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摄影尚未到可以分流派的地步

　　西方的城市摄影已经有百多年的发展期，而中国20年前才开始。

　　文/毛译敏 图—阿灿/新周刊

　　2005年1月，在广东美术馆隆重

　　开幕的“城市·重视”2005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中，南方摄影力量不再以一个地域性的群体面貌出现，来自广州、北京、上海、吉林、大连、香港、海口等城市的38位国内摄影师以及15位国外摄影师的作品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城市摄影不分地域流派，正在以显学的姿态与速度在城市间蔓延。

　　来自城市的挑衅

　　“没有流派，中国的城市摄影尚且没有到可以分流派的地步。”此次展览的主策展人之一、著名摄影评论家顾铮认为：“与中国翻天覆地的城市化进程相比，城市摄影的发展还是太慢了。”

　　长久以来，中国摄影界内追捧的是边疆、民俗、人文、自然等风土题材，这种“视网膜的艺术”(杜尚语)虽有着愉悦的美感，却因其未能直接与现实发生联系、并且没有观点的表达、创新甚至颠覆而被艺术家们所诟病。“我觉得某些人不应该叫摄影家，而是运动家——跑到边远地区、身上挂满了长长短短的镜头、支好摄影架，每隔10分钟按一次快门……还蛮辛苦的呢！他们是劳模、高级摄影爱好者、却不是艺术家。”顾铮对此同样充满了调侃，在他眼中，即使是边疆风土照，那些关注自然、被人的自私所造成毁坏的相片意义要大过单纯的风光照，因为镜头背后有思考。

　　“为什么我要强调都市？因为今天中国城市的都市化进程实在是太令人眩晕了。我们时时都能感受到来自城市化的高速运转、压力甚至是挑衅。如果一个摄影师对此视而不见，那他就是个瞎子。并不是反对边寨采风，我想强调的是，在城市里这些看上去司空见惯、平凡与麻木的视觉中，如何捕捉到城市偶尔一露的‘真相’，这是对摄影师的一种挑战。”顾铮同时提到德国学者本雅明的观点“光学无意识”——摄影镜头是一种凝视，城市空间里所有一切摆放、安置、痕迹都凝聚了人的活动与意志。这些人类活动的遗留物，构成了整个时代的无意识，城市摄影正是提供了个体与现实重新审视的机会，它记录、保存与压缩了这种无意识，并通过胶片释放出来。我们因此认识世界的真相。

　　在顾铮看来，城市摄影意义如此之重。西方的城市摄影已经有百多年的发展期，而中国基本上20年前才开始。尽管这几年来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80后”摄影家们表现出越来越猛烈的创作力与多变的创作手法，但还没到可以用城市来分流派的时候。他轻描淡写地提道：“只有在高压的时代里，人们才会用群体来抗议，自由的时代里不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纽约有群摄影师都拍纽约，他们并不成为一个群体，甚至彼此之间有并不欣赏对方的；但到90年代，学者们在梳理时把他们定为‘纽约派’，他们中很多都过世了，根本不知自己成了纽约派——分流派是将来史学家的事情，不是现在。”

　　开始“照镜子”的中国人

　　“动物是不会照镜子的！”艺术家陈丹青此言一出，坐在研讨会上的安哥微微笑了。多年来他的摄影创作想要表达的也正是这样的观点。作为广州最早开始关注城市题材的摄影家安哥，也同样是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之一。早在20年前，他就开始用纪实摄影来关注城市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人是需要照镜子的，而摄影就是安哥的镜子，通向真实感与自我的唯一途径。

　　当年曾经背着幻灯机到朋友家里办“幻灯放映会”的安哥，一直都在奔走着为他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放“幻灯会”—— 从广东美术馆2002年的“中国人本”摄影展到现在的“城市·重视”双年展，从纯粹的纪实到丰富的多样性、从国内到国际，两次展览安哥看到了更多可以玩味的东西。

　　“我发现1990年代以来新一代的摄影师，他们很关注自我。如同第六代导演一样，他们生活和成长都在城市里，因此他们会回归到对现实与自身境况的关注。除了纪实外，他们用了很多表现手法，包括导演式(邢丹文《都市演绎》)、装置(白洛宜《沙发》)以及与数码结合的作品(邈晓春《庆》)。与纪实一样，虽手法不同，但都是通往真实感的一种方式。不过，在与一部分外国摄影家聊天时，我发现东西方的角度还是有所不同。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年轻一代在东方急速而来的全球化变化中的切肤之痛与兴奋。而西方可能更关注摄影语言、趣味以及在照片中一些东方符号化的东西，在已经被城市化洗礼过和正在被洗礼的人群中，视角不同。而这正成为了国际影展的意义，展现更多的多元化、促进了解。”

　　与安哥观点印证的，恰好是此次带着巴黎蓬皮杜中心专项收藏而来的该中心摄影部主任阿兰·萨亚格(AlainS ayag)先生。他声称在此次展览中个人最欣赏邵逸农与慕辰的作品《防震装置》——也许正是这幅照片中因复制“文革” 中“要准备打仗”口号下的民间防震备战、家家户户的窗口用“米”字条封起来的画面让阿兰·萨亚格看到了东方、历史以及一点点政治调侃的趣味？在阿兰眼中，中国摄影师的趣味还是太倾向于纪实，而西方摄影则更强调“自己怎么看世界”——这或许是视角的差异？事实上，在这次展览中，中国摄影师们已经在“照镜子”，不管是审视、反省、批判、张扬……种种，强调从自我出发的作品比比皆是。

　　为什么会是广州

　　为什么会是广州？顾铮说：“南方摄影力量之所以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与良好的环境，与改革开放后这里开风气之先、最早得到新观念有关,与此地媒体发达、影像报道得到重视有关；还与这座城市的市民性、丰富与自由有关。我昨天到广州，看到大街上一家酒楼的员工拍集体照，五六十号人，站在大马路边，摄影师把架子‘哐’一下架在马路中间，在来来往往的车流间，抓空档‘咔嚓’。呼啸往来的汽车与摄影师，相安无事，我也在旁边捞了几张……而要在北京，司机早骂开了。”也许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摄影更可能成为人手一部数码相机走街的娱乐，而它的形式、语言、观念才得到了最丰富、多样以及大众的讨论。

　　为什么会是广州？安哥在开幕式上发言：“……此次展览，最要感谢的是来自广东美术馆及其馆长王璜生的帮助。” ——这看似例牌的说辞背后，是该次展览的所有资金均由广东美术馆支付的事实。事实上，在美术馆与学术界的范畴里，摄影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这样的重视。最专业的冲晒、装裱以及保存，广东美术馆在“中国人本”后收藏了展出的所有作品，而此次展览亦标志着摄影将成为广东美术馆将来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该馆的策展人蔡涛说他去法国以及德国考察时，发现不仅在私人画廊、美术馆、拍卖行上有摄影作品的身影，甚至还有专业的展览公司办摄影展；而根据东京都摄影馆的统计数据得知每年来观看影展的日本青年以倍增长，他认为视觉影像艺术不仅是有学术价值，更有大众市场。在广州近两年历次举办的摄影展上，摄影与学术界和大众的围墙正在消失，而王璜生也因他的推动被中国摄影协会评为“2004年度摄影人物”。

　　为什么会是广州？也许是一切的偶然联系成了一个必然。比如几个人、城市的开放性与这里年轻人的躁动不安。但光凭这些是不够的，正如顾铮所说：“当摄影家走了，底片怎么办？在国外有基金会，在国内目前似乎只有美术馆。在这个时候，或许政府应该考虑建立何种机构来保存这些由大众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与时代的记录，至少应该有一个计划的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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