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杂志：中国期待官与商良性互动 (2)

　　官商互动的经济学

　　宋亚平曾经扮演过不同的角色：官员、知识分子、商人，当然，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和幸运。不过在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下，官员和商人虽属于不同的社会角色，但官商之

间并非只有鸿沟，在这两大职业群体间，正常的人才流动和角色转换也是社会需要的。相对而言，这种正常流动所产生的利益会更多更直接地体现在商界

　　本刊记者 白红义/文

　　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弃官下海投身商场，越来越多的经济精英频频涉足政治舞台，无疑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显著变化。然而于公开场合，无论是官员下海、抑或是商人从政，在当下中国的政商两途依然都是讳莫如深，几乎所有的当事者均选择了低调。

　　事实上，很多的做法、想法是不必也不该遮遮掩掩的，身处“潜规则”盛行的社会中，你越是这样反而越容易令人生疑。而在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下，官员和商人本就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官员是公众利益的代表，对国家和全体民众负责；商人是企业利益的代表，对企业的股东负责。其实，官与商只要都安分守己，在其位、谋其事，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就可以各尽其职、各显其能。

　　当然，官商之间并非只有鸿沟。在这两大职业群体间，正常的人才流动和角色转换也是社会所必需的。

　　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

　　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而言，官员下海和商人从政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折射出的则是当时极具历史特殊性的官商关系。

　　据学者杨光分析，计划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不外乎有以下几类：“父子关系”(某级政府与其直属企业之间)、“祖孙关系”(某级政府与其下属部门的直属企业之间)，还有“兄弟关系”(某级政府与其上级政府的直属企业之间)。政府开办企业、管理企业，企业依靠政府、供养政府，企业的事要政府来管、政府的事要企业操心，所有的事都由同一群人规划管理。老实说，这个时候也能实现官与商的流转，反正党政领导和企业领导都是“党的干部”，待在哪个岗位全凭组织安排。全中国被划分为“条条”和“块块”，“单位”与“单位”、“干部”与“干部”之间只能用行政等级来联系和区分。

　　改革开放以后，国企改制、民企兴起、机构改革、政府转型，政企关系随之变化。党政官员与企业负责人之间的角色分工渐渐拉大距离。自官场跳去商场的故事便日益多起来，概括起来，这股潮流大概有过三波：1980年代中期、1992年和本世纪初的2001-2002年。而商场成功或借工商统战渠道或因特殊考量而得政治进身者，肇始自1990年代，至今蔚为大观。

　　官商二场之间的互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动因，官商各有各的考量：

　　在为官者看来，心里落差着实难以抚平。一则从商者林林总总、五色杂存，机关从业者多受过良好教育，自感不在其后；二则工作投入与物质收益之间不成比例，尤其随着时间流逝，与自己同学、同事而今在私人部门工作者比较，投入收益上形成的不平感更盛。三则机关体制虽安稳，但若想沿循官僚体制层级盘旋而上，耗时较多且概率较小，而商业领域由于开放度更高，影响力蹿升的机会更大。

　　就为商者而言，或有如下两种情况。确有一部分人，在商场取得成功后，意图实现其更大抱负，毕竟几千年官本位文化的耳濡目染非同小可。另有一部分商人则完全出于自利目的。目前，中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完善，政府行政的随意性还不少，这可能使得缺乏公共权力保护的商人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商人会本能地向政府靠拢。如果依托公共权力，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优势，或者减少交易费用，都可使商人在竞争中处于优势；或者可以在一些个案上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施加影响，从中获取利益。

　　“经济人”逐利的本性造成官商之间的人才流动，这对政商二界意味着一个双赢局面的产生。从商界说，人力资源水平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从政界说，透过商业的活力，为缓解其他领域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助力，也为政府从更多领域的淡出提供了弹性。所以，若将官商之间的互动视作一次正常的职业转换，则商之官变与官之商变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商人从政之路径选择

　　相对而言，政商二界这种正常流动所产生的利益会更多更直接地体现在商界。在获得平衡其原有人才结构偏失的公共管理人才的同时，由于商界仍然保有其自然淘汰机制，因此商业规则通常不因下海官员加入而变。但对于官场而言，离开者中相对更多具活力、具思想、具能力的管理人才，他们的离去有可能使官场的刻板性因此更加强化，甚至因而降低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从理论的层面分析，商界在官之商变的过程中获益甚多。但从操作层面来看，商之官变的难度却远远大于官之商变。

　　当下中国，商人从政的途径大概有如下五种：

　　一、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是较为流行的一种渠道。例如在温州市的第十届人大545名代表中，私营企业家代表有151名，占了27.7%。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富人出身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比比皆是。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甚至当选为该省政协副主席。

　　二、政府给予有实力的企业家一定的党政职务或政治待遇。如河北省清河县早在1990年代初就规定，私企老板可以通过纳税进阶官场，政府以官职论功行赏。

　　三、政府聘请民企老板以专业人士身份进入政府任职。如上海市徐汇区，亿唐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唐海松出任外经贸委副主任，而兼职区外经委副主任的耶鲁大学法律博士钱学峰和兼职区招商中心副主任的黄勇也是两家咨询公司的总裁。

　　四、政府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2004年6月，浙江省将公选的范围直接面向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以及“海归”人员。

　　五、通过村委会选举担任村干部。据浙江省民政厅的报告显示：在义乌、宁波等地，资产过百万的先富群体已占据农村两委会成员的六成以上，而支书和主任80%由百万富翁担任。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也有一大批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担任了村支书或其他职务，县委甚至硬性规定年收入5-10万元的村支部书记必须达到相当比例。

　　事实上，对第一种途径，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其本质还是民意代表，这一角色承担的是参政议政的职能。第二种途径的荣誉意义则大于实际意义。而对以专业人士的身份进入官场的商人来说，提供决策参考才是他们最主要的职责，至于采不采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第四种途径是个有益的尝试，只可惜参选的10多位民营企业家在笔试阶段便纷纷落马。对最后一种途径而言，村官们虽然有了一些职权，但作为一个自治组织的头脑影响力毕竟有限。

　　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是近15年来的事情，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的时间就更短，因此，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商人都是一个正在成长着的阶层，远远达不到韦伯所说的“政治成熟”的状态。虽则可供商人们选择的路径似乎很多，看起来很美，但仔细分析，商人从政的情况并不如人意，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仍难以进入政治决策的核心层。商人若想在政治舞台上有更大作为，还需要各方在观念和制度上的与时俱进，当然，商人阶层自身的成熟也很重要。

　　下海之前，找个猎头

　　商人从政的情况并不如人意，而官员从商的命运也要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相当成功，一类有点失意。为避免在商界铩羽而归，你需要更好的职业规划。猎头们说：中国官员的突出能力就表现在对于人事的管理调配上

　　本刊记者 赵奕/文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次高调的行动，即使当事者并没有事先张扬：2000年7月6日，山东垦利县县长门新国递交了辞呈，到私营企业黄河集团担任常务副总经理一职，年薪20万元。就像多米诺骨牌，门的行为引发了垦利县及东营市一批干部的下海，导致当地官场震惊不已。

　　据东营市委组织部透露，当时在市委组织部直管干部中，短时间内就有处级干部4人，科级干部5人下海。此后，在短短的时间内，黄河集团接到来自江苏、江西等地的电话、传真40多次，都是所在地官员要求加盟黄河集团。媒体称这次事件为“跳黄河”。

　　是时，有官员称“门新国现象”“对受官本位思想影响深远的地区，冲击很大，对面临机构改革彷徨不定的公务员来说，等于作了一场无声的思想动员报告。”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并不如人们当初所设想的那样——两年多以后，最初繁花似锦般热闹的黄河集团远离了媒体的视线，门新国已然退出黄河，内中详情不得而知。

　　“跳黄河”的收场竟只是呛了水，令人不禁怅然而唏嘘。

　　官员：稀缺“商品”

　　下海官员的命运可以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第一类相当成功，他们或已是坐拥千万资产的企业家，或已成为社会知名人士；另一类则有点失意，如门新国和原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等，他们辞去官职从商后，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境况较之官场黯淡。据记者观察，成功者的特点是自己创办企业，期间虽经历一些波折，最后仍然取得成就。而失败官员则以当初高调来到私企成为一名高级打工仔的居多，他们也往往多是一些地方官员。

　　按照北京泰来猎头事务所总经理纪云的话说，在商界铩羽而归的官员，原本应该可以有更好的职业规划。在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考虑猎头公司，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官员在接触猎头公司时“都不太积极，甚至很不耐烦。”

　　北京泰来是目前仍旧“健在”的最早的猎头公司，其创办者纪云也常被称为“中国猎头第一人”。然而，“第一人”于官员下海也很陌生，纪云告诉记者，泰来针对官员的案例很少，“我们每年的业务只有不到2%是关于官员的，而且不太成功，很少有官员愿意主动离开原来的岗位。”

　　纪云认为，官员可能是存在认识误区，觉得猎头就是不择手段挖人。其实，作为专业运作人力资源的公司，猎头的工作是为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为人才找到合适的发展空间，官员完全可以在下海之前向猎头咨询意向公司的情况，职业前景如何等，降低跳槽之后的风险。

　　并且，“官员对于猎头公司来说是稀缺商品。” 据北京赛思卓越猎头公司的总经理黄剑介绍，在刚刚加入WTO的一段时间内，原外经贸部的官员纷纷被外国公司看好，有一批人跳槽成功，赛思卓越居间牵线搭桥。后来，部里内部有了规定，加上国家关于官员下海的有关政策收紧，部里人员流动不得不慢下来。而在北京，诸如赛思卓越这样的猎头公司还有不少，他们手头拥有客户资源，但是找不到相应的人才来满足需求。

　　官场缺乏一定的流动性，但商界对官员的需求与日俱增。特别是一些试图在欠发达地区打开局面的企业，更加渴求来自官场的人才。猎头公司也开始有目的地把官员从发达地区引入欠发达地区。

　　黄剑介绍，一家江西的开发区企业需要招商官员，他就在广东找到了人选，此人当时已经退休，曾在广东的开发区担任招商官员角色。“他去江西很短时间，就招商了十几个亿。”黄剑说：“在广东时，他跟投资商关系很好。以前别人对内地的情况不熟悉，他来到这里后就把两地的优势嫁接起来，做得非常成功。”

　　目前，对官员人才缺口最大的就是招商引资的人才。以前招商引资本是政府来做，交给官员完成；现在都是企业来做，企业希望从成功地区找到前政府官员，这块的需求特别大。

　　位于需求第二位的是对中国金融政策非常熟悉，对法律法规也非常熟悉的官员。中行、人行、证监会、商务部等部门的官员都是外资公司追逐的对象。“然而官员往往不愿意离开，因为这些部门都是炙手可热的部门。”

　　最后一部分官员，是行业官员，他们来自诸如轻工、机械、石油、电信等部门，不仅了解行业的相关技术；也了解中国官场的运作模式，深谙中国官场打交道的规范，拥有人脉资源。

　　依然敏感的话题

　　“虽然中国政府公务员的数量巨大，但是真正符合要求的官员很少。”黄剑说，官员与商人其实是互通的，假如官员能够给猎头公司一个机会，他们择业将会获得更好的规划。他认为，假如大家能够以一种更加职业的眼光来看待官员、看待官员下海的情况，而中国的体制和文化，也能够给予官员更多的选择机会，那么社会精英的流通将会形成一个良性态势。

　　黄的这一观点在同行中颇受认同。上海人才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俊伟告诉记者，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不管人口基数如何，在GDP达到8%左右的一个快速增长期内，最最缺乏的就是管理人才。而管理能力是官员和商人最最相通的地方，他们都需要带领团队取得业绩。中国官员的突出能力就表现在对于人事的管理调配上。可以预见，将来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官员与商人难以完成角色转换，官场和商界难以做到人才流通，而是精英的管理人才在总数上的匮乏。

　　不过话虽如此，在中国，猎头公司涉及官员的猎头案例至今依然算是凤毛麟角。记者接连拨通了京、沪、穗、深等地的猎头公司的电话，几乎所有公司都表示“没有做过官员(案例)”或者“很少做官员(案例)”。

　　上海天博咨询公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同样做一个案例，官员涉及的方方面面情况更加复杂，猎头公司要花费更多精力来了解市场的情况，来考察官员是否符合客户要求。与从一般公司挖人、从高校找人，完全是两个概念，“官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要打入这个圈子很费力。”

　　深圳尤里克咨询公司则表示，猎头公司不是说客，只是牵线搭桥的角色。官员这个职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是相对固定的，不像IT业、金融业、建筑工程等行业那么流动频繁，所以猎头公司不可能将业务有意朝这个方向倾斜。

　　据记者了解，猎头公司无意开拓官员人才的业务，这是因为目前，下海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有人甚至提出，某些官员的从商其实是一种期权腐败，他们利用在职期间积累的资源，加盟企业后再加以利用，获得高额回报。腐败行为当然必须打击，2004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规定官员辞去公职后三年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事业性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中央政策的出台打击了腐败现象，从另外一个方面也使官员下海变得更加敏感，不仅身处其位的官员不愿意多谈什么，猎头公司似乎也惟恐避之不及。

　　有的学者认为，官员下海较少，社会精英的流通没有形成良性态势，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目前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把官员分作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两类，分别由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来管理，这种模糊划分让公务员的流动基本上在内部进行，很难从外部引入人才。

　　中国目前没有像欧美国家，在官员中明确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在国外，事务官员相对稳定，他们不会频繁调动，离开岗位来到商界的机会更少；而政务官往往由选举产生，他们的背景复杂，可以是法官、企业家、律师、商人等等。

　　另外，从文化角度看，赛思卓越的黄剑认为中国还是官本位思想比较浓厚的国家，官员作为社会各种资源的掌握者，他们获得的价值认同超过其他职业。特别是经济不发达、欠发达的地方，官员不想从商自不待言，官场还成为几乎所有人梦寐以求的职业场所，所谓的社会精英间的流通、互动当然更无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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