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领导集体步入中考期 2005年将是改革年

　　刚刚过去的2004年无疑可以称作“宏观调控年”，2005年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改革年”。这使外界观察今年“两会”的兴趣愈浓，而2005年恰好又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

　　这次“两会”，也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后的第一次“两会”

　　“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这是出自安徽来安县邵集乡松郢村的一幅20

05年新春对联，“虽说土气，但能说出我们农民的心里话。”松郢村村民梁振虎说。

　　农民以春联表达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并不罕见。但取消农业税这个“第一回”所凝聚的民意力量，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执政党的民意支持，却引起了新的注目。

　　“两会”前另一番颇受关注的情形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共最大的自我教育活动”。北京中直机关一位张姓公务员正在参加这项活动，“这个词有些拗口，但是单位抓得很紧。”

　　每天她都要经过西单地铁，在北京最繁华地段的地下通道里，乞讨者已经冻得不堪忍受，几个人蜷缩在一起，张将一元纸币扔到乞讨者铁制的钱罐里，对方一点反应也没有。

　　“太冷了，我穿着羽绒服都难受，可他们却要在这里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黑夜，这时，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自己是个党员。”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年初,温家宝总理为死难矿工落泪的一幕,引发了媒体的纷纷报道。然而,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发生在2004年的黑龙江鸡西“欺骗总理事件”──总理的批示被地方官们推来推去，甚至交上严重“掺水”的调查报告。这一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做法显示了这些地方官员极低的执政能力。

　　因反映鸡西市政府欺骗温家宝总理而闻名的夏家骏的评价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机制,让制度来保障每个官员不敢撒谎、不能撒谎,既对中央负责,也对百姓负责。

　　本届政府为建立这样的制度做出了新的努力,但要完全建立起来,又恐怕不是一届政府任期内所能完成的事情。21世纪初的中国就在这样的矛盾中前行。

　　经受一次次考验

　　2005年3月，全国“两会”即将举行，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后的第一次“两会”。在四中全会上，2004年9月1日，江泽民提出辞去党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他在信中还表示，“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到2005年3月，已经将近两年半，距离十七大，还有不到3年的时间。2003年3月本届政府诞生，到今年3月，也已两年，至下一届全国人代会换届选举，还剩3年。按一种通行说法，新一届领导集体正在步入“中考”期。

　　在十六大结束前后，中国媒体热议的话题是“13年大脉络”。在之前的13年中，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2002年，在胡锦涛刚刚担任党的总书记的时候，海外有媒体在报道时，用了“Who is Hu”(谁是胡)这样的标题。不仅海外人士对新的中共领导人感到陌生，即使对许多普通中国民众来说，当时也不太清楚新的领导人将带来什么。

　　这使2003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备受关注。在这次会议上，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选举产生，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这次“两会”上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给媒体带来了一片惊喜。新华社的报道说，“今年的‘两会’，新人多，新气象、新作风、新观念更多，透露出中国政治的新走向”。人代会结束时，新当选总理的温家宝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和纲领。

　　距此又过了两年。2003年的抗击非典，以及2004年实施的“比非典更严峻的考验”的宏观调控，为这一届政府打上了特殊的英勇气概和机智色彩，也为其今后的执政确立了坚实基础和缜密思路。

　　两年中,中国经济在2002年增长8%的基础上,分别增长9.3%和9.5%,许多领域的表现让外界惊异。随着胡锦涛在国际舞台上的频频精彩亮相，新的领导层确立了自己的威望，明晰地展示了自己的施政理念,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体系,并向世界描绘出了一个清晰的中国未来。而对于即将召开的“两会”来说,党的高层频频提及的和谐社会理念,则构成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背景。

　　“像勇士一样”

　　刚刚过去的2004年和已经开始的2005年，对于在北京市宣武区马莲道一个施工队里打工的河南林县农民陈文平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2004年春,从16岁就开始务农的年仅21岁的陈文平来北京打工,2004年年底他顺利地拿到了7000块钱工资,回家给了父母。

　　他有点羞涩，“出来的目的，就是攒钱，娶媳妇。老家娶媳妇要花3万块钱(不算盖房子)。给女方彩礼要1万，买家具、家电1万、婚庆典礼置办酒席等还要1万。”

　　按他现在的收入水平，如果4年不拖欠工资，陈文平就有娶媳妇的经济能力了。另一位民工李泽明说，去年能够拿到工资，“和温家宝有关，总理都帮我们要，谁敢不给!”

　　有媒体在此时再度引用了2003年底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做的一次演讲,他说:“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于像狄更斯、德莱塞小说所描写的那种痛苦境地。”

　　解决拖欠问题，取消农业税，以及帮助下岗失业者，使众多的弱势人群看到了希望;而诸如把“保护合法私有财产”这样的内容首次写入宪法，则使更多的公民尤其是中产者及富有者感到了安全。

　　“回忆起来,我感到好可怕。会过去的,会过去的,我们都在祈祷。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参加2003年抗击非典风暴的北京某医院的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回忆。

　　她和她的一个同事，都投入了那场“战争”，“我们最初是不满意的，因为有人隐瞒了疫情，尽管失职官员受到了追究，但还是绝望。”

　　“如果问我，什么时候看到了希望，可以说，就是看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像勇士一样，我对他们的好感就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这一届政府的最大特点就是倡导以人为本，从口号、理论、实践上进行贯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谢庆奎说。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中国科学院著名学者陆建华认为,如果看这两年来的中国政治,可以发现很多事情都是中央领导层主动促成的,这说明他们是干实事的。

　　“比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学习型政党，制订《党内监督条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进党内民主，执政能力建设，两次出台涉农‘一号’文件，简化出访视察的送迎仪式等。”

　　陆还提到了抗击非典、宏观调控、制度反腐、遏止“台独”、处理香港问题、防治艾滋病、应对矿难等方面的举措。

　　在处理中美关系、与周边国家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及反恐、伊战、朝核等敏感问题上，这一届政府也有新颖的思路。

　　“有时是主动出击,有时是事发后的‘被动’策应,但这是相对的,比如非典,看起来是被动的,但实际上从解决问题来看,被动中却赢得了难得的主动。中央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战略和技术,在‘两会’上必然会引起代表和委员们的兴趣。”陆建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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