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从伊拉克人质事件透视出国务工现状

　　蛇头是主谋、债主是帮凶、亲友是外援，草根阶层的中国“劳工”开始了新一轮的“飘洋过海闯南洋”。然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文/胡赳赳、林翔

　　农民也是全球化的一分子，福建省通过正规渠道在境外就业的只有4.7万人，而通过非

正规渠道到国外打工的劳务人员据估计有数十万人，他们中绝大部分是农民。

　　此次从伊拉克人质事件中被解救回来的8名中国“劳工”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支，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回国后面临的不是重返家园的喜悦，而是一贫如洗的家和五位数的高利贷。

　　去新加坡的费用为5万元，以色列8万元，日本10万元，英国20万元，美国费用最高，要50万元，最便宜的伊拉克为2万元。即便交了这么多钱，通过正规劳务公司也很难“办”出去，于是“劳工出国”便成为黑中介和蛇头的天下。

　　过去10多年里，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等地的农民工收入基本在每月500-800元的水平，而赴伊拉克、以色列等地的招工广告上却承诺每月4000-6000元的高薪。

　　此次在伊被挟持的8名农民分别在2003和2004年以赴泰国旅游为由申办出国护照，但事实上却是到伊拉克务工。这8人同样都借了高利贷(2.5分的息)。

　　“劳工”一词具有典型的歧视意味，在文牍上他们被称之为“出国劳务人员”。有报道说，这8名出国劳务人员回国后，结局不是春节的合家团圆，而是四处躲债。原因很简单：这条民间的“利益循环体”被突发事件给打破了。

　　但在当地，还是有很多人继续选择了这样一条“生物链”。

　　跨出国门的冲动

　　“祖上某某人就是和村里的一群小伙子划着小船到南洋打工发家致富的。”——在中国南方地区，有不少人就是在这样的家族传说中长大的。“飘洋过海闯南洋”是这里的一种民间想象。

　　在国内农民工工资偏低的情况下，海外劳务对曾经被束缚在土地上和灶台边的农民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纵然飘洋过海打工给他们所带来的艰辛并非常人所能体会，但跨出国门“挣点大钱，办些大事”已经成为一些农民在“全球化下的中国梦”。

　　2005年1月19日中午，34岁的徐美丽正在家人的帮助下打点她的行装，这是她第二次出国打工。而此时，电视里的整点新闻正报道着在伊拉克遭绑架的“平潭人质事件”，她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

　　徐美丽四年前第一次出国，是到非洲毛里求斯的一家台资服装厂做织衣工。2004年回国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她又通过劳务公司签了去越南一家制衣厂当初级管理人员的合同。

　　“很多人都是这样啦，回来了又走了。没办法，(在国内打工的)工资就是那么低。”在徐美丽看来，这是许多当地人愿意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徐美丽曾经在县城的制衣厂打工，一个月工资550元，还经常领不到加班费；在毛里求斯打工，则是一个月300美金，如果全年满勤的话，一年可以领到十三个月的工资。

　　她停下手中的活，掰着手指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我在县里打工，即使一分不花，也得20年才能买一套10万块的房子；但是去国外，可能六七年就可以攒下这笔钱。”徐美丽出国打工的原因只有两个：第一件事就是为了盖房子，第二件事就是为了孩子读书。

　　就在离徐美丽家不远的一个农场里，像徐美丽这样到国外“讨生活”的人还很多。“龙眼荔枝卖不出去啊，价钱太低了！能出国最好，留在农村干活的都是老头子了。”

　　然而，和很多妇女不同的是，不少年轻人在踏出国门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抱有点儿“挣大钱干大事，彻底改变生活”的心理。在农村，大众媒体的广告宣传往往不如茶余饭后的口头传播来得有效。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成功例子。比如某某人家的儿子出国挣了大钱，回来盖了栋五层的小洋楼；某某人家的孩子回国以后投资办了个私人工厂，云云。这些成功的例子虽然不是一种必然，却成了一种“善意的传说”，使许多年轻人往往忽略了背井离乡的艰辛，愿意相信自己也可以通过出国打工而改变命运。“朋友说‘人家都出国了，你也去试一下吧’。”一个正打算出国的小伙子告诉记者，“我也想出去闯一闯，回来办点大事比较有可能。”

　　有学者研究表明，当社会发生急剧变动时，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熟悉的人中选择那些原先自身条件不如己、可现在处境却比“我”好的人作为参照系，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成为出走他乡、寻求社会地位提升的动力。

　　面对电视里出国劳工悲惨遭遇的报道，他们也并非没有考虑过风险。“主要比较怕被骗，也很怕那里的社会不安全。但是，出去总算是个机会，总比在这里种荔枝有出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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