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捐助：和谐社会第三次财富分配的调节器

　　新华网北京3月4日电（记者 李云路 潘清 聂建江） 甲申岁末发生在印度洋的海啸灾难震惊了世界，而由中国内地企业、团体和普通百姓在短短40天内募集的近5亿元人民币的民间援助也令国际社会惊叹。事实上，这种集纳社会资金帮助困难人群的民间捐助形式，正在作为中国政府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补充，成为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进行第三次财富分配的“调节器”。

　　人们注意到，转型时期的中国在经济发展迈入“快车道”的同时，社会分配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组长李实表示，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达4.7倍。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很大程度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撰文认为，中国政府在实行财富第二次分配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短短20年的扶贫开发为中国消除了2亿多贫困人口。但政府的财力毕竟有限，尽管中国政府在提高税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方面还有潜力，但其阻力也可想而知。因此，“基于民间自愿捐赠实现财富的三次分配”在他看来是“大有所为”。

　　“如果说第二次分配是第一次分配的补充，即政府弥补市场之不足，那么第三次分配则是第二次分配的补充，即民间捐赠弥补政府之不足。基于自愿的民间捐赠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有助于缓解贫困、缩小贫富差距，还可以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融合，提升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邓国胜说。

　　中国慈善事业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印度洋海啸中中国的民间捐赠就表现出了巨大潜力。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庞陈敏用“高效、有序、便捷”形容民间捐赠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资料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内地已建立了100余家社会公益机构，获得的民间捐助约为1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成立自1994年成立以来，共收得善款善物合计人民币50多亿元。

　　在中国内地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民间捐助甚至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街头募捐、慈善演出、爱心慢跑……来自企业和市民的近10亿元捐款，成为贫困家庭严冬里的御寒衣被，困难学生课桌上的免费午餐，白血病患者骨髓移植的一线生机。

　　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国西部省份甘肃，民间捐赠已经成为解决当地贫困的重要渠道。统计显示，甘肃自1995年慈善总会成立至今，共收到社会捐款超过1亿元。这些捐款主要用于解决该省“老少边穷”地区人口的生活用水，医疗服务、基础教育、农业科技、灾区群众生活及重建家园等方面。“实践证明，通过民间捐助，这些弱势群体的困难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一些人在民间捐助的帮助下走上了致富的道路，”甘肃省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张瑞堂说。

　　“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讲爱心。”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陈铁迪说，慈善公益机构接受并合理使用民间捐助，恰如“为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安上‘调节器’”，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令人欣喜的是，这种“财富三次分配”的观念已开始获得更多中国民营企业和“富豪们”的认同。欧洲货币（中国）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曾共同公布了《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共有50位慈善家入榜，他们在2003年共捐赠10.2亿元的现金和物资。

　　而在印度洋海啸灾难中，上海民营瀛通集团以一笔3000万元的捐款跃居企业捐赠的榜首，网易创始人丁磊则为印度洋海啸捐出的1000万元，多少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富豪“为富不仁”的成见。

　　民间捐赠也得到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厉无畏向全国人大提出：应积极推进调节收入的社会第三次分配，进一步动用力量促进社会和谐、高效发展。他建议，要建立鼓励富人捐资的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同时为私人捐资的基金会的运作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捐赠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不仅要有公司、企业以组织的形式捐赠，也要有个人的捐赠。不仅要有富人的捐赠，更要有普通公众的捐赠。而从国际经验来看，民间捐赠的真正主体应该是普通公众的小额捐赠。但目前在中国，自愿性捐赠还非常不足，这与国内捐赠文化、捐赠制度的缺位有关，也与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公信度不高有关。

　　专家建议，中国应加大宣传教育，培育符合中国特色的公益文化与公益市场，提高公众慈善意识；制定为企业和个人捐赠减免税的政策；通过落实对慈善机构的监督评估，提高民间慈善机构的公信度，形成公众自愿捐赠的社会风气。

　　相关专题：2005年全国两会