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放——解禁——再禁——再解。每年的这时候，有关鞭炮禁放与解禁的话题总是充斥着公共传媒。正反双方在唇枪舌剑中你来我往，“禁”也“民意”，“解”也“民意”，搞得观众们好不糊涂。
春节燃放鞭炮是我们的民俗中的一部分，对这部分民俗的喜爱和实践是一项权利，如果承认这一点，它就当然具有权利的所有特征。权利不容被非法剥夺，不管这种权利的行使
可能给权利人带来多大的伤害。就像郁闷中的男人手中的香烟一样———吸烟危害人体健康人尽皆知，但这同样不妨碍烟民们行使抽烟这项权利。我们能容忍一个烟民在吞云吐雾中“慢性自杀”，为何却不能容忍一个普通百姓在节日的氛围中放几响鞭炮。
权利不能被禁止，但权利并非漫无边界，燃放鞭炮的权利同样不是绝对的。权利的界限应当在碰到另一个合法的权利时止。你有燃放鞭炮的权利，我有免于噪音污染的自由；你习惯硝烟弥漫的喜庆，我想保有一份清新的空气。又以抽烟为类比，抽不抽烟固然是一项权利，但在公共场所，抽烟就必须是一项受限的权利。
笔者承认在年卅的钟声敲响之际燃放鞭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个时间段对于所有的人而言是可以预期的，不想承受噪音之扰的人根据预期能够先采取防范和避害的措施，从而有效降低损害。但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对燃放鞭炮开禁，无异于鼓励喜爱鞭炮的人向不喜欢鞭炮的人展开一次集体侵权。由于鞭炮的放与不放，在何处燃放都掌握在放的人手中，对于其他人而言，鞭炮的炸响具有不可预期性，因而使防范变得根本不可能。
在践行法治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接受了权利的观念，也认识到权利的行使有其界限。我们学会了投诉邻近的工地因通宵施工而带来的噪音不断，我们知道控制电视或音响的音量以免干扰邻居的生活，我们认为工厂不加处理地排放废气侵害了我们的权益，我们有同样的理由要求燃放鞭炮的权利必须在法治的范围内行使——如果民俗要因此而付出代价，这也是实践法治所必须承受的代价。 (作者：海南大学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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