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待官与商良性互动 官员下海仍是敏感话题

　　官与商的良性互动

　　本刊记者 李远夫 文

　　在中国，若把“官”与“商”这两个字联系起来，一般都会引发人们许多的联想：“官商勾结”、“官商合流”甚至“官商一体”，等等。因为历代皇朝均以“重农抑商”为基

本政策，商为“四民”之末，要逐利致富、求得更高社会地位，就不得不寻求权力的庇护与帮助，故而官商之不分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人们受到这种历史、文化的长期影响，也就对时下某些官员“下海”、商人从政的现象多少有了些敏感，总是要不由自主琢磨背后是不是有“猫腻”。

　　这一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但过多的猜疑就往往多余了，因为现在已经大不同于昔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随着权力界限逐渐规范、清晰，中国社会愈益多元化，社会形态愈发健康，无论为商为官，都可以看作不过是个人的职业选择。也因为此，我们开始将从政为官者视为一个职业群体(虽然他们还不无特殊之处)。

　　我们认为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里，个人由从政转而从商，或由经商转而为官，只要不属于遭人诟病、千夫所指的腐败之列，就应当被视为一次正常的职业转换，一次“跳槽”。而我们这里所做的，就是对这一职业角色转换过程及他们于其中的种种心理变化予以揭示，并做出提醒。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关注从政者和从商者这两个职业群体，努力描绘他们的状态，他们的个性魅力，他们的喜怒哀乐。作为今日中国的两大精英阶层，他们的思考、“行走”和互相改变角色，将影响整个社会群体的生态。我们希望通过对此关注和描绘，能够感知甚或把握社会发展或隐或显的“脉动”。

　　我们期待：官与商(即从政者和从商者)这两类职业角色之间的良性互动，将有益于个人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

　　湖北咸安：打工者归来

　　与宋亚平当年从省府大院辞职闯荡不同，宋是自己主动选择，而咸安的打工干部是被动选择，因此“呛呛水”的效果或多或少会有不同。他们出去两年，又回到官场，还能适应吗？

　　本刊记者 白红义 姜业奎 报道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本不是一个有名的地方，虽然很多官员的名片上都印有“中国桂花之乡”的字样，但说实话，桂花又能香飘多远呢？然而2001年，咸安却在全国出了大名。这主要缘于时任区委书记宋亚平的一项改革：咸安区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凡是年龄在40岁以下、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的，都要被轮派到外地打工。

　　打工期限为两年，在此期间，打工干部需要自谋职业，区里只给每人发放生活费每月150元。“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派出干部846人，目前在外的还有461人。”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斌洋介绍，“有一些干部在外地干得不错，其中有些人就向区里申请推迟回来的时间。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干部申请辞职的。”】

　　春节之前，黄远(化名)去咸安区里开会，区委宣传部长向他透露：“区里第六批干部外出打工就要开始了，你们想出去的话，赶紧准备准备，报名吧”。

　　一得到这个消息，老婆就和黄远闹起了别扭，反对他出去打工。黄远有点急了，“我已经30多岁了，不趁现在年轻出去开开眼界，难道等老了再去？”黄是一乡镇的党委委员兼宣传委员，行政级别副科，刚刚可以进入中国的行政序列。

　　“我也不知道她反对个什么劲。大道理跟她说了也没用，我现在只跟她算经济账。呆在家里，一个月撑死我也就千把块钱，出去做的好，一个月五六千、七八千都有可能。”黄远的情绪显然不好，“她以为我做这个干部有多轻松，自从宋(亚平)书记改革以后，我们乡镇工作累得要死。既然在家是累，出门也是累，还不如出去多挣两个钱，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黄远提到的改革，主要指的是乡镇机构精简工作。据咸安区委组织部介绍，如今咸安每个乡镇编制定额在30人左右，而以前“哪个乡镇没有一二百号人”。人员锐减，工作没少下来，每个人分摊自然就多了。

　　“她要是坚决反对，我也没办法，从内心来说，我是想出去的。”黄远很无奈，像妻子这样“拖后腿”的还真不多见。区委宣传部新闻科谭辉龙科长说，有些干部怕报了名选不上，还托人说情呢。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斌洋也表示：“除了第一批干部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以外，其他四批都是主动积极要求出去的。现在第六批报名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我预计报名还是会很踊跃。” 陈斌洋说，现在干部打工政策已经制度化，只待具体文件出台，就可遴选第六批干部出发了。“宋书记当时和我说，让咸安的干部出去‘呛呛水’。”

　　【让这些习惯了机关安逸的干部在市场经济中“呛呛水”，这就是宋亚平的初衷。宋也曾有南下打工的经历，在海南洋浦开发区“春风得意”之后回到湖北“主政一个地方”，他所掀起的“打工干部”改革，恰恰正是要其麾下的官员追踪他本人此前的足迹。或许，此举可以制造出许多的“宋亚平第二”。

　　但与宋亚平当年从省府大院辞职闯荡不同，宋是自己主动选择，而咸安的打工干部是被动选择，因此“呛呛水”的效果或多或少会有不同：有些人可能浅尝辄止，有些人则可能感受了宋亚平那样的“切肤之痛”。】

　　范汀桥大概是属于有过“切肤之痛”的咸安干部之一。“刻骨铭心的回忆，永远都记得。”他对记者叙说了自己打工的经过——

　　范汀桥是第一批187个打工干部中的一员，打工前任某镇人武部主任。老范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加上一口毫不带家乡口音的标准普通话，非常有派头。“我看上去是挺像个老板，结果在深圳找工作时，老是被人家拒绝。‘我们这里是招送水工，你看看你，哪像个送水的呀’？”

　　由于年龄偏大，又没什么一技之长，老范刚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整整用了30天的时间才有了着落，期间还被骗子看中并邀他入伙。最惨的时候，兜里只剩两块五毛钱。傍晚时候，一个人蹲在墙角落，看着对面的高级饭店，心里难受极了。范汀桥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是我妈接的电话。她问我吃过晚饭了没有，我骗他说吃过了。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妈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我还让她替我担心。”

　　因为没有工作，区领导来深圳看望慰问打工干部时，根本就没想到他。“那时我就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几经周折后，老范应聘到一家公司担任副总。因为社交能力极强，他越来越受老板的器重，干起活来也得心应手。等到区领导再一次到深圳来看望打工干部时，老范当仁不让的位于被“接见”之列。

　　“那天我坐着公司给我配的专车来到开会的地方。我一坐下，司机就把茶杯、公文包往桌子上一放，然后在我背后笔挺地站着。领导们一看，都蒙了，这范汀桥可玩大了。”很快,范汀桥接到了组织部的电话，让他回去主持市场开发中心的工作。

　　老范不是很想回去，“我在公司一个月收入八九千，什么专车、手机都是公司配的，工作又顺心，实在没有回去的理由。”但是组织部那边不停催，“更重要的是，从我父亲开始，我们一家没有一个人做过一把手，所以我又有点心动，想回来做点事情了。”

　　在公司半年总结大会上，老范高歌一曲，之后当着数百名员工的面，正式向老板提出辞职。突然，台下有很多小姑娘喊道“范总，我们爱你”，“范总，你别走”。“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天的场景，我觉得那是我一辈子人生的巅峰。”

　　“我本来是准备回来大干一场的，可是你说，我这一节新电池搭上这么多节旧电池有用吗？”范汀桥现在的这个单位，是由工商局一部分职能分离出来的，管咸安区市场的经营。“我手下这批人，本来都是穿制服，现在制服是脱下了，习惯、作风却还是老样子。说实话，要是换到以前在公司里，我早就开除掉几个了。”

　　“昨天我们家刚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说到这，老范给记者卖起了关子，“实话告诉你吧，已经有一两家公司联系我了，报酬都不错。”不过记者看得出，让老范一下子完全脱下“官员”这件外套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次要去的话，就要彻底跟国家断了关系了。哎，难啊！”

　　【“出去这么久，又回到官场，还能适应吗？”记者曾小心翼翼地抛出这个问题。谁知老范瞪着眼睛反问道：“不习惯是正常的，怎么可能习惯呢？”

　　选派干部外出打工，无非是想让他们接受市场经济新思维，并继而带动当地的观念进化。但是很明显，他们的力量依然渺小，当地百姓也少有人认为干部打工政策已给了咸安官场多大变化。范汀桥对此直言不讳：“就靠我们几百人，想改变整个地区的风貌，是不大可能的。而且，我敢说，出去打工的干部本身获得成功的比例不足20%。”】

　　与老范的“失意”相比，34岁的宋任东在新的岗位上显然自如多了。他打工前已经当了四五年的区旅游局副局长，回来后就任局长。

　　宋看上去很儒雅。点燃一根烟后，他一边给我们递名片，一边笑眯眯地问道：“你们这次准备从哪个角度报道这个事情呢？”名片上赫然印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旅游局局长、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旅游总公司总经理。

　　“我们称呼你宋局还是宋总呢？”

　　“他们都叫我宋局，不过我更喜欢后一种身份。我是站在全区高度的商人。”(这倒是个挺奇怪的定位：弃官从商就算了，做商人也这么“没志气”——人家都是放眼全球，起码也要面向全国，他却只站在“全区”高度！)

　　“说真的，我现在只想把咸安的旅游业做好，把品牌打响，盘子做大。具体的行政工作我基本上都不太管了，交给下面人去做。”

　　“那你这个旅游局的一把手忙什么呢？”

　　“我现在主要在忙策划、推广咸安的旅游景点。说穿了，我是在做营销。把咸安的旅游资源整合好，再卖一个好价钱。我在深圳打工时，重点就留心了他们怎么策划，怎么制造‘卖点’，怎么推销⋯⋯”

　　也许是讲到了兴头上，宋总给记者上起了“营销”课。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打断，“宋总，这些东西，我们听了都头痛，你怎么说服你手下人啊？”

　　看来这句话点到了宋任东的“痛处”，他的语速明显没有刚才那么快了。“一开始，班子里是有很多人反对。他们不理解啊！觉得花这么多钱在营销上，简直就是浪费。以前我们也搞宣传，就是在报纸上登一两块豆腐块的广告，再就是电台上播两段话，但是又有谁看、有谁听呢？”

　　“好在我一直在旅游局工作，大家互相之间也是知根知底，因此也没什么摩擦。我比很多回来的干部幸运的是，我不是在一个新的单位。否则，真的很难说。”

　　“说实话，我现在对做官真的没什么兴趣。‘双推双考’我也参加了，笔试第一名，面试也是名列前茅。但现在我只想把咸安的旅游产业做好。”宋的理由是，商人考虑最多的就是怎样把自己的生意从小做到大，而不是眼睛盯着别人的大生意。

　　【在咸安，有一个财政局的干部，平时一点也不惹人注意，出去工作后，凭着自己的注册会计师资格，在乐百氏做到了财务主管。还有一个保密局的干部，在家时，工作很清闲，出去打工后，因为计算机水平高，也干得很好。对此，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周运清教授分析说，这些干部最能适应官商身份之间的变化。因为“他们的生存，不是依靠某一种身份。他们自己本身掌握着一定的资源。”周本人是这项改革的决策顾问，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有不少干部根本就没有出去，也有不少人仅仅把打工这件事当作一个任务来完成，所以他们不可能有(像范汀桥、宋任东等这样的)体会和觉悟。

　　“为什么在国外，政治家、商人，甚至知识分子之间可以很轻易地换来换去，而在中国却不能呢？仅仅是因为我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教授这样反问记者。】

　　宋亚平：游走政商两途

　　这是宋亚平的人生轨迹：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分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从辞职闯荡到读博，从在海南洋浦开发区春风得意，复又回湖北“主政一个地方”，在咸安掀起“打工干部”改革，如今升任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官、学、商，数种角色游刃有余

　　本刊记者 白红义 姜业奎 报道

　　自1988年从湖北省政府政策研究室辞职下海，到如今官居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宋亚平用十数年的时间完成了职业生涯的螺旋式上升。期间，宋游走于官、商、学之界，不停地转换身份，终于以咸安区委书记任上一场轰轰烈烈的行动，挥洒出积蓄满腔的“改革志”。

　　十多年的游走，使得宋亚平真正的角色已经变得稍许模糊，就如他现在真实的内心世界一样，已让人琢磨不透。

　　比如谈及工作调动，宋亚平曾说，这是“省委领导的良苦用心”，与原来一线改革实践者的身份相比，可发挥的作用更大。“就像把一名好医生提拔为医院院长一样，他可以发现并造就更多的好医生”。

　　然而，他此前在央视《面对面》节目中的回答却有些不太一样。他当时表示：“如果说时间还长一点，或者我的权力更大一点的话，我在咸安可能还会再干几项改革的事情”！

　　再比如，数日前他曾踌躇再三，但最后还是客气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非常感谢你们，不过我真的没什么说的了。”他语气委婉，“为这个(指接受采访)我已经被老板批评过了。”宋亚平说，“老板”此前对他谆谆告诫说“要学会拒绝媒体”。

　　而其实，宋“骨子里是一个愿意出名、尤其是出大名的人”。宋亚平以前在咸安的部下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连《湖北日报》采访他都难。至于市级媒体，宋书记根本就不接受采访，一句‘工作很忙，没时间’就把人家打发了。但是像《南方周末》、《实话实说》这样级别的新闻媒体，他还是愿意接受访问的。”奈何现在有了“封口令”。

　　想出大名的宋亚平出生于1957年，1986年从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当时整个湖北省政府办事机构里，就只有我一个研究生。”宋亚平有一次略带骄傲地回忆说。

　　但这个唯一的研究生在省府大院只呆了两年就想辞职去南方闯荡。“当时南方改革风起云涌，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在内地广为传颂。我当时想，与其在机关过安稳平庸的日子，不如到南方去闯荡一番，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宋的“人生追求”具体所指为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历史学硕士、当时已31岁的宋亚平，做出这一决定肯定不会是心血来潮，也决不会如他后来所说的“(因为)在那种社会环境里面特别能帮你去认识这个社会，认识人与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那么简单。

　　虽然拥有很高的学历，但刚到深圳时，人生地不熟的宋亚平连份像样的工作也没有找到。并且很快，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无奈之下，宋在车站帮客人背起了行李，“整整背了七天，腰酸背疼。”除了扛行李，他“实际上下海的这几年可以说酸甜苦辣都尝遍了。”宋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也不禁感慨：“我当时是在社会最底层，我卖过报纸，送过盒饭，贩过蔬菜，扛过大包，谁都能欺负我”。

　　当“谁都能欺负他”时，不知道宋亚平有没有后悔过？不过有一段心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从侧面了解他当时的心境：“我当时就想，要是有一天让我主政一个地方，我对这些职能部门的大小官吏一定要严加管制，不让他再欺负老百姓”。而到1998年，宋亚平“主政一个地方”的机会来了——家乡湖北省准备在南方招聘一批优秀干部。

　　不过这时，宋亚平已经在海南干得很舒心，个人待遇高，与上司又特能谈得来。回去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回去。

　　事实上，如果仔细分析他这些年来的轨迹就多少能够看出，宋的回归湖北政坛并不让人惊奇。从辞职下海、到回学校读博士、再到下海南、最后回归湖北，宋亚平的身份在不停的变化，但有一点似乎并没有变过，那就是：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当年轻的宋亚平在层级繁复的省府大院籍籍无名苦熬资历时，不甘平淡的他难免有“穷则独善其身”的感慨——不如去南方捞几个现的实在。而当他获得博士学位，复又拥有数年不俗的下海经验时，一旦家乡的政治环境、政治气候适宜，他干一番事业的志向就不可能不重新被点燃起来。

　　当然，几年的商海锤炼也让宋亚平多了几分“圆滑”。据说，在咸安这么多年，宋没有上过歌舞厅，包括去理发都起码要一到两个男人陪着。对女同志，他则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不准到他家里来，“我老婆不在家，我说你一来以后，别人看见了还不知道我们两个在里面干什么”。

　　宋亚平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小心：“如果我不注意这些小节，我不注意我平常的一举一动，我就非常容易授人以柄。”这大概就是熟稔中国历史的宋亚平，于政商两界多年的历练之后，所悟出的大智慧吧。

  [1]  [2]  [3]  [下一页]

　　相关专题：《求是》-《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