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20世纪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在宇称不守恒、规范场论、杨-米尔斯方程等方面 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2003年底，从美国回到中国，定居清华园。

　　杨振宁:我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采访-曾涛思文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30年代的清华园是个世外桃源

　　《中国青年》：你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是在清华园度过的。在我们的印象中，那时的清华园，是“荷塘月色”，是朱自 清先生笔下的一幅风景画。70多年过去了，2003年，当你从美国回到中国，定居清华园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杨振宁：70多年了，再回到这儿，感觉非常特别。我是1929年7岁的时候，随父母来到清华大学的，在我的记 忆里，清华园很漂亮。我跟我的小学同学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那时的清华园大概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大，学生的数目不到1500人(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教职员子弟,也只 有50人左右。30年代，清华盖了一些新的楼,是现代的生物馆、化学馆、气象台等等，气象台盖在一个小山上,我跟小朋 友们就喜欢从那个小山上骑自行车冲下来,很过瘾。我们还组织了探险队--清华园西边就是圆明园，那时候，圆明园是荒地 ,有废墟，也有一些农田,我们就去那儿玩耍。

　　在清华园，我生活了八年。那一时期的中国，先是军阀混战,后来是日本1931年占领了东三省,一直到1937 年日本想要把华北也拿过去--局势是动荡不安的，国内的经济情形也非常之差。幸运的是，我生活在清华这样一个学术空气 浓厚、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

　　《中国青年》：1938年，你直接从高二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在西南联大，你念了四年书,后来又念了两年 研究院,之后是教了一年联大附中的课,可以说是跟联大发生了七年的关系,你说过，这是你一生中关键的七年。

　　杨振宁：是的。那时候，我们几个同学整天都在茶馆里头高谈阔论。事实上，这是所有做过研究生的人都有的经验— —在研究院里，你所学到的东西主要不是从老师那儿得到的,而是同学之间相互切磋而来的。在昆明，在西南联大，我们几个 人尤其是这样，我们学的是量子力学，从1942年到1943年,我们就是通过这种高谈阔论,对于量子力学有了一些初步 认识的,我也才知道物理学前沿里头哪些想法或者哪些发展的方向是我特别喜欢的，也就是说，在西南联大，我就知道我喜欢 哪些东西。

　　我没有去找爱因斯坦讨论问题，因为怕打扰他

　　《中国青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后，1945年，你到达美国纽约。在你对芝加哥大学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有一段 特别有意思，你说当时在ALLISON的实验室里流传着一个笑话：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

　　杨振宁：那是清华最后一次留美公费,清华前后一共有六届,我们那是第六届。我们从昆明坐飞机到印度,在印度等 美国运兵的船,上了船,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了纽约。

　　在去美国的路上,我就想：去念什么呢？我知道在联大念的理论的东西很好,我又知道物理最终是要用实验来证明的 ,所以我想得到那儿去作一个实验的论文。于是我就到一个叫ALLISON的实验室,到了那里，我才发现，这些对于美国 的同学来说，都是最简单的,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动手,而我都不会弄。比如，电子仪器坏了，我就会把图纸拿出来研究,而我 的那些同学,他们踢了一脚，仪器就好了，可是，我踢一脚却没有用处。比如，机器上漏气,我弄两三个钟头也找不着在哪儿 ,但是我的一个美国同学说在这个地方，果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呢？他也讲不出为什么来。不过他们对 我都很好,因为我们可以帮他们做习题,做得很快,而且做得很好。

　　《中国青年》：在美国，你见到了爱因斯坦？

　　杨振宁：是的。爱因斯坦比我年长40多岁,我第一次看见他是1949年。那个时候他已经70岁了,已经退休了 ,在普林斯顿。我看见他,很是仰望。但没去找他讨论问题,因为怕打扰他。所以，我与他并没有很多的直接接触的机会。

　　除了爱因斯坦外，我最仰慕的人就是费米跟狄拉克了。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美与物理学》,就谈到了狄拉克的文章 风格，中国有句诗词"秋水文章不染尘"，他的文章正是这样一种风格--他的出其不意的新想法,是等你弄懂了以后,才觉 得清澈见底、没有任何渣子在里头的。

　　这三个人里我最熟悉的当然是费米,他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他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就是他是两只脚站在地下。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讲出来的话不是随便讲的,是有根据的。凡是他做过的东西,最重要的精华,他可以保证都已经建 立了。这是他的特点。

　　《中国青年》：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你从东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中汲取了什么？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是按中国教育方法，学到了很多东西,基本功比我同时代的美国同学学得扎实。在芝加哥大学 ，他们不讲究我所说的这个基本功,他们对于当时还没怎么弄懂的东西特别关注。这就给了我启示：我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 起,事实证明，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是1948年得了博士学位,然后芝加哥大学留我在那儿做教员的。一年以后我申请到普林斯顿。为什么想去那儿 呢？那个时候，在理论物理学里有一个新的方向,叫作重整化,芝加哥大学没有人在做重整化的东西,而普林斯顿却做得很热 闹。很快所长奥本海默就同意我可以去一年,我告诉了费米,他说很好。不过他说，只应该去一年,因为那个地方的东西太抽 象，像是中古的修道院。大概半年多以后,奥本海默说要再留我五年。普林斯顿当时是做理论物理最活跃的地方,从学术的立 场上讲比较好，可是在芝加哥,工作要比在研究所稳定。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留在普林斯顿，并且一待就是17年。

　　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

　　《中国青年》：1957年，是中国人在人类近代科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位中国科学家获得了 诺贝尔物理奖，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记录中仅有的两位登记为中国国籍的得主。从此，你和李政道的名字成为全球华 人的骄傲。

　　杨振宁：我们得奖的那篇文章是1956年10月1日发表的。三个月后,吴健雄宣称他们证实了我们所提出来的宇 称不守恒。过了九个月,到1957年10月，李政道和我就得了诺贝尔奖。这么短的时间就得了这个奖，我想这是破纪录的 ,到现在，这个纪录可能还没有被打破过。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宇称不守恒是当时大家很难相信的。我们的提议是说，在一个很弱的情形之下它不对称了 。这个好像讲不出道理来。

　　我们大胆地提出宇称不守恒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叫作西塔-套尔谜,那个谜大家都不懂。李政道和我就去研 究,我们觉得--假如宇称不守恒，在弱相互作用下，就可以解释这个谜。然而，我们也不能确信它一定是真正的原因,因为 与别人一样,我们觉得宇称应该是守恒的，并且已有实验证明它的正确性。

　　《中国青年》：可是，你们还是觉得应该去研究这个问题。好在是没过多久，另一位华裔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就 用实验证明了你们的理论的正确性。

　　杨振宁：是的。在华盛顿的国家标准局，吴健雄和那里的科学家于1957年1月完成这个著名的实验。宣告宇称定 律已经死亡。

　　1月15日，我给正在度假的奥本海默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了他这一结果。奥本海默回电"走出门了。"物理学家终 于走出了困扰他们的黑屋子。

　　《中国青年》：美国媒体大篇幅报道了这一科学上革命性发现的三位中国科学家。但是，吴健雄没有同时获得诺贝尔 奖。

　　杨振宁：这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再过两年，就是1957年以后的50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有 一个规定，50年后公布当时的讨论记录。到2007年，研究科学史的人可以调查：到那时就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一年没有给 吴健雄诺贝尔奖了。

　　《中国青年》：还记得当时你得诺贝尔奖的情形吗？

　　杨振宁：1957年10月底,瑞典一个新闻记者从纽约打电话来,说他要到普林斯顿来访问我,我与我太太就猜想 到了这个采访可能与诺贝尔奖有关。他给我们照了相,之后我问他,他说是听说我与李政道可能得诺贝尔奖。他也去拍了李政 道。所以等公布我们得奖的那一天,报纸上立即登出了消息和照片。

　　《中国青年》：得到这个消息后，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杨振宁：香港有个无线电台访问我，他们问：您觉得您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说我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克服 了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站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我深深地感觉到：得奖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为什么？我曾经经受过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 沉沦的那种状态，我知道这个典礼有远远超出我个人的意义。

　　1957年12月10日，在颁发诺贝尔奖的祝贺宴会上，我说--今天，我站在这儿向你们叙述这一切时，我以沉 重的心情体会到这一事实：从不止一层意义上说，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 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 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

　　邓稼先告诉我，原子弹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

　　《中国青年》：1971年夏天，你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成为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华裔学者 。

　　杨振宁：1971年，看报纸上有所谓"乒乓外交"。我知道中国跟美国的领导人都觉得这两个国家应该至少能够互 通消息。所以我就决定回中国参观访问。当时很多人觉得不大妥当。因为有一个先例,就是俄国大革命以前，俄国的物理学家 卡皮察到剑桥去念书,他后来得了诺贝尔奖。俄国大革命以后他就常常在夏天的时候回到苏联度假。结果，那一次他回去后， 被斯大林扣住了。在物理学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斯大林跟英国政府商量,出钱把他在剑桥的实验室买了，后来他就 在苏联工作了。

　　所以，我1971年要回中国,很多华裔的或者非华裔的朋友都说：你绝对不能去。而我很有信心,我说中国的作风 跟斯大林不一样。我说，假如我回去了,我跟中国的领导人说,我要定居在中国,我相信中国一定欢迎；我要是不提这件事情 ，中国领导人也不会跟我讲这件事情。我的猜想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青年》：在北京，你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也是这一次回国，你见到了你的老同学邓稼先。

　　杨振宁：邓稼先跟我是中学同学,后来是大学同学。1964年，中国试爆原子弹成功以后,美国的报纸随之有种种 报道,报道上说中国对原子弹有贡献的有些什么人,上边就有邓稼先的名字。另外又有一个报道是说,毛主席派了一架飞机到 陕北,把寒春接到北京,帮助中国造原子弹。所以，当我看到邓稼先的时候，我知道有些问题是不应该讨论的。我只问他在什 么地方工作,他说在外地，我就没有再问下去了。后来，临上飞机去上海的时候,我憋不住了，就问：这颗原子弹是不是完全 由中国人做的？他说他的印象里完全是中国人做的。之后是我听他的太太说：他写了一个报告,一直送到周总理那儿。周总理 说应该讲出实话。所以邓稼先就写了一封信,那一天，我记得，在上海的宴会上，我收到邓稼先派专人送来的一封信，信中， 邓稼先告诉我，原子弹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

　　1986年7月，邓稼先逝世，在给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中，我说：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 的无私的精神和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中国青年》：你23岁时去了美国，在美国待了近60年。东西方文化给你带来了哪些不同的影响？

　　杨振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包涵的内容太多了。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亨廷顿，他在十年前写了一 本书，叫《文明的冲突》，这本书赞同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很多。但不管怎么说——整个世界的发展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 明，和新崛起的中国文明,变成一个对立的状态。我想，为什么在众多的文明之中，没有人会认为21世纪的印度文明或者伊 斯兰文明能够跟西方的文明达到这样的一个对立的地步,为什么？我想,是因为中国的古文化里有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些元素 到了这个世纪,它能够使得中国的文化迅速崛起,而且势不可挡。我回国定居的这些日子里，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高晓春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