们还得给他们找个收养人，但这样也存在风险，保不准收养的人再次将幼童卖掉，那前面的打拐解救就付诸东流了。

　　“王打拐”们还时时遇到一些法律上的两难处境。那些自己生孩子卖的人从法理上来讲也算拐卖，按理也应该抓起来，可是他们的子女怎么办？在理论界，关于自生自卖算不算拐卖、犯罪颇有一些争议，这客观上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另外，那些买主算不算违法犯罪？要不要打击？法律没有作出明文规定。

　　还有，如果一个地方犯罪太普遍了，打击起来也很头痛，像龙乜村那样，一个村75%以上的成年人参与贩卖，于理于法应该全部抓起来，但整个村也就空了，他们的儿女谁来抚养？看守所、监狱能容纳得下这么多罪犯吗？

　　打拐多年，王一民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威胁：有人曾放言，决不放过他和他的家人。而另一方面，许多被拐幼童的父母，也因为警方打击不力或者对他本人的误解，不断地控告他。

　　这是王一民的“外困”。

　　民政介入反拐善后

　　因为警方在善后问题上的诸多难处，去年“百日会战”期间，根据昆明市政府的要求，昆明市民政局管辖下的儿童福利院正式介入反拐的善后工作——暂时收留、代养那些被解救回来尚未找到父母的儿童。

　　在此之前的决策过程曾出现过波折，民政局和福利院表示，不愿接收那些被解救回来的儿童。

　　昆明市民政局一位姓张的处长说，首先，吸收打拐解救回来的儿童不是民政的长期职责，按照法律规定，儿童福利院的收养对象是弃婴和孤儿；其二，还有个数量问题，如果打拐解救回来的儿童很多，突然来一大批，儿童福利院也不能承受——福利院目前收养的儿童已达600多个，已到福利院所能承受的极限，另外，福利院的员工只有60多个，也没有过多的人手来照顾解救回来的儿童；其三，经费问题，这些孩子的生活、医疗以及其他费用，谁来负担？其四，风险问题，这些解救回来的儿童若发生死亡，责任谁负？另外，庞大的认领工作，也将对福利院的正常工作造成干扰。

　　福利院则担心：这些儿童在被拐卖期间生存条件恶劣，解救途中又长期乘坐火车，说不定身带恶疾，带回福利院有交叉传染的可能；一些年龄稍大的孩子，在经受了生死分离的考验后，有心理疾病，除了本身很难照看外，还会影响到福利院原有的儿童。

　　在昆明市政府“以大局为重”的态度下，且昆明市政府允诺以纳入社会低保的方式解决这些孩子的经费，民政、福利院答应和公安合作，但是问题又来了。

　　民政要求警方移交孩子的监护权，因为监护权移交后，那些孩子才能落户办理身份证，才能享受到低保待遇；另外，监护权移交后，福利院可以为这些孩子找到认养人，给他们一个新的家庭；一旦发生死亡，也不会出现说不清楚的麻烦——民政还附带一个条件，移交监护权的孩子年龄应该小一点，这样容易找到认养人。

　　但警方拒绝移交监护权。昆明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说，监护权一旦移交，孩子的父母万一找到了肯定不干，公安局说不定得吃官司。

　　经过争执，最后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警方将孩子交给福利院代管，为期三个月——警方找到孩子父母的时间大约需一至三个月。这期间的一切费用由警方承担。

　　此后，一共有两批共33名被解救回来的儿童，经警方送医院体检交给了福利院，福利院将这批儿童交由市郊一些人家寄养，由福利院每月支付一个儿童400元的寄养费，买衣物玩具教育看病等费用另外开支，福利院认为这些费用理所当然应当由警方开支，目前正在追讨之中。

　　福利院院长赵锦云女士认为警方的某些做法还有待完善。她建议警方可以事先做好那些失踪孩子父母的DNA鉴定数据库，一旦孩子找到，就可以迅速对证，不会像现在这样折腾，“打拐是好事，但是怎么打？我认为应该以人为本，以人的出发点和归宿来打”。

　　据了解，目前已有26名儿童被父母认领回家，其余仍由福利院代管。其中的许多未尽事宜，有待解决。

　　赵女士说，从内心深处，她希望警方能尽最大努力找到孩子们的亲生父母，否则，宁愿接受现实，让那些已经熟悉新环境的孩子留在“买主”的家里，毕竟孩子最后的归宿是家庭，“从孩子们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他们对养父母(买主)非常的依恋”，她甚至提出疑问，有必要再给这些年龄渐大的孩子重新找一个家吗——当然这未必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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