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贩子猖獗 社会总动员打拐

　　“是改变战略重点的时候了。”云南省妇联权益部部长贺平说，贩卖幼童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从各种渠道、各个角度和层次来解决。

　　2004年7月6日至8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

机构间湄公河次区域打击拐卖人口项目及英国救助儿童会，在昆明举办五省预防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经验交流会，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公认，我国目前的打拐工作中存在许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部门缺乏一个清晰而完整的“长久之计”，反拐工作的战略重点出现偏颇：长期以来，反拐主要停留在事后的打击上，“一提到反拐，只知一味剿、剿、剿”，政府官员有一个错误的思维：宁愿花更多的冤枉钱来解决问题，也不愿把问题扼杀在萌芽之中。

　　专家们认为，这导致警方承担了过多的职责，用云南省公安厅的话来说，警方目前负重太过、苦不堪言，出现了公安一家单打独斗、公安内部又是刑侦一家唱“独角戏”的被动局面……”

　　警方苦不堪言到了什么程度？

　　在昆明，“百日会战”期间，迫于形势，警方给各派出所下达了一道死命令：辖区内再发生孩子失踪和被拐卖的案件，负责辖区的片警将一律下岗，所长免职；同时，实施案情“回报制度”，已经立案的案件，负责案件侦破的警察应该每天向失踪孩子的家长报告案情进展，如果群众提出意见，负责案件的警察也将受到下岗处分——昆明市公安局一位官员说，局领导也自知此举太过，“但没办法，来自上面和各方的压力太大，而且局领导也希望改变过去那种局面”。

　　此举在昆明民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一些了解警方难处的被拐孩子家长说，“我们很感激警方所作的姿态，但警察也是人……这样做我们以后也不好来报案了”。

　　贺平说，单纯打拐，结果却越打越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治病之道，“我觉得政府更应该像一个优秀的中医，整体看待病人，标本兼治”。

　　实际上，云南省公安厅自1999年始已对反拐及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反思，得出结论：反拐不是一个单一的打击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是一个维护儿童权利、涉及到“人权”维护的问题。警方因此萌发了改变现状的想法，当时云南公安厅刑侦总队高层已提出全社会参与、整体联动，变单一打击为预防为主、打击为辅的方向，并酝酿在社区建立预防拐卖的社会长效机制。

　　警方的观点跟一些社会群体和国际儿童权益组织不谋而合，早在多年前，他们就密切关注云南贩卖幼童的形势发展并着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1999年底，云南省公安厅与代表社会群众团体的省妇联、代表国际民间组织力量的英国救助儿童会联合在文山州广南县龙乜村启动了“多部门合作社区预防妇女儿童被拐卖”项目，尝试在农村社区将包括上至多个政府职能部门、下至每个村民的社会资源调动、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实现防止拐卖。

　　这一模式的具体实施是，组织成立一个多部门项目合作的机构网络，网络中的各部门都有一定的职责范围，公安负责治安管理，妇联负责唤醒妇女的权利意识以及维护孩子的权利意识，综合治理办公室则负责协调上层领导部门诸如政法委等等，将领导力量纳入网络；林业、农业负责在项目实施地的经济发展(拐卖发生的根源在于贫穷)，以及争取政策和资源———龙乜在过去是又穷又不受重视，许多扶持政策得不到。

　　项目还对各级别的部门以及社区的居民特别是村民们进行了培训，让他们明白各自的社会责任，以及自身的权利。因此，项目是在一方面加强权力部门的资源整合，一方面高度发掘村民自治的潜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赵捷说，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项目，实施4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那些过去的人贩子、罪犯、违法者，现在转而成了妇女儿童权益的维护者。

　　这个基于中国国情和地区实际而设计、运作的、被称为龙乜模式的项目，因为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在五省会议上被介绍给国内外132名专家、学者，目前已成为国内外极好的行动性研究案例。

　　英国儿童救助会项目经理黄金霞透露，目前他们和云南省妇联、公安厅正致力于龙乜模式的完善，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政府对反拐工作的重视及全局性考虑——理想的状况是，在省综合治理办公室设置一个反拐领导小组作为长效机构，把反拐纳入社会治安的常规工作，纳入各级官员的考核指标，以根本改变过去“运动式”的局面。

　　在贺平摊开的地图上，云南省的38个村标上了小红旗：省妇联已联合云南省综合治理办公室、公安厅、司法厅等部门，并向云南省政府提出专项申请，筹集资金，拟在这些拐卖重灾区推广龙乜模式。

　　当然，这一模式的可复制性和长期有效性，还需实际效果的检验。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