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跨越柯达在中国》：一种包容色彩的思想

　　从《跨越》一书包装上来说，柯达的色彩超过了柯达大中华区总裁叶莺的色彩，叶莺的色彩超过了作者袁卫东的色彩，而中国最强势的出版商中信的色彩却被淡化，这对于中国出版业龙头的中信出版社是难以想象的。

　　能够做到这样的只有叶莺，我从不怀疑她有如此魅力，就像只有她能完成一个跨国公司与中国一个行业的合资，如今这个跨国公司占据中国胶卷冲印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并坐

拥中国排名第一的连锁渠道。正是她带领柯达在中国完成了一个纯西方公司在东方市场的完美跨越。

　　作为他们两人共同的好友，作为此书自始至终的见证人，不能不说一说它背后的跨越故事。

　　找袁卫东来写这本书，叶莺是冒险的，因为袁卫东此前并没有写过书，尽管他写过很多优秀的企业报道，而只有写过书的人才知道，写新闻报道与写书之间会有多大的跨越。可我赞同叶莺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袁卫东的身上潜伏着巨大的能量，他来自内蒙古，是个有野性和血性的人；学的是历史，汉文明的尊严已深入骨髓；成长于开放的时代语境中，对西方蔚蓝文明又相当推崇。而叶莺也并不讳言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她说：给柯达写书的人很多，但很多书稿都被锁进了档案。

　　接下这个挑战也是我对袁卫东的鼓励，觉得对一个新闻人来说，如此深入跨国公司，探询它的内在秘密，那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以对跨国公司管理、营销、商业政治等诸多奥秘深入研究，而其间东西方的两种文明是怎样抗拒与征服、博弈与妥协、交战与交融更是迷人之极。而它正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最核心的命题之一。袁卫东也是轻装上阵，对于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两个有很强自尊心的人在半年之后陷入了“冷战”。表面原因是，在袁卫东眼中，柯达的某种官僚属性侵犯了他作为新闻人的独立尊严。而在叶莺看来，是柯达在请袁卫东写书，而不是某个出版社在请他写书，柯达为他创造了最开放的采访条件，他好像并没有足够珍惜这种诚意和信任。

　　在那个“冷战”的盛夏里，我和袁卫东进行了数小时长谈，发现问题不仅仅是沟通方式的，不仅仅是自由激情的新闻人和讲程序和规则的跨国公司间的分歧，更深层次的问题来自于袁卫东的思想冲突。

　　袁卫东遇到了一个当代青年知识分子最典型的精神矛盾。一方面他对西方商业文明乃至政治文明相当认同，认为开放引进外资是非常必要的，他非常赞同政府做出的与柯达进行全行业合资的决定，但现实结果是柯达对中国胶卷行业的垄断又是与“自由市场”相背的；与此同时，从情感上，他的中国梦和中国心使其对中国感光业创始人林希之的悲剧命运唏嘘不已，流下热泪，但他又只能看到柯达终结了中国本土企业传统的影像工业。理性上的西方认同和情感上的东方归属在他的大脑中，也在他的笔下天人交战，犹如两匹烈马，各奔东西，难以驾驭。

　　对于认识上的困扰，我给他的建议是：一，用“存在就是合理的”的态度来看待柯达在中国的垄断，尽管笔者始终坚持认为“对内开放应先于对外开放”，但笔者不能不承认柯达的存在本身就是合理的，因为中国人没有办法自己蓄积推动变革的力量，只能借助外来的刺激；二，可以把影像行业的开放看成是中国开放的一块试验田，看成是“对外开放优先于对内开放”的试验品，就像把中国的通讯制造业看成是“对内开放优先于对外开放”的试验品，两场实验成为两把尺子，都是中国与国际经济更深层、也更关键接轨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三，无论东、西还是内、外的力量，都要看它给中国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带来什么，而不要盲信他们自己说什么。

　　回到新闻人的“零度情感”上来，是笔者对袁卫东采写上的建议，尽可能少一些主观评论，作为一个忠实的倾听者、观察者、记录者，还原柯达在中国的跨越事实，描绘各当事人在各个时段的真实心态。

　　就像读者现在所看到的，双方此后达成了共识。袁卫东回归了历史记录者应有的“司马迁态度”上来，而叶莺也充分尊重了独立观察人的客观视野。这种相互尊重使得这本几乎被档案封存的商业史书重见天日。

　　写这篇《跨越》的书评，也是在写一本书的跨越故事，是叶莺的跨越，是袁卫东的跨越，也是书中每一个人物的心灵跨越。

　　只要是脚踏着两种文化，只要你脑子中有两种文明，不管这两种是东方或西方、是农业或工业、是计划或市场、是集权或民主，是垄断或竞争，甚至是心中我、他的分别；只要不是掩耳盗铃，只要不甘心当鸵鸟，早晚必须面对。

　　要么固执分裂，要么完成跨越。 (注：本书作者袁卫东为《南风窗》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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