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领导集体步入中考期 2005年将是改革年(3)

　　“干部能不能真正理解和跟上意图”

　　组织路线关乎着政策的落实。细心的人们注意到，中国2003年“两会”以后，在省部级领导中，文科出身的已经占据多数。根据新华网上最新的省委书记名录统计，理工科和文

科出身的比重分别为40%和60%。

　　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之前曾任河南省委书记，曾被媒体称为中国“政治新星”，是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之一，而他是经济学博士。

　　很多人都注意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干部队伍建设的着力描述。而中央对东北的政治治理得到了巨大的强化，显示了某种信号。在黑龙江，几乎所有的地市级领导被更换，曾掌管组织工作的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涉嫌腐败被查处，导致黑龙江政坛掀起反腐风暴。

　　在民众最关注的反腐败问题上，更强调治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四管齐下”反腐败制度，即党内监督条例、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对地方党政高级干部的巡视制度以及中央各部委的纪检监察的垂直管理制度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谢庆奎认为,两年多来,执政党对组织基础的巩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玩忽职守的人大胆撤职,二是更换省长，三是出台多种条例和规则,从制度上加强监督。

　　在概括两年多中央领导集体的组织路线时，杨凤春认为，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中央要求好的官员不仅要考虑眼前的利益，还要考虑持续发展，不仅大刀阔斧地改革，还要摆平各方面的利益。

　　毫无疑问，任何政策、路线都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以前人们都追逐GDP，而一下子让人们纠正，要做到统筹，不容易。有的所谓‘精英’甚至认为，老百姓什么都不懂，老百姓不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杨凤春说。

　　他认为，必须对既有的利益格局作出调整，这方面的阻力有时是非常大的，因为和很多个人的利益相连。

　　四川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认为，“言行一致非常重要，十六大以后，十六届一中、二中和三中全会，都是十六大报告的具体化。中央领导不回避矛盾，现在的问题是，下面的干部能不能真正理解和跟上他们的意图。”

　　中央权威与党内民主的协调创新

　　专家们认为，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政治、组织、思想上统一全党的会议。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认为，衡量“三个代表”是否实现的标准是什么，最初并不清楚，而胡锦涛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三个代表”思想找到了落脚，并将之系统化。

　　“四中全会的论述都有最终落脚点，全都在体制上和机制上面，比如政治机制，为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可操作性的东西，比如减少落实到差额选举和减少党政副职等，这是非常明显的组织特点。”

　　专家指出,原来更多强调个人素质,但这次提的执政能力多是从全党的角度来说的,讲作为执政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王长江认为，两年多以来，中央领导层除了重视执政来源应该获得更广大公众的支持外，还认识到要执好政，党必须有活力。

　　“这是党的位置决定的，强调党内民主的动因还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执政支持，如果没有党内民主，老百姓就会不信任，也就削弱了执政基础。”

　　这位著名的党建专家还认为，还要解决权力的有效性问题，就要尽量精简、合并党的机构，并且授权清晰，“说到底，加强中央权威和党内民主，两者在理论上是可以协调的，但是现在看，有的地方还是需要不断深化创新。”

　　从调整进入改革攻坚

　　“总的看，还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未来，新政府对和谐与善良的鼓励，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官员们也感到官不好当了，开始探讨新的从政路子，开始思考与老百姓的关系问题。”杨凤春说。

　　就下一步发展，继续进行的学习型政党建设、大规模干部培训、保持先进性教育对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知名学者王绍光则指出，判断政策取向是否清晰，不能只看政策宣言，还要看财政资金的流向。

　　“没有一个政府的财政资金是完全充裕的，它必须在各类急需花钱的地方作出取舍和权衡。因此，资金的流向可以更准确地揭示政府政策的轻重缓急。”

　　2004年8月22日前后，中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活动。有观察人士认为，回顾去年的纪念活动可以总结，纪念他的目的就是重新回顾他的理论，而以前大多注意到他的理论的一方面，比如发展经济，比如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忽视了另一方面，比如共同富裕，比如先富带后富。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还警告过，“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王绍光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局部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它促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开始花更大的气力来“兼顾”公平。

　　“现在的‘兼顾’终于有了一些实质内容。从财政资金的流向看，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已经跨出了两大步，正在迈出第三大步。”

　　第一步是加大中央对西部省份的财政转移支付，第二步是加大对城市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投入，第三步是加大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力度。

　　这三步都在做，“这是顺应民心的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头20年中国政府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将更大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政策上来。”

　　刚刚过去的2004年无疑可以称作“宏观调控年”，2005年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改革年”。这使外界观察今年“两会”的兴趣愈浓，而2005年恰好又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是:2005年要“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会议提出,“当前，改革处于攻坚阶段,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要围绕解决影响发展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突出重点、积极推进、稳步实施”。

　　中央为2005年的改革如此定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关于中国改革方向的争论和质疑。对改革的路径和方式有各种不同看法本不足为奇，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进而引致对改革的“清算”、走回头路，那将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

　　展望今后的中国政府的施政方略，如一位评论者所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同时要更加回归到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上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宣称的传统优势是有更好的社会政策，有更好的公平和公正。“相信‘十一五’计划肯定将会在这方面做足文章。”《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林楚方，实习记者沈亮、柴爱新／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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