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革命家陶铸之女陶斯亮：我的红色征程 (3)

　　三

　　你看它不管是在悬崖的缝隙间也好，不管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好，只要有一粒种子——这粒种子也不管是你有意种植的，还是随意丢落的，也不管是风吹来的，还是从飞鸟的嘴

里跌落的，总之，只要有一粒种子，它就不择地势，不畏严寒酷热，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也不需要谁来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

　　——陶铸《松树的风格》

　　1973年回到北京后，陶斯亮一家住在中南海对面的南长街6号。曾志在“四人帮”倒台后复出担任中组部副部长，1984年从岗位上退下来，开始全心全意担负起妈妈和姥姥的职责，照顾了陶斯亮十几年。 这十几年里，在陶斯亮的眼中，母亲总是在厨房忙碌，她节俭，辛苦，操劳。陶斯亮告诉我：“饭桌上妈妈总是带头吃剩菜，多年来，没见她吃过鸡腿，都让给孩子们和我吃了。母亲年轻时爱打扮，也会打扮，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可后来，她似乎刻意去追求一种清贫和简朴，比之从前，恍若两人。她去菜场买菜，人们都以为她是我们家的老保姆。有一次我们先后到广州参加一个活动，我到机场接她，见她穿一件旧上衣，一条格裤子，一双小红皮鞋，样子怪怪的。我就问她怎么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她说，鞋子是阿妹丢到垃圾桶里她捡回来的，一点都没坏;裤子也是他们准备扔的，看看能穿，扔了太可惜。” 陶斯亮说，我越来越能体会母亲深沉的、博大无边的爱，无论我多大年龄，我走到哪里，最令我牵肠挂肚的就是我那不会缠绵、不会用语言表达爱的老母亲。

　　母亲不久于人世的那段日子，陶斯亮也搬进了医院。娘俩常谈些过去不曾涉及的话题。她们谈得最多的是父亲。每当这时，曾志积淀几十年、埋藏很深的感情，就会不经意地流淌出来。“你现在还想念爸爸吗？”“我做梦老梦见他，可是很奇怪，在梦里两人总是碰不到一起。”

　　母亲去世以后，陶斯亮感觉这个家一下子垮了。在母亲被拉到太平间的时候，陶斯亮放了一束百合花在她的枕边，然后亲了亲她的额头。她一辈子没有亲过母亲，母亲也没亲过她，这一个吻让这对母女的情感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安葬母亲后，陶斯亮写了一篇祭文《致母亲》，文中写到：妈妈，您知道吗？当您变成一缕青烟飘入高空时，我也感到从内心深处得到了某种净化。在我送给您的那只小小的花圈上，我写下了两行字：“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从1973年到1987年，这14年间，陶斯亮一直在空军总医院工作，作为内科医生，她得到了当时的院长姚泽如的赏识。而她自己也准备在自己的医学事业上有一番作为，她的目标是把医院的肾脏病科建设起来，自己成为学科带头人。可是，1987年，院长突然病倒了，从此无法工作。可能是此时的陶斯亮太需要一个像父亲一样关心和引导自己的人了，院长的病倒使她无法再按照正常的发展思路前进，于是她毅然放弃专业，到统战部做了一名处级巡视员。

　　从1962年开始学医，到1987年离开医学界，25年的从医经历使陶斯亮习惯了医生的社会角色。她接触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普通百姓，了解的是真实的民间百态，和这个社会靠得非常近，活得脚踏实地。到统战部一段时间后，她开始不适应这里的工作状态，觉得自己好像忽然腾空而起，接触不到真正的社会了。

　　1991年，陶斯亮放弃了自己的公务员身份和副局级待遇，来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市长协会担任副秘书长，后来又担任了副会长和秘书长。也许这么多年来，陶斯亮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真正倾心的事业和岗位，她不要求有多么高的待遇，多么显赫的地位，她只要一个适合她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她终于找到了，于是，在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这个岗位上，她开始纵横捭阖，纵情驰骋。

　　中国市长协会成立时就将宗旨定为“两为方针”，一个是为市长的工作服务，一个是为城市的发展服务。陶斯亮到市长协会的时候，协会只有十几个人，没有经费，没有知名度，没有事业编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用陶斯亮自己的话说是“面临着自生自灭的危机”。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陶斯亮需要的只是这个舞台。中国市长协会的成立虽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但是从创立的那一天起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拼搏，完全按照一个正规的民间社团运作，自负盈亏，主要依靠会费生存。“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难，所以我们明智地制订了几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能考虑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尽力做到‘两为方针’的第一为。那几年我们用大量的精力来为市长服务，比如说为市长搞培训，组织市长出国考察，为市长举办一些书画展，甚至市长杯的乒乓球赛、城市电视台的评选，我们做了很多这些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市长们的素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了高速城市化的进程，很多地方都是县改市，县长一下就转成市长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需要学习和提高，所以我们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提高市长的素质上，为市长个人服务。实践证明这个定位是正确的，也得到了市长们的一致认可。”陶斯亮经常将市长协会比喻为一根绳子，她总说协会的作用就是将中国的城市像串珍珠一样串起来，而她自己愿意当这个串珍珠的人。

　　随着市长协会的逐渐发展，国家开始认识到它的作用。国家领导人先后为市长协会题词。江泽民同志的题词是：“中国市长协会成立十年来，做了不少工作，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工作，更好地为城市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温家宝同志的题词是：“交流城市工作经验的纽带，开展城市合作的桥梁，研究城市问题的论坛，培训城市领导的基地。”这些国家领导人对市长协会的重视让陶斯亮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愈加沉重起来。

　　90年代初，国家给了市长协会几个事业单位的编制，按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已经五十多岁的陶斯亮此时也应该考虑自己的未来了。她从中央统战部的副局级干部到一个任何保障都没有的社会人，需要的是勇气和执著，但这个年龄已经不是空谈勇气的时候了。陶斯亮为此做了慎重的考虑，如果她们几个协会的领导接受了事业编制的指标，虽然可以获得今后的生活保障，但是却会让下面工作的年轻人有不踏实的感觉，大家既然都在同一条船上，为什么要有不同的待遇呢？她最终没有要这个事业单位的编制。她心甘情愿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奋斗、打拼，要沉没一起沉没，要发展一起发展。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再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市长协会已经从最初的蹒跚学步发展壮大了起来，陶斯亮觉得已经是从“一为”发展到“两为”的时候了。中国市长协会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准备将这个网站升级为中国城市之窗网，使之真正成为安全诚信的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平台，促进国内外与国内城市之间的政务和商务交流。另外，从2002年起，中国市长协会开始发布权威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用61项指标体系分析和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与官方提法有所不同的是，除了认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外，《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更加强调大城市圈的带动性作用。陶斯亮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不应满足和局限于平衡战略，而应建立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火车头。这个报告出台后的第二年就被联合国列为向世界推荐的200种年度报告之一。但在谈到中国市长协会现在的发展态势时，陶斯亮表现出一种焦虑，她认为：现在市长协会面临很大竞争，第一个原因是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已经认识到城市和市长是非常有价值的群体，并开始将目光放在这里；第二个原因是与市长有关的协会组织逐渐多了起来，中国市长协会已经不是惟一的市长组织了；第三个原因是许多城市自己开始活跃起来，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招商和交流活动。面对这种竞争压力，焦虑之外是坦然。她说：“这种竞争早晚要来，我们不怕，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大风浪里经受洗礼的。”

　　2004年11月，“2004中国市长论坛”在广州花都区召开，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以及近百位市长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就城乡统筹和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现在的陶斯亮是个大忙人，每年都有大半时光是在各个城市之间奔波。多少年以后，陶斯亮还经常回到广州，那些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的木棉树和凤凰木似乎在对她轻声述说着过去的故事。她觉得自己的学生时代也是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广州度过的，所有对父亲和家庭最深的眷恋也是在广州，广州的景物已经和她的童年绑在一起了。她形容自己现在就像一辆年久失修的汽车，还在高速地运转着，说不定哪天就要进修理厂大修了。而我倒觉得，她更像陶铸笔下的松树的种子，不管到哪里都会顽强地生长。文/张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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