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革命家陶铸之女陶斯亮：我的红色征程(图)

革命家陶铸之女陶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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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沔上巍峨此庙祠，才高管乐命何之。车行风雨催人急，何必低徊两“出师”！

　　停车闲步瞻遗容，敢效亡秦抒所衷。遥望延城光万丈，轮生欲起夕阳红。

　　——陶铸《赴延安途中二首》

　　这是陶铸在1940年去延安途中写的两首诗，意在通过历史上四个著名政治家的作为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夏，曾志与丈夫陶铸先后来到延安，开始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并于1941年生下了两人惟一的女儿陶斯亮。应该说，陶斯亮属于命大的那种，据曾志自己回忆，在她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曾经被惊马摔到地上，造成脑震荡；后在分娩的时候，由于护士缺乏经验，孩子直接掉在了地上。但就算这样，对生命异常执著的陶斯亮仍然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享受了幸福，也吃尽了苦楚。

　　1945年，陶斯亮4岁的时候，被父母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二级残废战士杨顺卿照看。这样做的原因是陶铸已经被委派到东北沦陷区去组织敌后游击队，而曾志，由于延安的“审干”和“整风”风波，坚持要证明自己政治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主动要求随丈夫北上打游击。临别的时候，曾志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当天送行的人很多，陶铸抱着女儿深深地亲了一下，曾志则是一步一回头。他们无法确知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可以和女儿团聚。

　　从照片上看，杨顺卿清瘦、善良，是个极温顺的人，他对照顾陶斯亮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同时也把他性格中安详稳重的部分给了这个“养女”。因为无论是陶铸还是曾志，在性格上都是坚硬如铁的人，而陶斯亮身上带着的那种温顺显然与杨顺卿的抚养有关。从这时开始，陶斯亮就和杨叔叔相依为命。杨顺卿养了只鸡，下了蛋，自己不吃留给她吃;他业余时间还纺线，把卖线得来的钱全都给陶斯亮买了解馋的零食。第二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战火随时可能烧到延安，于是中央决定让所有非战斗单位转移别处。这样，七八月间，在组织的安排下，杨顺卿带着陶斯亮到东北寻找陶铸和曾志夫妇，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危险旅程。刚从延安走出不到30里，就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陶斯亮坐在驴背上的柳条筐里，吓得大哭起来。杨顺卿赶紧拽着毛驴躲进了青纱帐，直到天黑才敢出来。估计前面还会有数不清的空袭，杨顺卿决定往回走，这样虽然绕了很远的路，但是由于会经过很多解放区，可以减少危险。于是，他们先来到晋察冀解放区的阜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南下邯郸，继而东行山东烟台，然后渡海至大连，再改乘海轮取道平壤，再转回安东(今丹东)，最终到达辽吉省委的所在地白城子。这一路，幼小的陶斯亮几次病重难治，几次险些走失，又几次险象环生，但却已长大了很多，懂得了如何避开飞机的轰炸，如何在焦急的时候安慰杨叔叔。一个40多岁的残废军人和一个四五岁的女孩，硬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成了这段传奇的旅程。

　　这天,正在开会的辽吉省委书记陶铸被卫兵告之，在省委大院门口，一个要饭的老头带着一个小女孩要见他，说是他的女儿。陶铸一下子惊呆了。原来他早就知道女儿出来寻找自己了，但由于长时间杳无音信，认为一定是死在路上了，于是便将女儿的照片都挂在了墙上，当作遗像凭吊。此时的陶铸这个高兴呀，一下冲出门外，一屋子开会的人也都跟着冲了出来。他看到女儿好生生地站在眼前，一下把她抱了起来。但陶斯亮几乎已经不记得父亲了，吓得大声哭起来。此时的曾志正在前线工作，后来得知女儿安然到来的时候也是悲喜异常，百感交集。此后，杨顺卿一直守候在陶斯亮的左右，直到解放后，陶铸夫妇才将他安排到贵州的省委招待所当科长。走的时候，杨顺卿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了陶斯亮，一老一小哭得昏天黑地。“文革”以后，杨顺卿从贵州到北京看过陶斯亮，陶斯亮也专程去贵州看过他，两人亲密的感情保持了一生。

　　1949年3月，陶斯亮随父母从沈阳来到北京，后又抵武汉，陶铸被任命为四野政治部主任，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再后来，陶铸又到广西主持剿匪工作，直到1951年底，才到达广州担任中南局书记兼华南军区政委。1952年，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此时的曾志正是事业上生机勃勃的时候，她不愿被别人称为“夫人”而生活在丈夫的盛名之下，她总想独立地有一番自己的作为。她觉得自己作为管工业的干部，如果没有经过基层的锻炼是搞不好工作的。于是她没有住到广州东山的家里，而是将家安在西村电厂里面，并先后将母亲和其他亲属接到厂里同住，自己则将所有时间都用在调查和学习上。

　　陶斯亮的整个学生时代，大部分是和父亲一起渡过的。这一时期，父亲虽然非常忙，但是对陶斯亮的关心非常细致。广东天气热，为了怕她晚上不穿衣服睡觉着凉，父亲每天都要看她是不是穿了睡衣，蚊帐是不是放好了。连陶斯亮日常穿衣服，父亲也希望她能穿得漂亮一点，头发要是梳得太板了，总忘不了给她胡噜乱一点儿，说这样更漂亮。他甚至不许陶斯亮光着脚走路，担心脚趾头长开了不好看。年纪尚小的陶斯亮搞不清楚“两口子”是什么意思，有人问家里几口人，她就说，就我和我爸我们两口子。除了生活上的关心，父亲还定期给陶斯亮总结优缺点，让她坚持写日记，并亲自给她改日记，有时自己改不过来就让秘书帮着改。有一次，他们全家从越南回来，父亲对陶斯亮说：“你给胡志明伯伯写封信，感谢他热情的接待。”陶斯亮写的时候，抓耳挠腮地想不出什么好词来，忽然抬头看到卧室里有一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招贴画，就把这句话用上去了，然后拿给父亲看。陶铸看到这一句，就说，这句话怎么能用在这儿呢，不对不对，你一个小孩子家，怎么能跟革命领袖称知己呢？陶斯亮不服气，说怎么就不能称知己呢？陶铸坚决地说，肯定不对，一定不能这么用，赶快删掉。

　　与母亲相比，陶斯亮总觉得爸爸有诗人气质，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不太适合当政治家，而母亲是个女强人，所以总是事业心很强，连在家里都不苟言笑。平常父女俩说笑的时候，她总是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父女俩有一次聊天，父亲对陶斯亮深情地说：“你不如妈妈漂亮，也不如妈妈聪明，但是你比较厚道。”时间长了，陶斯亮就跟爸爸特别亲，总说自己是个“爸爸派”。曾志大概一个星期回来看丈夫和女儿一次，一般都是星期六回来，星期天就走了。她管教陶斯亮似乎更严格，更富有理性。如果看到女儿有一盆衣服没洗，就算半夜12点也得把她叫起来，把衣服洗了再去睡。父亲为此心疼得不得了，但又敢怒不敢言，想帮女儿一把却总被妻子制止。曾志原来有专车和司机，但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她拒绝使用公车，而是每次从家里走的时候让女儿用自行车带她去坐公共汽车。陶斯亮特别不愿意，总觉得不好意思，每次碰到同学就赶忙让母亲下去，自己一溜烟地往回骑，连母亲在后面的叫喊也不管了。时间一长，在陶斯亮的心中，总认为自己是父亲带大的，记忆中丝毫没有母亲的温存。

　　曾志似乎本能地讨厌缠绵，从没有像陶铸一样拥抱、亲吻过女儿。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险恶的工作环境，使她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情感的性格。由于母亲的影响，陶斯亮从不对母亲说“爱”字。几十年来，母女俩只是在默契中传达情感的信息。曾志晚年时，常常冲着电视机问陶斯亮：“亮亮，他们怎么动不动就说‘我爱你’，怎么张得开口噢！” 1994年，曾志病重住进医院后，有一天陶斯亮的女儿阿妹来看姥姥，陶斯亮突发奇想，提一个问题让每个人回答。题目是：“如果让你有第二次选择，你选什么样的男人？”阿妹不假思索地说，我会选个坏男孩儿！陶斯亮自己说，我会选个比较优秀的男人！她们母女以为老人家不会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没想到她认真想了想后，斩钉截铁地说：他首先要是个共产党员！听了老人的回答，陶斯亮母女俩大笑不止。可是曾志没笑，她是个从不说笑话的人。

　　陶斯亮也许是受了有诗人气质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文学。上中学的时候,就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或者历史系。但是这种天真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反对。陶铸是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他深知在那个年代学习文科很容易犯错误，政治风险大，于是坚持要女儿在选择专业上务实一点，争取有一技之长，并强烈建议她学医。当时的陶斯亮并不明白父亲这样的苦心，但是她拗不过父亲。1962年陶斯亮从广州执信中学毕业后，考到上海军医大学，去学校报到的前夕，陶铸对她说：“亮亮，你知道‘相依’这个典故的来源吗？”于是，他就给女儿讲了李密《陈情表》的故事，然后充满深情地说：“亮亮，我们也是相依为命的父女，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爱你，但是爸爸对你没有任何个人要求，只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相信你不会辜负爸爸对你的期望。”

　　上海军医大是一所完全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刚进校的时候，陶斯亮的发型、说话和着装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她有时不服气，委屈得偷偷哭。第一次从解剖室里出来的时候，她吓得腿直打颤，是同学搀扶着她回到寝室，但最终，她还是慢慢开始学着从精神到身体适应这种严格的新生活。后来，她甚至可以胆大地提着一条人腿骨回宿舍，躲在蚊帐里钻研，以后又年年被评为五好标兵，毕业前夕还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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