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关注中国式过年

　　当我们意识到2005年已经开始的时候，属于我们的这一年已经只剩下11个月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年既是从元旦开始的，更是从春节那天开始的。

　　眼下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转型期对于当下社会状态来说，最大的变化，一是传统文化习俗的日渐式微，一是人的社会处境的多元化以及分层化。

　　每一次过传统节日，有着传统文化情结的人总会忧伤一次：现代文明似乎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吞噬着传统，割裂我们和传统相连的脐带。

　　实际上，无论传统文化和人的精神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作为中国文化集大成者的春节，始终是中国人遵循的一个美好的传统，一个敬畏的习俗，一个心灵的归宿。

　　春节对转型期的中国人的意义可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他们在平时流动的方向可以是不一样的。他们在现代化面前，可能会失去统一的传统的方向感。但是，也正像海纳百川一样，支流再多最终也得殊途同归流到大海。

　　这正如我们看到的节日景观：那些持不同价值观、生活在不同社会层面上的被贴上不同标签的人们，到岁末时，也大都要温顺地向春节的方向流去。

　　站在转型期的中国春节门槛上，一边刻着传统文化的印记，一边涌来城市文明的浪潮。而中国人必将选择，同时把这个选择的过程载入历史。

　　回家的路

　　十多年前，杜九森要来大陆为父亲奔丧遭台湾当局拒绝，于是冒死闯关，在台北桃园机场以自杀抗争，震动中国。

　　台湾到大陆，咫尺成天涯。诗人余光中曾写道：“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每年春节，在回家的人潮里，大陆的台湾人最费周折。

　　台湾人是在大陆改革开放后陆续来大陆的，经济利益的互补性加强了双方的民间交流。而政治关系的不松动，成为横亘在台湾海峡的巨大屏障。来大陆的台湾人，每次回家都得绕道而行。

　　尽管在2005年1月15日，台海两岸终于达成了“直飞”包机方案，但是，大陆台湾人，回家的成本仍然很高。

　　原是同根生，本是一家人。在共同的节日里，怎堪两地分隔。

　　传统和现代婚恋观的春节碰撞

　　春天的花蕾为什么在夏天才开，为什么大龄未婚的大都是知识青年？

　　如果生活在大城市里，似乎相对好过一点，通常来说，这里的很多家长已经习惯了男大不婚女大不嫁的做法。而那些来自小地方的大龄青年，每到春节回家，都害怕父母唠叨不休，都害怕乡邻投来异样的目光。传统与现代的婚恋观在过年回家时不可避免地遭遇在一起。

　　建国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了两次知识青年大龄未婚现象，一次是上山下乡政策，干扰了人的正常成长秩序，那时许多知青没有度过一个完整健康的青春期；另外就是近10年来知识女性增多后晚婚率增大。

　　坊间流传着“男人、女人、女博士”的戏称。意思是，女博士是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第三性”——分不清性别、看不出年龄。这些话，以偏盖全，当不得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如今一些知识青年的大龄化现象。

　　现实的问题是，一些职业女性在社会中要按照男人的标准去学习和工作，从而缩小了男女“性格沟”。这可能是她们中有人被误会为“第三性”的主要原因。而如何把女性还给女性，可能还得仰仗中国性别教育者们的创新，或许，让知识女性走出中国大学象牙塔更多地参与社会学习实践是一个有效途径。

　　富人的礼节

　　传统中国人的过年方式是：穿好的，吃好的。这一传统，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并且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似乎有所消弭。对许多人而言，吃和穿的需求已经不再重要。如果单纯用吃穿来衡量过年质量的话，他们天天在过年。所以，真要在过年时隆重吃穿的话，自己反倒觉得没意思了。

　　虽然吃穿问题退为其次，但本质上，春节在许多人的习惯性思维里，仍然是一个展示实力的时候，一个用金钱闹红火的时候。在制度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民间曾出现过压岁钱行情空前高涨的风气，到后来，一些人要在正月十五放数万块钱的烟花，请堂会，唱大戏，大宴宾朋。在越来越物质化的春节里，人们试图感受更多精神的快感。

　　近两年，有关“富人如何反哺社会”的话题颇受关注。邓小平“让先富带动后富”的教导言犹在耳，而一些富人也开始自觉地以实际行动向穷人表达自己的拳拳之心。除了在平时照顾乡邻外，像赵章光一样热情地去给乡亲们拜年的举动，渐渐地成了富人们不约而同的新春礼节。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迁徙

　　当8名中国农民工被困伊拉克的消息传来时，他们祖国的千门万户已经拉开了春节的序幕。家人面对媒体说，“盼望亲人能够早点回家过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中国，春节仍然是最具感召力的社会动员令。无论一个人在这一年的收获如何，在过年的时候，都要尽可能地和家人团聚。

　　近20年来，由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使人的工作地和家乡高度分离。每次过年，中国就会发生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迁徙。“春运”被认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节日景观。

　　春运的主角是农民工和学生，而农民工占了一多半。在1949年共和国刚成立时，中国的100个人中就有95个是农民。而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农民从一亩三分地上解放出来，陆续选择了进城打工。于是，除了春节期间，在很多贫穷的乡村里，只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小孩。涌进城市的农民参与了城市建设，而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城市发展了，农村则相对滞后。

　　进城打工者往往是一家之主，是一家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每年春节，村里的人开始眺望村口的小路，而他们的亲人则肩挑背扛行色憔悴地挤在开往家乡的各种交通工具上。并且同时，他们中有人，在辛苦一年后，却领不到应得的工钱。对他们来说，工钱是献给家人惟一的礼物。

　　当然，工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事情，不一定是某一个人不想给钱，而多半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出了问题，制度与制度之间之间的衔接出了问题。

　　不管怎么说，能不能保障农民工的工钱，成为体现中国社会是否公平的显性事件之一。当合家团聚时没有欢笑，当爆竹声声里没有吉祥，那么，再浪漫的烟花也飘不来绵延了数千载的中国年味。

　　年的力量

　　商业的利器刺乱了国民心态，各种人群的价值观进入再调整期。在城市迅速变幻的季候里，各种风潮中人被打上了时代标签，有很多人被认为是非主流，甚至被打入异类。他们在金属感的严重窒息的城市空间里，用自己的目光打量出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和主流社会都在刻意地互相角力和相互排斥。

　　于是，这些人那怕在过年也提不起精神，在过年也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站在时代的分界线上，一边，是渐去渐远的传统的美好，一边是晃晃悠悠的未来的影象。似乎难有一种权威的力量可以说服他们。他们，是本刊在春节期间采访到的少有的不参加和不举行年的仪式的人。

　　而他们之外，春节，也让更多贴着标签的人，在此刻变得柔弱起来。当记者打电话挨个问那些平日里在公众视野里不羁的人如何过年时，他们一个比一个回答得干脆：回家过年。

　　年把他们打回了原形。年以传统文化该有的气势把各色人等卷进了回家的旅途。于是，朋客、新新人类、博波族等等们，收拾起平时的锐气和倔强，以与现代文明有巨大落差的心态和姿态，回到家里，贴窗花，包饺子，收获或付出压岁钱。

　　也许，只有年才有这样的能力了。

　　传统，在贫穷的地方盛放

　　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似乎证明了一个观点：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反传统的，而无序的市场化更可能会让传统文化四分五裂。

　　今日中国的现实是：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传统文化的力量越是减弱。以至于天津作家冯骥才先生说：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要打120急救电话的时候了。

　　拯救传统文化的声音，成了2004年的一道特别抢眼的人文景观。而这种声音在现代化的排山倒海的浪潮里显得温暖但无奈。

　　一些人开始怀念起与城市隔绝的乡村，在那里仍然有淳朴的民风，依然有正统而朴素的民俗。当春节的爆竹次第拉开花红柳绿的节日庆典时，当红男绿女走村串户欢天喜地地抖擞出对春节的膜拜和图腾后，当一切纷扰在此刻而且惟有此刻抛到脑后时，他们的繁文缛节是虔诚的，他们的欢乐是纯粹的，他们过的，才是城市人记忆深处的红色中国年。

　　与此同时，一些民歌手被城市人发掘出来，经常为城市人献歌。他们的声音，成了工业化的城市里最为原生态的粮食般朴素的声音。

　　庄仔：守望直航

　　盼望已久的两岸包机终于实现了直航，台湾人庄仔却决定留守北京。回家过年对他来说意味着无穷的“麻烦”：他持台胞证，大陆籍太太需办赴台证；他经商挣人民币，回到父母家则要花台币。直航点燃的是经年的热望，但热度仅仅融化了冰山一角

　　“我是庄仔，你们杂志是国营单位吗？”第一次见面，台湾人庄崧冽就问了一个特别“大陆”的问题，穿着一身运动装的他在“雕刻时光”咖啡馆里惬意放松，很有主人翁的架势。

　　已经在大陆呆了12年的庄仔，虽还是一副学生样，但实际已是北京四家咖啡连锁店的老板。1月18日，他参加了由台办和台商协会组织的乘坐直航包机动员会；虽然庄仔早已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但是朋友一招呼，仍然毫不犹豫地去了，因为直航是他盼了10多年的事。

　　庄仔的家在台湾云林县虎尾镇，到台北市开车走高速路需要三个半小时。爷爷奶奶在一个叫三块厝的乡下种田，共有8个子女，老人在世时，每年春节，所有的子女都必须赶回老家，一聚就是四五十人，庄仔也不例外。

　　当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学生的时候，庄仔每年都要回家过年。为了省钱，他选择坐火车，需要花两夜三天时间，先从北京坐到广州，从那里搭早班的火车到深圳，再经过罗湖的关卡进入香港，从那里转机到台湾，回家光单程就需要一个礼拜。而过完年，庄仔又得像候鸟迁徙一样，遵循着同一条路线，花费同样的时间返回北京。

　　1997年，庄仔毕业了，娶了昵称小猫的长沙女孩李若帆，两人一起在北京创办了“雕刻时光”咖啡馆。经济条件宽裕了，回台湾不用再坐火车了，但因为小猫的大陆身份，回家过年反而更加麻烦了——要先把两人的结婚证复印件和照片邮寄给庄仔的哥哥，由哥哥从台湾发邀请函，办理好小猫的赴台证，再邮寄回大陆。小猫在大陆这边也要办手续，因为不是北京户籍，还得拿着赴台证回趟长沙，而后再返回北京与庄仔一起走，一趟下来，光办证就要花两到三周的时间。

　　而后，他们还需要从香港或者澳门转机，中间至少需要等两到三个小时，有时候也会在香港住个经济的旅馆，四处逛一逛，“过年没意思，真没意思。钱都让香港人给赚走了，赚了商场费用，酒店钟点费，旅游的费用。” 庄仔抱怨。

　　直到去参加包机动员会前，庄仔还不知道，此次包机直航仅限于台商及台籍眷属，他的大陆籍太太尚无资格乘坐。至于他自己，因为从来没有正式参加过任何的台商组织，还不晓得自己应该如何归类，“我是在经商，可是我应该也算台湾学生一类吧？”庄仔有些困惑。而按照规定，台湾学生也是不得乘坐包机的一种，理由是台湾教育部没有允许他们来大陆念书。得知规矩后，庄仔十分不解，“愚蠢！”这个看上去厚道、愉快的台湾青年迅速地反应。

　　尽管如此，庄仔还是为这次直航顺利完成而高兴。毕竟，现在从北京到台北只用不到四个小时，而以前从香港转机，最快也要一整天。庄仔盘算着将来有一天，两岸完全通航后，可以把自己店里的大陆员工送到台湾去培训。

　　庄仔是很早就决定今年不回去过年的。除了因小猫办证件太麻烦，店里也需要有人照管，还因为全天下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和台币的官方机构，回家前庄仔还不得不托人将人民币换成美金。回去一趟，至少需要3万块人民币，这相当于一个台湾普通工薪阶层三个月的薪水，北京一个普通白领半年的收入。虽然有咖啡馆的收入，毕竟也是不菲的开支。

　　但庄仔心里最重视的，还是小猫的感受。“她蛮反感台湾人的，可是她嫁给了一个台湾老公”，庄仔有些幸灾乐祸，但语气里又充满了怜惜。权衡下来，两人更倾向在大陆过年，“挺累的，挺麻烦，所以懒得回台湾。”

　　庄仔坦承，有时台湾人大陆人之间的差异不是一般地大。在北京，除了小猫很近的朋友，他们的圈子里很少有大陆人，周末一起去打壁球的玩伴几乎都是台湾人。庄仔说，他觉得很难和大陆朋友在很深刻的层次上进行交流，“背景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讲究不一样？经济不一样？”他也分析不出原因，不过他很乐观的认为，毕竟是同文同种，没有什么不可跨越的鸿沟，只是时间问题。比如和太太小猫磨合下来，他认为他们之间如今的沟通就只是平凡的男人和女人会发生的问题，而不是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问题。

　　虽然不回家，但庄仔还是会将过年孝敬父母的“压岁钱”特地委托朋友带回，因为目前两岸之间，可以寄信，但还不可以寄钱。

　　庄仔说，自己是个“丢了的儿子”，而妈妈常常笑他是个嫁到大陆的人！本刊记者/罗雪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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