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春节正在走向“全球化”。鸡年新春，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希拉克、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等多国政要纷纷向中国人和在本国的华人拜年，联合国秘书处首次为中国春节举办文艺晚会，英国外交部首次为中国春节举行招待会，美国纽约州则通过法令，规定中国农历新年为纽约州法定假日。
这也许并不奇怪。外国政府和政要重视中国传统节日，其中恐怕不乏政治考量的成
分，华人的投票分量越来越大，他们当然有理由向华裔选民示好。另外，多元文化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西方国家的宪法也约束政治家们不得歧视少数族裔，这其中即包括尊重其文化习俗。
与之对比，很多人抱怨，在国内年味儿却似乎淡薄了。这同样并不奇怪。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就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扩大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冲击着固有的传统，从而使传统习俗对人们的吸引力减弱。选择范围的扩大，总是意味着忠诚度的降低。
其实，对于一种习俗来说，这样的状态是很正常的。传统也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而传统的生命却是由我们赋予的。我们生活于传统中，但同时也塑造着传统。对于节庆活动，人们除了享受传统的乐趣之外，也总是在寻找新的活动样式。青年人的创新精神、老年人的保守心态、孩子的求奇心理、商人的谋利动机等等因素互动，塑造出一片节日气氛，让节日在保守现状中不乏新花样，在创新中又不失原来的灵魂。
春节的灵魂可能是永恒的，也可能不是永恒的，但可以肯定地说，过年的文化却总会有新样式。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传统，传统总是变动不居的。有的时候，外来的因素冲击力较大，或者人们普遍地求新贪异，则传统习俗的味道就会淡薄。但传统总是具有超出人们想象的力量，假以某种时机，它就会复归过来。也许现在，我们就正处于传统复归的时期。
不管年味儿是浓是淡，都是无数民众自发继承、选择、创造的结果。年味儿即使确实淡薄了，我们也不能责怪某个人或某个社会群体，因为每个人拥有选择的自由，而在节庆活动样式方面，似乎谈不上对或者错。
话说回来，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却是有对错之分的。而关于传统民俗节日的公共政策，确有不少值得訾议之处。比如，大多数民众都同意，不放烟花鞭炮就不能算过年。但四五年前很多城市政府颁布地方法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政府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安全、卫生、环保等等理由，看起来哪一个都很充分。然而，面对千年流传下来的民俗，这些理由真的站得住脚吗？事实上，千年的民俗已经沉淀为民众的文化基因，政府的法令最终不能拧过这股力量，有些城市近两年又废止了禁鞭法规。
但仍然有一些城市逆民俗而行，试图通过强化执法，彻底禁绝燃放。这样的法规将民众推入一个两难境地：如果燃放，就属于知法犯法；要做守法良民，他本人和整个社会却要付出代价：他自己丧失古老的习俗带给他们的乐趣，而过年的民俗也在民众心目中暗淡不少。没了鞭炮声，城里面也就少了年味儿了。
这些地方政府强行贯彻禁鞭法规，显示了部分官员对民族传统节庆活动缺乏同情的理解。类似的政策错误所在多有。按照习俗，过年最重要的节目安排在除夕日，然而，这一天却不是法定假日。同样，元宵节也是春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给热烈而漫长的春节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这一天同样不是法定假日。
这样的法律和政策是不恰当的，它表明，某些政府官员对春节的民俗，对于春节的文化内涵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们低估了某些日子、某种活动对于民众的精神生命的意义。对于民俗，我们不必谈论“民族认同”或“文化认同”之类的宏大话语。但从常识的角度看，政府应当尊重民众的习俗，只要这种习俗不是显著地有悖于天理人情；政府不应阻止民众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自己的节日，只要其活动未对他人构成显著的伤害。这就是政府对民俗所能行使的权力的界限。习俗大体上属于政府不应加以限制、取缔的范围。政府所能做的是帮助民众更好地过节，比如，安排法定假日，提供安全保障，为节庆活动提供便利。
传统的习俗、节庆会演变成什么样，没有人能够预卜。不过，假如官员们摒弃理性的自负，在制定法律与政策的时候对民俗给予同情的理解，就能制定出较为明智的公共政策，从而为民众在保守与创新、本土节日与洋节之间取得平衡创造某种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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