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关注中国式过年(4)

　　老妖&王珂：不过年，行吗？

　　有普天同庆，就有灯火阑珊。人们眼中所谓反传统的一群，过年有自己的形态和主张

　　农历腊月十八下午近四点，老妖和王珂就坐在小区对面惟一的饭馆里吃饭。找到他们太容易了，因为饭馆里只有这一桌客人。

　　两个人个子都很高，头发一个比一个长。“你们吃的算是中午饭吧？”老妖答：“对，不，应该是早饭。”问他昨晚几点睡的？答：“今早11点半。”“为什么晚上不睡？”“咳，也没什么可睡的。”

　　一切都和平时一样。不经提醒，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年之将至。他们既不打算过年回外地的老家，也不打算出去旅游，该怎样还怎样，这种状态，已经七八年了。

　　老妖：其实，我特别怕失去

　　老妖，本名姜世隆，1980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现在的身份，是“西山老妖”乐队的主唱兼树音乐文化传播公司的执行总监。这一年，他为扎在北京城角角落落的一批地下乐队张罗演出，王珂就是其中“病蛹”乐队的主唱。

　　老妖的家在青岛，父母常年在俄罗斯做生意。老妖初中毕业后就被家里送到北京来上高中，为此父母还给他在北京买了一套三居室。从高一开始，老妖就一个人过了。

　　“过年父母亲会回来吗？”

　　“不一定。”

　　“如果女朋友叫你去她家里过年，你会去吗？”

　　“不一定。”

　　“你会找个朋友来陪你过年吗？”

　　“不一定。”

　　老妖的这个春节，注定会像往年那样，在无所谓中开始，也在无所谓中结束。

　　“其实我家亲戚对我特好，但我总觉得去人家过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在老妖心里，过年就是要和最亲的人在一起，如果不能，就宁可自己呆着。可是父母亲在俄罗斯，他们不会特地回来。

　　一个人困在房间里，这样的除夕，老妖至少过了六七回了。煮袋速冻饺子，然后和往常一样弹琴、写歌、上网、看碟。电视节目是绝对不看的，朋友扎堆喝酒是绝对不去的。有的时候，听着窗外零星的鞭炮声，也会想想小时候的年，“跟父母在一起吃饭，能自己放个炮，拿个压岁钱，给父母、爷奶磕个头，最高兴了。”如果身处这样的画面里，身边再加上憧憬中的老婆孩子，那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年。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他宁可一个人过。

　　这两年老妖过的是晨昏颠倒的日子，平时都是天亮才睡觉。但他清楚记得去年的三十晚上，他想事想得伤感起来，到了两点半钟，那一会儿，全国不知有多少人正在撑着眼皮守岁，而他这个平日里的夜猫子倒早早钻进了被窝。那是他一年中睡得最早的一天。几天后，母亲从莫斯科打过电话来，他沉默，母亲在电话里哭了。

　　老妖和他的家人都非常内向。可能是内向过了头，以至于见了面都不好意思多说什么。母亲去俄罗斯后第一次回来，他去机场接，叫了一声“妈”，就竟然红了脸，然后低下头无话可说。其实他心里怦怦直跳，真想上前去拥抱妈妈，可又实在不好意思。那天晚上，妈妈来给他掖被子，就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他感觉像被电到似的，表面上假装睡着，却在黑暗里流下泪来。

　　老妖屋里，很多的东西都是双份的。喜欢的碟一买就要买两张。特别喜欢的，甚至有10张。他生性忧郁，但是却爱一遍一遍地看喜剧片，对剧情熟悉到会为下一个可以预见的可笑镜头而提前狂笑起来。“其实，我特别怕失去。”老妖说。

　　王珂：为什么一定要过年呢？

　　虽说都不回家，但与凄凄苦苦的老妖正相反，王珂的年是热闹喧腾的。

　　过年的时候，乐队人手不齐，没法演出，倒正好用来聚会。与一大帮同样不回家的兄弟聚在一起，买肉买菜，在房间里自己做饭，喝酒聊天，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到外面放放鞭炮，几年来他的年都是这么过的。对王珂来说，年的含义已经从亲情蜕变为友情，“很舒服，很自然。”

　　王珂是贵阳人，1998年来北京，落脚在地下摇滚乐队聚居的树村。来的第一年，“一高兴就没回去。”

　　在贵阳的时候，王珂还不是乐队主唱，只是喜欢听摇滚而已，是树村把他定了性。在老家，他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孤独，几乎找不到一个朋友来谈谈钱和女人之外的东西。可是到了树村一看，“哗，全是同类！”这是他喜欢呆在北京的原因。

　　王珂觉得，树村就是一个乌托邦，住得久了，难免生出一些思古之情，向往一种“纯粹”的生活。在王珂看来，心里没有了敬畏，耳边没有了鞭炮，现在城市里的年已经丧失了本真的意义，沦为一种送礼拉关系的工具，喜气洋洋的枷锁。“为什么一定要过年呢？咱过点别的不行吗？”

　　比如说过冬至！前些日子，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突然过来狂敲他的家门，叫他一起去过节。一问，原来这一天是冬至。他们烫了一壶黄酒，捧出刚出锅的驴肉，黄酒就驴肉，聊聊音乐，聊聊朋友，过得煞是温暖有滋味。“这样的节多像节啊！”王珂说。

　　留下来过年是因为这儿有一个他属于的圈子，不回家过年也是因为那儿的圈子不属于他。

　　记得来北京的第二年，架不住家里催促，王珂回去过一次。“回去也没什么事干，就是睡大觉。”王珂说：“那个‘场’不对。”

　　当时除了在家呆着，他没地方可去。他最怕的是走亲戚。因为留长发，有时扎一头小辫，有时染成黄色，亲戚们见了他每每用异样的眼光先打量一番。“他们挺好发问的。张嘴就是，你现在干吗呢？”然后苦口婆心地劝诫一番，生怕这孩子不务正业，或者误入歧途。对这样的问题，平常可以不理它，可过年时问话的都是长辈，不理又不合适，只好有一句没一句地支应着，不仅自己，父母在一边也跟着尴尬。一来二去，过年走亲戚，成了他沉重的心理负担。

　　王珂1977年出生，哥儿仨里排行老幺。爸爸是贵州地方戏演员，现已退休。从前，他跟老爸也没法沟通，觉得所谓的交流很让人反感。但现在，他对记者说，“我老爸思想很前卫，要是赶上这个时代，肯定是个搞摇滚的。”——他想哪天回家与老爸做番长谈，但却不想在过年的时候。本刊记者/曹红蓓

　　张欣：中产过年

　　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张欣开出的年夜饭菜单，与寻常百姓家大同小异；她的先生潘石屹即使在过年也要吃甘肃老家的羊肉泡馍和面筋

　　“你以为我会怎么过年？”张欣反问记者，她大笑，说自己不过是跟农民工过年一样，只有最基本的朴素要求。在她看来，不管有多少财产，人到最后也不过是吃三餐、睡一觉。她刚刚收到了一个大收藏家朋友从美国寄来的过年礼物，是一本印刷精致的艺术画册，张欣指点着里面的名画，说下面标注了收藏者，而这里的画大部分都是她这个朋友的私人收藏。

　　她想起自己也该送礼物了，于是立即拨电话给先生潘石屹安排送猪肉的事。每到春节，她和潘石屹常常会到工地以此种方式慰问民工；而吃猪肉过年，本身也是潘石屹深刻的过年回忆的一部分。

　　潘曾经详细记述了自己在甘肃农村的故事：那时只有七八岁，家里养了一头猪，天天盼着杀猪过年，结果一天一条狼跑来。等好不容易把狼赶跑后，潘石屹点着煤油灯照亮，发现猪嘴上被狼咬掉了一块。至今，潘石屹还记得清清楚楚，春节杀了猪，全家人高高兴兴的过了个年，当时煮好的猪头上还缺一块儿肉。

　　艺术鉴赏与送猪肉这两件事情，就这么和谐地融汇在张欣身上。杂志出版人洪晃评价她为“中国最聪明的女性”，认为他们夫妻二人白手起家，创意无限，对当今中国中产阶层的趣味把握得恰到好处。这个14岁在香港流水线上做女工、以挣到1400元为毕生奋斗目标的女子，如今与丈夫潘石屹并列为SOHO中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2004年度，SOHO中国公司上缴税金超过3亿元，成为了中国房地产企业纳税的第一名；2005年1月11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宣布，张欣被评选为“全球年轻领袖”。

　　“春节只意味着一个悠长假期”

　　记者见到张欣的时候，她刚从巴厘岛度假回来不久，她和家人在那里过了圣诞和元旦。窗外呼呼刮着六级的刺骨寒风，她却只穿着一件热带风格的丝质衬衣，还散发着阳光的热度。

　　她捧出了今年特地为儿子过年做的一身新衣服。这是一款小小的深蓝色中式对襟衫，但却是由法国设计师设计的，柔软的法兰绒质地，手工缝制，精致的搭扣十分出彩，这款手工童装每套700元，6岁的潘让和4岁的潘少一人一套。“是不是很好看啊？”张欣轻轻抚摩着面料，十分珍惜的神情；而就在20年前，她的先生潘石屹辞职下海，下海前一位在深圳创业的老师告诉他：如果你有钱，就能够买两件衬衣，这一件穿脏了你还可以换另一件。

　　“我现在对奢侈的感觉已经特别弱了”，张欣说，她很诧异有人会因买一架飞机或者买一艘轮船激动半天，而如今已经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东西能让她特别激动了。她还是以过年为例，过去一年也穿不上一次新衣服，所以特别盼过年，但是现在，她甚至想不起来前年自己是在哪里过的年，她苦恼地思索了半天，还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见太不重要了！”张欣笑道。

　　对张欣而言，春节只意味着一个悠长假期，过不过年倒是次要的，她圈子里的朋友们也一样，过年的时候会纷纷选择到暖和的南方度假，比如海南岛、东南亚等。春节还呆在北京的，大多是临时没有安排好的。

　　“规规矩矩过个中国年”

　　今年，她决定在北京过年，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张欣想照规矩好好过个中国年。

　　尽管忙得不可开交，但是2月2日一早，她还是要赶早去置办年货。之所以要亲自去采买，是要显得过节的气氛更浓一些，同时还可以带上两个儿子，让他们体会到办年货有多热闹。

　　“你知道家乐福早上几点开门吗？八点半？九点？”她有些拿不准，立即按下对话键，要求秘书查询，高级女主管的气派此刻一览无余。只是一旦涉及锅碗瓢盆，她又自然转换成了一家主妇，细心地考虑着丈夫的饮食需要。

　　这个剑桥经济系硕士如同普通家庭妇女，掰着指头，一点点数着，要炒点菜，炖点肉，煲一个老鸭汤，烙饼子，老公潘石屹是甘肃人，要吃羊肉泡馍、面筋；大人打扑克时，瓜子、水果、花生、糖也是必不可少，包饺子也是必须的，还要给孩子准备一些小吃。她甚至计划好大年初一早上吃煎年糕，而她和潘石屹都是要下厨的。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大家怎么过，我们家也一样，和农民工没什么区别。”张欣一再强调。不过，她还是决定要在新年时做一个蛋糕。并预备安排全家到附近滑滑雪。她已经无法想象自己会嗑着瓜子，全家坐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的过法了。但还是礼貌地对此表示了兴趣，“赵本山还演小品吗？倪萍还做主持吗？”问得很诚恳。谈及拜年，张欣有些诧异，“我从来不拜年，给谁拜呢，没有重要的老师在这里，没有机关了，也没有领导了。”

　　这个在商业上精明剔透的女人甚至在一番犹疑后，才算出了今年该给孩子多少压岁钱，“我给100吧，老潘给100。”不过她很高兴地接着说，过一阵就会从孩子手里收回来，“我会跟他们说妈妈替你们保管”，张欣此刻露出了天真得意的表情。

　　张欣承认，从小跟着他们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上国际学校，过众多洋节，两个儿子对过年已经没有太清晰的认识了，她打算在大年初一带孩子们到天安门广场看看，“过节嘛！”张欣说，天安门，才是所有北京人春节时应该聚集的地方。本刊记者/罗雪挥

　　石占明：为城里人献歌

　　他来自中国最传统的乡土，在春节前给城市带来了粮食般朴素的歌声。不管他的名声多响亮，而在许多城市人眼里，他只是农民

　　1月29日晚上10点，在太原开往北京的列车上，石占明起身去服务间打开水，刚走过去，迎面碰到几个太原人，认出他来，“这不是电视上的羊倌歌王石占明吗？”随即问他去北京做什么。听说他要去人民大会堂参加2005北京新春音乐会，一个个发出惊羡的呼声。

　　这次演出的事，早在2004年11月份就定下来了。当时石占明受邀在海淀剧院参加“原声态黄河——十大乡土歌王歌后民歌演唱会”，2005北京新春音乐会承办方的人就坐在台下听，选歌手。演出一结束，他们到后台找到石占明，当时就达成了意向。

　　演出正式举行前一个月，主办方又和他通了一通电话，讲好出场费3000元，这是到目前为止石占明得到的单场出场费的最高允诺。虽然没有看到任何文字的东西，但石一口应承下来。所谓的演出合同，是主办方代签的。从2002年出名到现在，石占明还没有和任何人讨价还价，通常是人家给多少是多少。在他看来，能有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机会，“不给钱都干”。

　　在颠簸的夜行火车上，石占明几乎没有睡觉。他还不习惯长途旅行。在家的时候，晚上没有事干，看电视也只能看到山西台一个频道，一般8点半就睡下了。可到了北京，总要折腾到晚上12点才能睡。

　　正式演出定于1月31日晚上7点开始。当天下午1点半，石占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走台。开始他以为，会按出场顺序一个一个地走，就安静地坐在后台等着人叫他。在漫长的等待中，也间或和阿宝、王向荣、刘改鱼等民歌歌手在一起聊聊天。身边的演员一个个都上去走过下来了，就是等不到人来叫自己。他才明白，原来走台不是按照演出顺序的。眼见着别的演员都领了工作餐吃起来，还没有人叫他。

　　一直等到6点钟，离正式演出还差一个小时的时候，终于来了一个人，对他说，“没时间了，你就别走台了。”他只好悻悻地去领盒饭。管盒饭的人瞥了他一眼，说：“你已经领过了，还想再领一份不成！”石占明肚子咕咕叫，委屈地说：“我没有呀。”可那人就是认准他已经领过了。石没办法，只好去找另外一个也还没有吃饭的女演员一起去领。对方还是不给，反倒对他挥起了拳头：“我看你敢拿，拿一份饭我揍你！”石占明一时气得不知说什么好，扭头走开。后来，还是那女演员给他拿了一些凉透了的鸡腿和一瓶可乐让他赶忙着吃了。

　　吃完饭，已有观众陆续进场。从舞台的侧面，看着观众越进越多，石占明开始紧张，毕竟这次是无伴奏演唱，而且下午没走台。同样唱山西民歌，但却有着20年演出经验的阿宝一边给他化装，一边跟他说笑，慢慢地不怎么紧张了。快要轮到他上场前，导演跑过来特别叮嘱他：“你甩鞭子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话筒碰倒啊，那个值几万块呢。”石占明也赶紧提出他的要求：“到时候，让小提琴给个调。”

　　其实，这已是石占明第二次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是石占明的滑铁卢。当时台下有乐队，可是他太紧张了，跑调跑得厉害，到最后才跟乐队合上。

　　石占明今年32岁，比起城里的同龄人，看上去老了许多。

　　因为孩子要上学，石占明现在住在县城。2月2日，石占明准备回家去。现在左权县城的音像店里，家家都放着他的歌。本刊记者/曹红蓓

　　王国忠：洛川腊月廿一

　　洛川县，位于西安以北，延安以南，距延安130公里。在陕西人的眼里，这是个有趣味的地方：关中人认为，到了洛川就算到了陕北，但陕北人却说，洛川已经算是关中地面。正是这种地理位置，使人们在洛川能看到很多文化的影子，有关中平原的，也有陕北高原的，古代各民族风俗也在这里汇合演变。正应和洛川民俗博物馆馆长段双印的那句话，洛川是个“取千里瞬间，收百里风俗”的地方

　　王国忠的家就在洛川县城西北方的王家村。今年67岁的他脸庞黑瘦，络腮上的短胡茬儿白多黑少，眼珠里也带些黄色的浑浊，但他走起路来并没有老态。腊月二十一这一天，王国忠站在院里，心情不错。

　　王国忠的院落不大，北边西边各两孔窑洞，东边是一面黄土堆砌的院墙，高过人顶。平时只有王国忠老两口和年近90的母亲居住，如今外孙子和孙女都放了寒假，来了两个孩子，气氛一下热闹不少。再过几天，王国忠的四双儿女和孙辈们都会回来，填满王国忠的四孔大窑，之后十余天里，院子里将充满过年的喧闹。

　　王国忠开始坐在院子里清理一根木椽子，他把上面糊的纸一点点撕下来，椽子约有小碗口粗细，长不到两米——这东西将在过年时派上大用场，王国忠干得仔细。他已经把过年的花生瓜子买好，还有糖果、烟和鞭炮，但鱼肉蔬菜他不用管，全是儿女们带来。过年的六七天中，全家十几口人会住在一起，该吃啥喝啥，也由儿女操心。

　　日益见“懒”的过年

　　王国忠觉得现在过年没从前那么忙叨了。早些年，要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过年的吃食，单摊油糕就得好几天——将硬糜子面和水搅匀，摊在鏊子上，一个个烤出来，上百张油糕撂在一起，过年时能吃好久。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弄这个麻烦事了，想吃，村里专门有人家做了卖。

　　王国忠已经把四孔土窑都打扫干净了。窗上，已贴上新的窗花，给这个院落带来年的喜气。但就因为贴这个窗花，已让王国忠的母亲嘟囔了好几回。老太太坐在窗后炕上，腿上蒙着一层被，数落着晚辈：现在的人越来越懒了，连窗花都要买现成的！她对孩子们讲，过去正月里过完年，大家没事时，姑娘媳妇就会聚在一起剪窗花，各种各样剪出来，然后留着，待到来年腊月二十三过后才拿出来贴上。

　　之所以要等到腊月二十三过去，是因为那天是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的日子，灶王爷一走人们就没人看着了，可以随便干点什么。可现在，贴窗花的日子也不讲究了，刚腊月二十一就贴上了！

　　下午的时候，王国忠的大女儿王素芹送来了几箱橘子和香蕉，她顺便问父亲今年家里请秧歌的事。

　　在洛川，过年请秧歌是一种很普遍的习俗，本村的一些人自发组织成秧歌队，到了过年时到各家去扭一扭敲一敲，赶个热闹、带去喜庆。想请秧歌的家庭在年前就会接到帖子，只要你不拒绝，秧歌队到时就会过来。也有的村不发帖子，想请秧歌的人家在过年时门口挂个红灯笼，秧歌队也会上门。跳完了，这户人家给大伙一条烟，再“打赏”50块钱表示感谢，皆大欢喜。

　　但去年请完秧歌，王国忠闹了点不愉快。因为“打赏”时，女儿王素芹当着外人的面要替老爷子拿钱。王国忠虽说平日里并不富裕，但觉得这样可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王素芹今年特意要问问。

　　其实王素芹本人就非常喜欢扭秧歌。每年春节，一过初十，洛川东南西北四大社就会在县城里举办秧歌汇演，人们跳秧歌、舞蹩鼓、闹“社火”、踩高跷，热闹非凡，每到这时，王素芹都是秧歌队的一名积极分子。

　　春节半月忙

　　今年春节虽然还没到，但王国忠心里有数，按老辈传下来的风俗，这个春节大致会这样过：

　　三十一早，王国忠的子女就会早早地到家报到，女人在家帮老人准备饭菜，有些东西一做要一大锅，然后放在那里，一直吃到初七，大家离开。

　　王国忠则带着儿孙到村北头，在自家祖坟前磕头、烧纸钱。回到家后，王国忠的儿子就会带着娃们到大门口放上一挂鞭炮，鞭炮声响，标志着春节正式开始。

　　放完了鞭，王国忠在家里等着侄辈来拜年，而王国忠的儿子则带着娃们到亲叔伯家拜年，在村里跑了一圈，回到家里吃上午饭。下午兄妹几个则陪着王国忠打打麻将。

　　到了傍晚还有个小“仪式”，主角就是前文提到的那根椽子。王国忠会把那个椽子横在院门内侧，叫做“挡节”，是用来挡鬼的。洛川过年，三十儿晚上不关院门，因为要请自家祖先和神灵回家过年，但却要防着鬼进来，于是放根椽子挡着。

　　放好了“挡节”，王国忠全家就要去村里本家族的祠堂拜祖先，当地称之为“拜影”。所谓“影”就是写有祖先谱系的一张大纸(或者是布、绢)，与家谱不同，上面只记每一代的嫡长子及其妻室。这里有个规矩，就是只有在人死三年后才能上“影”，因为这里人认为，人死后三年之内是鬼，三年之后才成了神。

　　拜过了“影”，王国忠全家15口人，就围坐在两张大桌周围，吃团圆饭。之后就是看春节联欢晚会，直到岁更子时放鞭炮——送岁。

　　初一一早起来，王国忠的儿子会再放一挂鞭炮，意为迎春。然后带着娃们到村里给所有的长辈磕头拜年。小孩子们给父辈磕头，父辈们给村里的长辈磕头，而像与王国忠同辈的老人，还要来给王国忠母亲磕头拜年。在这拜年之中，孩子们也就领到了期盼已久的压岁钱。

　　王国忠去年给孙子孙女每人50元，这对一个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的农村家庭来说，数目不小。

　　到了初五，当地又有一个传统，就是这一天不能放鞭炮，要过“穷日子”，这天要吃一种用糜子做的“搅团(字：麦团)”，这是一种粘食，据说是为了糊穷窟窿。

　　初六之后，村里开始送秧歌。各村的秧歌队有大有小，小的十几人，大的二十余人。在村里送过，还会以社为单位到县城里参加秧歌汇演。

　　到了初七，晚上又是整夜不关大门，但把“挡节”撤了，这回是请鬼来家过年。这样，整个春节，人、神、鬼三界各得其乐。

　　初十过后，县城里便会热闹起来，四大社的秧歌汇演占据了县城整个东南西北四条大街，每个社都供奉着一个神灵，祈子的、请财的、保佑平安的，各不相同。远近村的老百姓都会来赶这个热闹，整个洛川县场将被热闹的秧歌汇演和人群点染得一片红火，直到正月十五的灯会春节才算到了尾声。然后乡民各自散去，春耕夏作，周而复始。本刊记者/何晓鹏

　　春节：我们民族的朝圣

　　那些十数亿人一台晚会的神话，那些寒冬腊月的春运路途，都只是中国人过春节的过渡形式，真正盛大的春节还没有来临

　　文/余世存

　　在原创性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化中，没有一个节目如春节更能显示中国人的独一无二。作为个体或合群生活的中国人，在没有突破或对突破的反思里，有的只是已写好的历史剧本，并非新鲜的创造。我们的吃穿住行，我们的交往方式，治理方式，或迟或早将融入主流文明，跟世界其他民族大同小异可以沟通。只有春节，这近一个月的时间把握方式，是我们有别于他人的。

　　讨论春节的现代意义需要长长的篇幅。我们只需要记住，当下中国人仍如先民一样重视这一节日。为了完成春节仪式，我们的游子朝圣般地返乡。古人说，死生亦大哉。经过现代传媒的渲染，过春节俨然有浸乎生死之上之势，它高于国丧、大于灾难、重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上亿的中国人在半个多月内的大迁徙，甘愿领受当代社会的匮乏、污染和盘剥，如农耕时代一样经历家族盛宴，炫耀狂欢，都说明了这个文明的绝对律令、集体意识施于我们是如何地有效。

　　春节是我们文明数千年的智慧，它绝对地成就了我们。经周秦数百年的正当思考，历代文士儒生们的操作补充，亿兆民众的实践，春节成了中国人仪式内容最为富赡的节日——它有着节日的全部要素，而又高于节日，它自成文明。故它在漫长的历史上曾对中国周边国家发生了影响，它在东亚地区有着强大的协同罗致能力。

　　因为春节不仅蕴涵着节日的秘密，而且更有着文明的秘密。即无论人类的个体生活如何经历风雨，在一个规定的时限内，他必得返回。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个体必须回归基本，他的起点，家人、乡邻、桑梓。就是说，无论他如何无依无助，在春节里，他属于了自己，回到了根本。因此，过春节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认同，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宿。在这个意义上，春节对穷苦或富贵一视同仁。春秋战国的变乱不用说了，五代十国的罪苦不用说了，春节优于季候的轮转和人生百年，而温暖着每个人，它让每个人在节日期间驻思于仪，它兴于情，立于礼，成于乐。它检验个人是否充分地个体化，也关怀个人是否充分地社会化。

　　春节里有着我们文明的消息，它对生命的至上尊重关怀。借用古人的说辞，过春节对于个人的重要，虽王公大人、精英暴发户也不可与之争名，虽文明的物质成就如名车别墅、或国家、东西洋、国际社会也不能与之争胜。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移民——旧称农民工的薪水也是在春节前由于国家总理的介入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也符合中国人过春节的习惯：欠债还钱，这种绝对的生命道德在年关更添庄严。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了我们，过春节没有统一的过法，没有优劣的过法。尽管当代中国人已经视一切文明的传统为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如同经典的意义早已不仅有子曰诗云，也有圣经佛法、希腊哲思，节日早已不仅有清明中秋，也有圣诞情人。但所有关于时间年节的态度里，没有比春节更能表达人生的相关性、文明意识和生命的通感。借古人的话，春节的美哉仑奂，使人能歌于斯，哭于斯，聚精会神于斯。

　　我曾说过，“天增岁月人增寿。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普天同庆。爆竹声中一岁除，且把新桃换旧符。除了这些套辞外，我们还知道什么？而这些套话背后更为深厚的人情、物理、信念是什么，我们也无人提及了。但我知道，一些二三流者却一直想抢答也在抢答这一问题。从元旦到春节，我们一直在技术包装出的喜庆里看他们现眼。由于有关这一文明传统的洞见阙如及其精神传承人物的缺席，他们的现眼往往成为中国观众随喜观摩的盛大演出；也因其无根无着，这种现眼往往具有后后现代的喜剧性。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中国人的言语和思维只能在平安、祥和、恭喜发财等套路上打转。”

　　这并不是说春节将式微，过春节是文明的潜意识或华人的集体无意识，它会在个性的创造中壮盛光大。实际上，我们在不少中国人及其家庭那里，可以看到一种弥足珍贵的个性表达。前不久，我在一位前辈家中读到于光远老人的第十八封新春祝辞，每到春节，他都要跟亲友写信，总结既往，瞻顾明天，我在于老的祝辞中感觉到了节日的温暖和春天的律动。

　　这种非凡的个性努力是我们过春节的一部分。从这里看，那些十数亿人一台晚会的神话，那些寒冬腊月的春运路途，都只是中国人过春节的过渡形式，真正盛大的春节还没有来临。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可能的方向创造，既是春节的召唤，也是我们增富春节的前提。这也是我们对文明的服务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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