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中日之间绕不过去的结(图)

向春／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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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虽然中日首脑会晤在事隔三年之后终于实现，但是中日之间的僵局并未出现多少缓和的迹象。2004年年底，传出日本首相辅佐官山崎拓曾向靖国神社试探“分祭”的可能性却遭拒绝的消息。这或许表明，日本政府已意识到靖国神社是历史问题中绕不过去的一个“结”。但是，意识到这是一个“结”，与意识到去参拜是一个错误，与进而意识到发动侵略战争是一个罪行并作出深刻的忏悔与谢罪，无疑是有很大距离的。在历史面前，一个国家的良心是无以遁形的。

　　神社佛阁

　　2005年1月5日，新的一年刚刚开始。此时去神社和寺庙参拜，为自己和家人在新的一年里的幸福祈祷，至今仍是为许多日本人所恪守的习俗。

　　不过，这一次让笔者动念去位于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看一看，却并非为了拜神祈福，而是想要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造访者到底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到这个明显已成为中日麻烦与摩擦的象征的设施。

　　出地铁爬过一个长长的阶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位于九段坂对面的靖国神社标志性的大鸟居。到达靖国神社需上一个陡坡。这一带在15年前曾有一个中国研究所，是笔者在学生时代经常光顾的去处。

　　穿过略显古旧的大鸟居，与日本其他的神社一样，参道的两侧，有迎合新年的各式各样的货摊、卖点。大阪锅烙、烤墨鱼、糖炒栗子等小吃摊点和猴戏杂耍倒也令人赏心悦目。

　　过了大鸟居再往前，是大村益次郎铜像。大村益次郎是近代日本军队的缔造者、戊辰战争(明治维新之际，发生于新政府军与旧幕府军之间的一系列战事)的最大功臣，明治维新之后不久遭士族暗杀。

　　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纹章的大门，不经意间流露出这座殿社在日本拥有的地位。穿过大门，就到了本殿。这样的日子里，终于见不到那些平时在新闻中屡屡出现的身穿旧军服的遗老遗少。满眼所见，净是穿和服的年轻女性、放学回家的小学生等寻常的男女老幼。这一刻，突然间让这座殿社呈现出了它本应具有的气息。

　　在拜殿里面，一位年轻女子正双手合十。一般日本人在参拜神佛时是默不出声的，但那位女子嘴里却叨念着一位好莱坞影星的名字。她大概是在祈祷有一天能亲眼见到她所崇拜的明星吧。旁边那位穿学生服的小学生，也许在祈祷“成绩不断提高”，或者“想要的玩具快快到手”……这样的祈祷恐怕也早已脱离了传统的宗教意义。

　　“双面”神社

　　沿拜殿的右侧往里走，就是“?就馆”，正是这里交织了日本与东亚各国近现代依赖的无数“恩恩怨怨”。

　　5年前来的时候，这里还是古旧的建筑，3年前已被修葺一新。只有在这儿，才能感受到其他神社所不具备的、为靖国神社所独有的“特色”。在落地玻璃窗的新馆里，陈列着“零式”战斗机和在战场上使用的蒸汽机车的车头；与明治维新以来的各种兵器、军服、战争绘画一起展示的，是在昭和以降的各个战事中阵亡的军人的遗书、遗照。

　　馆藏资料显示，作为日本最古老的军事博物馆，于1882年(明治15年)开馆的“?就馆”历来宣称其具有如下之“使命”：“为近代国家之成立，为我国之自卫图存，进而从世界史的视角出发，为达成无关肤色的自由、平等之世界，发生了诸多难以规避之战事。为这些战事奉献了宝贵生命的是我们的英灵，而彰显英灵之武功、遗德，真实地重现英灵们所走过的近代史之历程，乃本馆一向所秉持的使命之所在。”

　　批判、谴责如此“历史观”，即使是作为日本人的笔者也当义不容辞。尽管最近100多年的历史并非一无是处，但就最终的结果而言，给近邻诸国造成偌大的伤害是不争的事实。对此，理应谦逊地反省，而不是如此轻率地自我评价。

　　靖国神社当然也包含着对战殁者的慰灵与追思。在馆内，有一个84岁的老母献给于1945年战死的儿子的偶人，旁边是一封信：“每当想到吾儿以尚未婚娶的23岁年纪而撒手人寰，都会感到柔肠寸断。今天把这个漂亮的花嫁偶人给汝，权当……”

　　诚然，这个士兵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走卒，曾经是侵略战争的协力者。但更加重要的是，因战争而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是一种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在《遥远的山河———东大战殁学生手记》等文献中，从那些战争后期的所谓“出阵学徒”，被强制征兵后战死的学生所留下的手记里，多少能读出一种虽然祈愿和平，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抱有疑问，但终难对抗残酷命运的郁闷与苦痛。后世的日本人，有必要铭记今天和平之不易，它是建立在亚洲众多生命的牺牲之上，当然也包括这些士兵的冤魂。

　　这些无不在提醒着人们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然而，这却丝毫不能掩盖那种把策动并亲自指挥了那场战争的人物，当作“英灵”来祭祀的做法之荒谬。因为，正是他们驱使众多的青年走向沙场，加大害于无辜，进而化国土为废墟，直至把日本推向毁灭的边缘。即使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也不容将其行为正当化，更不容许一国之首相拜谒其阴魂。

　　分、合祭之争

　　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合祀，肇始于1978年。据作为天皇的侍从长，曾服侍天皇从战前到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德川义宽的口述(以下简称《遗言》)：战前，靖国神社的合祀者，由陆军、海军省决定。战后，厚生省与靖国神社协调，将认定为“战争公务死”者的名单通报给神社方面。根据名单，由神社方面实施合祀。靖国神社在1959年开始了乙、丙级战犯判死刑者的合祀。1966年，在从厚生省发往神社方面的名单上，追加了12名甲级战犯的名字。

　　1970年，在神社的运营上作用举足轻重的“崇敬者总代会”决定，视时机对甲级战犯实行合祀。而当时主持神社工作的、旧皇族出身的筑波藤吕宫司(神道教神官，相当于佛教寺庙里的住持)最终也没能下此决心。真正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的，是接替筑波任宫司的、旧军人出身的松平永芳，他于1978年就任宫司后不久，就在是年的秋季大祭上一举实现了全面合祀。

　　另据德川的证言，曾不遗余力地大力推动合祀“事业”的青木一男(曾任东条内阁的大东亚相)当初主张，“如果不实行合祀的话，就等于承认了东京审判的结果。”合祀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历史观之下被操纵出笼的，由此也可见一斑。据说，宫内厅方面在当时就认为，“厚生省的行政操作与靖国神社的祭神化是不同的问题”，对合祀决定不止一次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遗言》还暗示了昭和天皇对合祀方针的抵触态度。1987年8月15日，天皇吟诵了一首自创的“御笔”和歌：“又逢今年之此日(指8月15日，战败纪念日)，靖国(神社)宫墙，朕的忧思无边涯。”而在和歌发表之际，向天皇面陈的(左近人士对和歌的)意见中，虽有“合祀原本怪异，为之纠缠亦属滑稽。脚踩双船，不亦说乎？”之说，但实际上，天皇的心情是倾向于前者的。德川本人也认为，“靖国神社之本，旨在‘靖国’，本应祭奠那些为国捐躯的志士。如将那些陷国家于危亡之中的人也一并合祀的话，就难免会有异议。”

　　事实上，虽然从靖国神社方面一再传出请求天皇参拜的呼声，但自从甲级战犯合祀之前1975年的最后参拜以来，现在的(平成)天皇除了在皇太子时代的参拜经历，尚未以天皇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而一而再、再而三，对靖国参拜乐此不疲的小泉首相，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日本国民心情的“代言者”，笔者深感疑虑。

　　“不问死者前生罪”，这是在靖国参拜问题上，屡屡被提到的、日本特有的“生死观”。然而，这种“生死观”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具有常识性、普遍性的生死哲学。因幕府末期的戊辰战争，在萨摩、长州(今鹿儿岛、山口两县的古称)及被其攻灭的会津(今福岛县)之间，绵绵遗恨至今难以消弭。笔者从前在福岛县的温泉旅馆下榻的时候，曾与旅馆的主人对饮。“戊辰战争中，我们会津人可给萨长(萨摩、长州)害惨了”，主人一边喝酒，一边流泪向笔者倾诉的情景历历在目。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接受《世界》杂志的采访时说，“给邻人制造了相当的麻烦。即使对自家人来说，祭祀也许是必要的，但既然给人家造成了麻烦，那么当着邻人的面，默默地祭祀，不要搞得过于扎眼，这难道不是国与国之间起码的礼仪吗？因此，要祭祀的话，首相也应该在心里默默地祭祀才好。”

　　遗憾的是，今天围绕首相的靖国参拜问题的议论，无一不是在赋予靖国神社以某种“新义”，即作为上述的那种排外、独善、复古的历史观的“牙城”的履新使命。而宣扬这种史观的书籍就摆放在“?就馆”内的精品店里。

　　然而，以这种形态让“英灵”在当代复活，决不是东亚各国民众的愿望。再也不要生产像我们这样可悲的战争受害者……这难道不是人们共同的希冀吗？然而，今天的靖国神社什么时候能像日本全国成千上万的神社一样，不再如此搅闹得四境不宁，安静的存在呢？

　　笔者过去虽曾数度造访靖国神社，但却从来没有在祭坛上双手合十地正经拜祭过，这次也没有。而与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面向祭坛，笔者在心中默祷了片刻：你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同时，你们中的一部分人，以错误的方向误导日本，并使他国众多的国民蒙受莫大损害。如果你们承认那是一个错误，如果你们真的爱日本的话，就请再也不要让这个国家挑起、或者卷入什么战争，请保佑这个国家与邻国的永远的和平与繁荣吧。内藤康(发自日本) 刘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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