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济南)
人这一辈子，有一项任务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大体上，一到两日内，至多不出三日，必须入厕卸货。次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然肯定是皮囊出了大问题。当然也可适当加快或延长时间，但成效相当有限。年轻时有一段干重体力活的经历，每有入厕需要，便想在里边多呆会儿；有时正玩得痛快，则恨不能把那些东西比小解还快地打发掉。但是
这样争取来的快乐时光，每次也不过十分八分而已。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项差事不管多么无趣，却有个莫大的好处：你只管坐着就成，用不着动脑子它便能自动完成。所以，为消磨这新陈代谢夺去的时光，自打粗通文字起，便与许多人一样，养成了如厕阅读的习惯。
因为时间有限，这样的阅读面是极受限制的。最适宜此种场合的，要首推小时候到处可见的“小人书”了。再往后，马齿见长，不好意思翻小人书了，于是把诗歌散文小品之类渐渐请进厕所。
周作人有篇写厕所读书的应景文章，对读了什么却只字不提，专讲一日本诗人把寺庙的方便处刻画得风雅无比，拿来跟中国寺院周围的污秽斑斑做比较。姑不论这是否有汉奸言论的嫌疑，它至少抹煞了中国禅院文化的精髓：有人问禅师：“何为禅？”禅师便答“狗屎橛”。不过最令我感动的，当是在钱钟书《七缀集》里看到，中国还有个无比美丽而我闻所未闻的雅号——“繁花似锦的大地”(the flowery land)，钟书先生直来直去地把它译为“华国”，虽略显会通中西的文字功夫，却未免有些扫人的兴。当然，聪明如钱钟书者，也给我留下不少感佩。他曾借用以赛亚伯林的大作《俄国思想家》中“狐狸多智巧，刺猬只一招”的著名隐喻，意不在突出执著与圆滑的对立，而要说明风格迥异之人，也可相互“爱好”与“仰企”，这比故意制造紧张气氛的伯林厚道多了。至于他讲到有些令画家无从描绘的状态，是以《拉奥孔》中“地狱没有光，只有无碍于观察的黑暗”为例，这种淡漠阴阳两界的混账说法，让我有好几天的工夫，无法摆脱不知生活在何处的惶惑。
钱著我读得不多，但脑子里有这本《七缀集》只鳞片爪的印象，对于后来仰慕钱氏者要创一门“钱学”的计划，也着实捏着一把汗。以我的感觉，他岂止是个狐狸，简直狐狸得一塌糊涂。对于现今的学术门类，他是从不入套的，只身一人悠然穿行于古典(或故典)丛中，不但让脚注和文中注充斥着英法德拉数种洋文，且把伯林与苏轼和司空图一并讲论，以休谟之语讥讽中西诗歌交流史上的荒唐事，还能拿荣格来声援林琴南。对于那些把钱先生当“国宝”的人，他之不好对付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样的阅读得来的，也只能是以上这些鸡零狗碎的小感悟。入厕求学的范围，大致也以此为界，不能再求更愉悦更高深的东西了。看小说不可以，这容易导致废寝忘便。存在主义现象学之类更是万万读不得，就如纯金锻造的马桶不会给屁股带来丝毫富贵相一样，在厕所里念这个，等于把数千个时辰的人生全瞎了。
不过偶尔这种经历中，也有真长我不少见识的。汪荣祖的《史传通说》，书名听上去像部严肃的学术专著，实则“甚不入流”。或者说，它仿佛是柯林伍德把《历史的观念》改编成了明清笔记体。汪先生以准古文的笔调写成此书，行文博雅归博雅，却让受众的范围大为缩减，想必只是为了给同好说些私房话。刘勰的《文心雕龙》过去是粗读过的，里边还有“史传”一章，我却是全不记得。作者从中撷取只言片语置于各篇之首，然后调动古今中西的大量史论资源，发微掘幽，专在“殊语一义、貌异心同”处下功夫；行笔貌似潇洒肆意，文脉却紧凑得很。这让我大有感悟：看书要看出大门道，缺了眼力与学识是不行的。
近些日子在厕所里看的，恰好便是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收入了作者称为散文诗、“总之，还是《恶之花》”的千字文。确实，那调子依旧阴暗得很，把艺术家追求美的努力称为失败前的哀号，又把自然与上帝丢在一旁，只从狡黠的猫眼中寻找永恒。但书中也有两件让我高兴的事。有一段讲到中国的文字，以“青翠的木叶”和“精美的花草”来形容华夏大地，这与前面“繁花似锦的大地”之说出于同一时期，既可印证“华国”之译欠缺时代意识，又提醒我们巴黎左派于“文革”时表现出的东方朝圣情结，病根是在百多年前就种下的。另外书中有数十幅木刻插图，每看一页，便有重温儿时入厕读小人书的感触——只是在那细腻而僵直的刀工中，古典与浪漫时代必备的优雅曲线已踪迹全无，与波氏颠覆真善美统一性的用心倒是十分相契。
话说到这里，便想起一件不时遇到的事情。与朋友交杯换盏时，常有些在座而不相熟的人问：“先生曾在何处就读？”以我这种从未就读于某学府的人而论，若不怕倒了人家胃口，倒是大可以说：“在下不才，只能入厕就读。”地方是寒碜了点儿，但说句良心话，现在的就读条件，比看小人书那阵子，可有天壤之别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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