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革命家陶铸之女陶斯亮：我的红色征程 (2)

　　二

　　指点江山，有无数雄英俊杰。 鼓风云，斗争深入，凯歌声烈。 螳臂挡车终被碎，铁轮滚雷即成辙。看全球到处展红旗，莫疑择！ 伤往事，何悲切？女长成，能班接。喜风华正

茂，豪气千叠。 不为私情萦梦寐，只将贞志凌冰雪。羞昙花一现误人欢，谨防跌！

　　——陶铸《满江红·赠斯亮》

　　1966年5月，“文革”阴霾逼近，远在上海等待分配的陶斯亮根本无法预知，她和她的家庭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灾难。此时，陶铸从广东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革办公室”主任，接替刚刚被打倒的彭真。此后不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中央领导集团中的“第四号人物”，名列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后。陶铸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实际上是江青的主意。江青原本希望借陶铸打压自己的对手邓小平，但她很快就发现陶铸与她根本不合拍，甚至没多久两人之间就爆发了直接冲突。于是，在精心策划的阴谋中，“四人帮”对陶铸下手了。仅仅40天后，北京街头的传单、大字报上最醒目的新口号就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1967年1月4日晚上，大概两三点的样子，同学把睡梦中的陶斯亮叫起来，给她看了一个油印的传单，上头写的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第二天，一切都变了，陶斯亮感觉自己一下子从象牙塔掉到尘埃里了。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打倒陶铸”的大字报，还打上×。原本亲密无间的朋友，一下子形同陌路，恨不得都躲着走。陶斯亮孤单、无助，觉得无所适从，甚至有了出家的念头。

　　有幸的是，陶斯亮碰到了一个愿意帮助她的好同学。她们俩从宿舍搬到一个微生物实验室住。外面很乱，陶斯亮不敢去食堂吃饭，都是这个好朋友去替她打饭。1月份的上海阴冷潮湿，再加上两个人一个月只有很少的零用钱，营养不良，陶斯亮不久就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肌炎，不得不住到医院里去了。

　　此时，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陶斯亮接到北京的消息，说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探望父母，于是她带着病回到北京。这次难得的团聚是这一家三口共同生活最长的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父母并不知道女儿要回去，所以被软禁起来的陶铸看到女儿的时候喜出望外，而陶斯亮看到的父亲，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生龙活虎的人，他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头。陶斯亮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忍不住一下冲到厕所里去，对着镜子哭个不停。

　　有一次，中南海同时批斗刘、邓、陶三个人，一大群人突然将陶铸夫妇带走了。一个好心的警卫跟陶斯亮说，你悄悄到后面看看，没事儿的。陶斯亮于是看到了父母被批斗的全过程。以后她每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带着一种揪心的感觉，“我看到那一群人，一会儿这个人按他一下，一会儿那个人按他一下，而父亲老是很倔强地挺起头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跑回家。回来以后我就想，他们今天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后来我想，等他们回来我就给他们泡泡脚吧。”当父母疲惫不堪地回来后，陶斯亮端了盆热热的洗脚水，想给父亲泡泡脚，但却看到父亲的头上起了一个大包，于是“哎哟”一声扑了上去，说，爸爸，我给你揉一揉吧。火气还未消退的陶铸一下子甩开了女儿的手，厉声说，“如果我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然后他气哼哼地一屁股坐下来，对那些尾随回来的批斗他的人说，“你们批斗我就批斗我吧，你们为什么要把曾志拉去呢，她是个病人。”说到这儿，陶斯亮看到父亲的一串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她一生从来没见过父亲流泪，这是第一次。

　　这时的陶斯亮处于矛盾之中。她虽然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父亲遭受身体摧残和人格侮辱，但作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毛泽东也抱有无比的崇拜和信仰，以致当听到太多关于父亲种种“罪过”的描述时，她也不免心存疑虑。有一次她忐忑地问父亲，“我说爸，你到底有没有出卖过同志。”当时陶铸伤心得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他颤声说，“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了吗？我把血流在地上，都可以证明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情。”那种眼神让陶斯亮一辈子都无法从记忆中抹去，她觉得只有受了最大最大委屈的人，才会有那种眼神，她从此再也没有怀疑过父亲。

　　还有一次，一个警卫突然破门而入，让陶铸背毛主席语录。陶铸有句话背错了，警卫就开始训斥他，“你怎么搞的，你怎么对待毛主席的，这点儿语录你都记不清楚，可见你的本性多么恶劣。”说完一大通后，这个警卫也念了一段语录表示忠诚。谁知道，他也出错了。陶斯亮这时在外面听着，她在学校里天天念语录，熟得不能再熟了，于是赶快把语录本找来，翻到那一页，冲进屋里，大声说，“你也念错了，你怎么对待毛主席的，你看看毛主席怎么说的。”然后陶斯亮郑重地念了起来。那个警卫顿时觉得很尴尬，灰溜溜地走了。陶铸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这个傻亮亮还真行啊！”陶斯亮也跟着大笑起来，两人好像打了一场胜仗一样。就是在这段被关押的时候，陶铸写下了上面的那首《满江红·赠斯亮》，他希望女儿能不畏艰难，勇敢乐观地生活下去，也深知女儿不会辜负他的希望。

　　在和父母这短短一个月的相聚之后，陶斯亮接到工作通知，被分配到东北的一所军队医院里任职。陶斯亮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和父亲的永别！走的时候是晚上，她没有和父亲告别，她不敢，怕看到父亲的样子，也怕自己哭。在父亲去世以后，陶斯亮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国家与革命》，上面密密麻麻地批了很多字，最后写的是：女儿离家之夜，7月13号。原来父亲那晚也没睡。

　　在东北两年的时间里，虽然在北京的父亲已经重病缠身，身体每况愈下，但是母亲没有告诉陶斯亮这一切。后来，随着陶铸遭受批判的升级，陶斯亮也受到牵连。上面认为东北的生活条件不算艰苦，还不足以改造她，于是又派人将她遣送到西北最偏远的地方。此时的陶斯亮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当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到达西宁的时候，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了。遣送的人看到她的身体已经不成样子，再走下去可能会出危险，向上级报告后就将陶斯亮留在了西宁汽车团的医务室工作。这里的海拔很高，身体本来虚弱的陶斯亮经常有缺氧的感觉，于是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经过母亲的努力，她又被调到甘肃临夏市解放军第七医院工作。1969年，陶斯亮接到北京的通知，说母亲要疏散出去，让她回来看看。回京以后，陶斯亮看母亲已经搬出中南海，住在华北局的一个招待所里。她立刻问，“爸爸呢？”母亲隐忍地说，“那个，回头我再告诉你吧。”那几天陶斯亮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直到有一天，母亲说，“亮亮，我要跟你谈谈你父亲。”陶斯亮当时立刻想到，是不是父亲又出什么历史问题了。没想到母亲劈头就说，“你爸爸活不长了，他得了癌症。”陶斯亮当时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愣了半天，想哭都哭不出来，整个人好像被打晕了，好半天才哇地一声哭出来……

　　在陶斯亮为母亲送行到广州中转时，这对母女听到了陶铸在合肥去世的消息。当时的曾志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只是问，我们能去看看吗，结果是不允许。陶斯亮忍不住了，冲到厕所里，任泪水肆无忌惮地奔涌。她不敢哭出声音，她知道别人看到会说她们跟父亲划不清界线。此时她觉得自己生在这样的家庭真是悲哀，还不如一般的老百姓，再怎么穷，亲人去世的时候，总还能在身边。很久以后，听一个一零五医院的医生说，父亲去世的时候，一直喊“亮亮，亮亮”。陶斯亮清楚地记得，那是1969年的10月30号。

　　父亲的遭遇给了陶斯亮最直接的打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在政治疯狂的岁月中，冲击往往是针对整个家族而非其中一人。白天，陶斯亮要跟着人家喊口号：“打倒刘邓陶”，但每次喊，她都是光举手，不出声。除此之外，她每天还要七八个小时坚持在手术台上。在1970年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晚上，陶斯亮点着煤油灯偷偷写了一篇悼念父亲的祭文，然后自己在棉衣里头戴了一个黑纱，又跑到晒谷场上去悼念父亲。她觉得这篇祭文是她有生以来写得最好的文章，里面满含着感情，她觉得以后再也写不出那么好的文章了。

　　1968年和1970年，陶斯亮先后生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母亲则在广州的农村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曾志多次希望能和女儿团聚都没有成功。直到1972年，这一愿望才终于得到上级的批准，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曾志和陶斯亮一起到陕西临潼定居下来。陶斯亮在临潼26医院工作，曾志则在一家干休所生活。经过了无数悲欢离合后，这一对母女终于过上了一段平淡而安稳的日子。

　　1973年，曾志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能回北京看病。毛主席通过汪东兴安排她们一家人回到北京。这时已经有很多老同志获得平反，于是陶斯亮母女俩也开始四处奔走，争取为陶铸平反。那几年，陶斯亮觉得生活所有的意义，就是为父亲平反这件事。每天一下班，她就去图书馆翻30年代的报纸，再不就是串联陶铸当年在南京的那些同坐监狱的人，让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况，然后就写材料，一份一份地抄，再一份一份地送。她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只知道这是自己生命惟一的目的。 后来邓小平复出，陶斯亮和母亲一起找到邓小平，希望解决陶铸的平反问题。到1978年12月，陶铸终于得到了平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哀悼仪式，有几千人参加。那天，陶斯亮一滴泪都流不下来了，听着隆隆响起的哀乐，整个的人都麻木了。她觉得很茫然，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下一步该怎么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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