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反成腐败分子避难所

　　最近公布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对现行反腐倡廉法规，已经过时的要及时废止，有明显缺陷的要适时修订完善，需要细化的要尽快制定实施细则，需要制定配套制度的要抓紧制定，实现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我想，《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一条的规定肯定是属于“有明显缺陷的要适时修订完善”的范畴。

　　一般来说，腐败官员是很害怕《刑法》的，都不想对《刑法》“对号入座”，但是

有一条则是例外，那就是第三百九十五条，对这一条，腐败官员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有点“争先恐后”的意思，惟恐自己对不上这一条。为什么？因为这一条刑法是这样写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这就是说，我只要咬紧牙关不说，哪怕是贪它个几百万、几千万，你最多也就是判我“五年”的刑，而按照第三百八十三条，“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从“理论”上讲，只要满足“在十万元以上的”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这两条，就可“处死刑”。凡人大致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判五年或判死刑或无期徒刑之间会选择哪一种？只要不是傻瓜，都会选择前者。所以，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之间的这样“不讲道理的差异”，贪官污吏怎么能不喜欢？

　　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腐败官员的判决书中都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一罪，而且这个“巨额财产”越来越巨，甚至“巨额”得“无边无际”，其“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数额往往要比贪污、受贿的数额要大得多。

　　如，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巨额财产”竟有2640万元之多；

　　安徽“巨贪”尹西才其家庭财产就有包括2000多万元人民币和66万余元美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四川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郑道访，受贿612万、美元10万，巨额财产485万不能说明来源；

　　“广西第一贪”李乘龙收受贿赂人民币374.5万元、美元2.5万元、港币1万元，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人民币有566.4万元、港币9660元、美元321元、台币1000元、澳大利亚元500元以及首饰一批；

　　安徽省原阜阳市市长肖作新与其妻周继美共同受贿人民币116.4651万元，港币5万元，然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钱却有1233万元，几乎是“查实有去处的”10倍左右；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非法收受7人或单位送的人民币236万元，澳币1万元(折合人民币6.1万元)，索取4人或单位人民币275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17.1万元，还对其拥有的价值人民币480.58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的确，在很多公布的案件中，关于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名词了，而且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中的“巨额”有越来越“巨”之趋势，而且有的居然还能成为贪官污吏的一个“避难所”，“免死牌”！山西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原局长啜文由于300万元来路不明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一年多的审理，日前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3年，其妻赵青梅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竟被免予刑事处罚。

　　为什么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越来越“时髦”？贪官污吏越来越喜欢？广大人民越来越愤怒？我就想到，在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背后肯定还隐藏着什么，它决不是用贪官污吏害了“健忘症”所能解释的。

　　为何？

　　其一、这些贪官污吏都是“人精”，一个个都是“钱串子”，脑子都好使极了，对金钱都有一种特殊的“嗜好”，写一个条子的价值是多少？批一个工程又能带来多少“效益”？提拔一个科长、处长的价格又多高？这些家伙的心中清楚得很。若是对方不拿足够的钱来“孝敬”，那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休想！不看到花花绿绿的票子，其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是决不会出手的，哪能说忘就忘！对不义之财的“失忆症”？只有儍子才那样认为。

　　其二、谁都知道，权钱交易是要摘帽子、下监狱、掉脑袋的事，凡搞几万、十几万交易的，都是“慎之又慎”、“想了又想”的。对方“可靠不可靠”？会不会“泄密”？会不会“出卖”自己？若是觉得不可靠，是决不会做这类“买卖”的。所以，凡是涉及到那些再三思虑、又关连到自己身家性命的“重大事”，是决不会说忘就忘了的。

　　其三、一般而言，若是所忘的是一些块儿八毛的小数字，这还情由可原，而现在却不是，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这种使人心惊肉跳的“天文数字”，能简单地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打发掉了吗？！连三岁的小孩子都蒙不了。

　　所以，贪官污吏之所以“说不清”巨额财产的来源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贪官污吏如此“健忘”？

　　原来这些贪官污吏既是索贿受贿的能手，又是精通法律的专家。他们之所以对自己所贪数目如此“健忘”，就是因为他们想钻法律的空子。有这样一个案例：《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登北流原市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原副主任卢在权的索贿受贿案，查清的只有55万元、港币1.2万元，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却达到522万元、港币22万元、美元13764元，两者差距实在太大。这一案审判的结果是：卢在权因犯索取和收受他人贿赂财物(共52万元、港币1﹒2万元)的贿赂罪而被判有期徒刑15年，然而对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人民币510万元、港币22万元、美元1.3万元，却判有期徒刑5年。所以，法律如此这般规定，使那些熟知法律厉害的贪官污吏就抱定这样一个宗旨：只要你不掌握证据，我就来一个“死不承认”，就来一个“我什么都忘了”，看你奈何我怎样？所以，在如今贪官污吏案中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也就越来越多了。

　　此外，自然也会有这样的贪官污吏，与那些“送”钱的“款爷”们“挺铁”，事先甚至还有这样的“君子之交”：一旦“东窗案发”，我决不“咬你”，因为根据刑法，行贿在1万元以上的，就可立案；即使不到1万元，但情节严重的，亦可立案，那些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行贿者，还可判5年以上到10年的徒刑。当然，对贪官污吏的这种“恩德”，那些“款爷”自然是感激涕零的，也就会以各种方式对不“咬出”自己的贪官污吏进行“回报”的。

　　当然，在现实的司法审判的实践中还有这样一种现象：明知贪官污吏问题非常严重，但是，苦于侦查无门，立案无据，面对这些官场老手，又不能久拖不决，最后也就只能以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来“了”之，也是属于无奈中的一种选择。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办案者的“手下留情”。贪官污吏收受贿赂那么多，哪儿来的？还不是各级干部和不法奸商们送来的。查得太清楚了，那些送贿的也会有罪：行贿罪。涉及的人太多，也不好处理。于是，为了地方的“稳定”，只要贪官污吏不说，也就不去深究了。譬如，一位名叫艾承宏的中国工商银行新余分行营业部计划信贷科科长，为其违规操作的原行长朱某说情，向胡长清行贿2万元，结果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想一想，譬如，若是将1223万元的巨额不明财产都查清，会有多少个2万元的行贿者啊！会有多少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的干部啊！对一个市来说，这个数字可不是少数，而且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人都将会受党纪国法的处理。而其中呢？的确有相当一批属于“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他们的确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不得不”行贿的。怎么办？为了“维护”稳定地方大局，为了“保护”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行贿干部，也就只能装装糊涂，只能“适可而止”了。再如，那个海南省原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在台上的时候，当地送礼干部多达数百人，怎么办？于是，一个说“记不清了”，一个就说既然“记不清了”就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处理吧，一下子就“保护”了数百名干部，“稳定”了当地的政局。这种“保护性措施”，看起来很“明智”，但是由于没有触动当地根深蒂固的庞大腐败势力，所以只要气候合适，一旦台上的掌权人变成了“张火贵”、“李火贵”时，它就会立即死灰复燃。当然，还有这样一些人，利用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来包庇贪官污吏，继续他们的司法腐败。

　　最后还得指出“另一种可能”，即在腐败泛滥、发展的今天，有的“案中人”或“与案子有牵连的”人也会将腐败的方法用到办案人中去，即用贿赂的方法将办案人员拖下水。这样说是不是有根据？轰动全国的哈尔滨国贸城案不就是这样：有关上级领导两次派调查组进驻国贸，两次都被大名鼎鼎的总经理张庭浦用贿赂的方式顶住了，因而“调查的结论”都是“没有问题”，中纪委硬是不信，派了第三个调查组，张庭浦旧技重演，这一次工作组没有被拖下水，而将计就计，顺藤摸瓜，才将此案破获。为此，该办案人员深有体会地说：“在反贪斗争面前，办案人员不是英雄，就是罪犯。”总之，万一我们办案人的立场不够坚定，禁不住金钱的诱惑，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到了“关键时刻”也就只能放手，以一个“无法查清的理由”将案子打发掉。

　　那么，面对越来越多的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现象，该怎么办呢？

　　一是建议法律界应该正视这一“法律滞后”现象，要尽快研究它，修改它，不能熟视无睹。摸清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提高法定刑，将犯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罪分几个“档次”行不行？譬如，第一档为10万到30万，判1至3年；第二档为30万到100万，判3至5年；第三档为100万300万，5年至10年；第四档为300万以上，可判10年至无期。总之，不能让贪官污吏占便宜。

　　二是要在办案上多下一点功夫，思路宽一点，办法多一点，证据确凿一点，尽可能地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中的“巨额”降下来，不要将它作为“兜底”来处理。

　　三是多多参考一些国外在这个问题上处置的方法。譬如，在新加坡，对说不清来历的巨额财产，就推定为贪污或受贿。

　　四是面对那些顽固不化的贪官污吏，惩罚更要“狠一点”，让他们感觉到即便是有了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量刑也便宜不到那儿去，就像那个李乘龙那样，该杀的还是要杀。当今有很多“让人看不懂的判决”：贪污受贿巨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亦是巨大，判是判了死刑，最后却变成了“死缓”。“死缓”总得要有理由，难道贪官污吏以沉默来对抗交待就有“死缓”的资格？

　　落实《实施纲要》精神，笔者希望能尽快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一条，从而切实有力打击腐败分子。 邵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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