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宣布取消农业税。然而这一举措，却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2月28日出版的《�望东方周刊》报道，一位被媒体称为“学者型官员”的某省农业厅厅长张教授指出，免除农业税不仅是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它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一个冲击，“在中国农民的意识里，种地纳粮是天经地义的
事情。现在农民不缴农业税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一定会受到影响”。
我们都承认，免征农业税必将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冲击。但是这种冲击的结果，必然是让农村社会形成了张教授所称的那种缺乏国家意识的意识形态吗？我难以认同。
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在目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还在征收农业税。我们显然不能说，更多没有征收农业税的国家的国民，都普遍缺乏国家意识。而如果依据张教授的说法，征收农业税必然产生国家意识。这是不是说：更多的征收农业税必将产生更强烈的国家意识？如果我们并不排斥历史课本中那些苛税时期农民社会的记忆，这一说法的荒诞不经之处就不言自明。当然，张教授所说的可能只是基于一种“适度的”前提，但这也必须回到国家意识的产生，并放到一定历史及社会发展条件下进行考量。
国家意识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认知意识。毫无疑问，国家对于国民的庇护与国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是公民国家意识形成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但是谁会说，从最实际的利益与最朴素的情感出发，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的对国家的认同感较之于取消前反而降低了？
要知道，我们面临着这样的社会现状：如何焕发农村社会的创造热情，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也呼唤中央在扶持农业发展方面做出切实的举措；城乡二元格局的制度设计，在特定历史时期农村对于城市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或牺牲，更加要求国家对农村的“反哺”。这个时候做出的取消农业税这一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举措，只会增强而不会降低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
因此，以农业税来强化国家意识的说法，实在让人莫名所以。现代社会以权利与保障为内核，增强公民国家意识的观念，早已不同于过去那种以强权和专制以期形成国家意识的社会形态。如果以此来看待张教授的说法，我们能看到多少关于农民权利与保障的成分呢？
张教授的说法，其实不值一驳。而假如说我有所担忧，则在于报道所说“学者型官员”这一身份，以及由此显示出的取消农业税所面临的可能的障碍。我们有理由担心，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业主管部门的主要官员，他对取消农业税的这种观点，会不会对取消农业税工作带来影响？在各地宣布取消农业税后，舆论最大的担心就在于，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认识不到位，使这一政策在实行中遭到异化。我真担心，所谓取消农业税将影响农民国家意识的说法，在某种情势下会成为异化中央政策的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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